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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时代的青年领袖
■本刊编辑部
清末宣统3年，流亡海外的梁启超为驳斥对他的毁谤，致函上海某报主笔，“吾固确自信为现在中国不可少之一人也。……吾信吾足迹若能履中国之土，则于中国前途必有一部分裨益。……吾尝有一不惭之大言在此，曰：‘吾之能归国与否，此自关四万万人之福命……故吾常以为天如不死此四万万人者，终必有令我自效之一日。……”
今天，如果有人放出如此不惭之大言，十有八九会被送进疯人院。
梁启超那种承诺天下的霸气，是他的强烈超人意志的喷溅，是卓越天赋和历史使命结合的一种必然。
今天的青年领袖，恐怕谁也不会这么“不知天高地厚”，他们一定要集合起来，才可以有这样雄大的气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推出“我们时代的青年领袖”时会放弃原则，降低标准。
我们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经历过“文革”的集体疯魔，经历过思想解放的洗礼，经历过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过渡的阵痛和不适应，不论我们是否已经做好准备，大梦醒来，我们已经置身于一个尽管被人预言过却依然让我们措手不及的“信息时代”和“全球化时代”。中国无比迂缓时进时退的现代化进程，在悲情而愁苦地延续了150多年后，到了1990年代中后期，突然开始加速运转，技术革命、全球化力量、市场革命，这样几个西方历史上的重要发展阶段，相互缠绕着在中国同时展开。中国人在这前所未有的巨变面前，体验到了前所未有的晕眩和惶惑。
但是也有人应运而生，横空出世。随着才华横溢的青年人在各个领域粉墨登场，时代的火炬已经悄无声息地传递到新一代俊杰的手中。
我们看到，在一向由白发苍苍的耄耋老者据守的社会的塔尖，似乎一夜之间多出了一些年轻人的面孔，他们毫不客气地将难以跟上时代步伐的老者和无能者淘汰出局，也将他们之前的青年领袖从中心慢慢挤到边缘。人们在计划经济时代长时间高枕无忧地享受过的大锅饭式的经济上的“人人平等”，以及社会地位、资源基本由年龄和资历等僵化标准简单划归的长幼有序的制度，不再是铁定的律法。31岁的陈天桥和36岁的黄光裕已先后登顶中国首富，年轻博导卢柯37岁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35岁的贾樟柯已成为中国电影在国际上最响亮的名字。这些人中没有一个是家族产业或书香门第的世袭者，他们的财富和荣耀，都是凭着自我奋斗，凭着智慧和汗水，在日益剧烈的竞争中夺得的。黄光裕十多年前在北京开办第一家电器专卖店时，只有4000元本钱，现在他的国美电器城已经覆盖全国60多座城市；贾樟柯直到18岁，才第一次从老家汾阳去省城太原开眼界，现在他的电影已经在世界各地放映。
早在1978年3月18日的一次讲话中，邓小平就说过：“我们可以预见，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这句暗藏着一个刚刚从倒退时代走出的伟人的内心焦虑的预言，正在被一个务实的、紧迫的时代所兑现。
我们之所以将青年领袖的年龄界定在35岁左右，出于一个历史性的考量：今年35岁的精英人物，他们的出生年份是1970年，那时，“文革”的影响正开始走向消退，当他开始记事的时候，新的时代已经到来。这一代人经历了社会权力系统的颠覆性转换，经历了从“文革”的集权时代向一个更民主时代的过渡，从文化决定论到经济决定论的转变，在他们还没有弄明白周遭这一切巨变是怎么回事的时候，西方的观念、技术和资本已经席卷而来。这代人经历了最紊乱的价值观的变迁，也比前一代人“更深刻地意识到了什么是自由，什么是市场经济，什么是每个人从底层奋斗上去的独立意识。”他们成长于中国融入世界的年代，被认为是“天生的全球化一代”。
这一代人崇尚理想主义和富裕的价值观，整个社会盛行的竞争奋斗和消费主义迅速让他们中的小部分人被定格为当代英雄，成为新理想的代表，新经济的代言人和新财富的象征，这部分人很快将成为，或者说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和中坚。
青年领袖作为一个群体的出现，是整个社会青年化的结果。
柳传志扛着民族大旗挥舞了多少年，后来陈天桥冒了出来，没有经世救国，没有民族悲情，一夜之间，超过了柳传志。这正说明青年竞争和突进的巨大影响力。
也许有人会对这一代青年领袖的浮出水面持审慎态度，认为他们和消费主义相伴而生，逃避不了经济至上的逻辑。但我们还是持有更多的乐观，我们看到，他们生活在一个市场经济不断深化，外在力量相对退却，中产阶层逐渐形成的时代里；他们对市场体制、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有更深的认识；对于“文革”的反感以及自身成长经历中所遇到的变革时代的创痛，让他们有着更多的理性和警觉。他们必将参与建构新的社会秩序，使这个国家变得更加卓越和更有竞争力。
我们的乐观甚至可以追溯到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有西方学者考证，正是法国大革命促成了对青年的崇拜。支持这种崇拜的信条，是近代世界最重要的信念：进步。
青年领袖纷纷登台，这样的情形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也曾出现过，当时的社会动荡使得整个人才选拔的制度发生巨变，新的一群青年登上舞台，成为领袖。梁启超在他的《少年中国说》中提出的中国梦，是救国存亡，反抗世界秩序。
许知远将正在崛起的中国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进行了某种比照。“那个时候的美国是怎样的呢？城市化、工业化是这个国家的主旋律，对物质的崇拜、欲望与焦灼困扰着这个国家。也是在这个10年，美国的政治家与民众逐渐发现了对于国家身份认同更为强烈的需求。1890年－1920年的美国给人深刻的印象。生命贯穿于这30年的两代人，亲历了比前十几代人都要剧烈的变化。”而这30年，生活在这个年代的年轻人雄心勃勃地试验着一场又一场的“美国梦”。
今天中国的青年领袖实际上试验着另一个中国梦：他们要么在海外学成归来，要么成为纳斯达克的一代，要么直接进军好莱坞或者NBA。他们正在改变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前不久，《时代》杂志2005年度“影响世界100人排行榜”把章子怡形容为“中国送给好莱坞的礼物”，评语这样说：“章子怡是一个充满野心的演员，她的野心就是西方。”
这些青年领袖有着高度的共同性，他们是极端灵活善变和极端坚韧清晰的结合体，适应性极强，而且有一种不管不顾的坚定。这种灵活和坚定使得他们迅速成功。
与此同时，在这些青年领袖的心目中，对国家身份的认同依然是庄严的，神圣的，不可弃置的。我们完全可以期待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向世界输出中国的声音，中国的形象，向世界宣告中国的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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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单秀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