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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裘小龙：谁说中国人写不了侦探小说
■本刊记者 蒯乐昊
虽然裘小龙笔下那个迷倒许多西方读者的中国探长陈超跟裘本人有不少相似之处，但是从外形来看，裘小龙身上可没有悬疑小说主人公的神秘气质，据说年轻的时候还是非常高产的诗人，直到现在也未能忘情于诗歌，这一点，也不太看得出来。
倒是华盛顿大学中国文学教授这一身份，跟他的外形最为契合：戴眼镜，笑容坦白而且愉快，穿菜苔色细格纹休闲西服，身材高大但微微驼背，估计是长期伏案的后遗症，典型的谦和勤奋的中国知识分子。
裘小龙的太太抱怨他，“你不是写诗的吗？怎么一点都不浪漫？”
果然，叫他回忆与太太的恋爱故事，抓半天头发，只想起来一句：“我们不是经别人介绍认识的。”
在国外，美国朋友问过他同样的问题，也是问不出结果。倒是当时刚刚开始学英语的太太想了想，算是自由恋爱吧，于是说：我们是“free love（免费的爱）”，害老外思谋了半天。
裘小龙自己承认，虽然是诗人，但是毫无浪漫气质，算是个“严谨”的诗人。
诗人也有严谨的吗？
“有的，比如我的老师卞之琳。”
“病休青年”疯狂学英语
裘小龙是著名诗人卞之琳的关门弟子，当时，只读了半年大学的裘小龙破格考上了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研究生，卞之琳挑中他当自己的研究生，就是冲着两人气质相似。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裘小龙就因翻译T·S·艾略特和美国意象派诗人的诗作而出名，阴错阳差地居留美国以后，又以英文侦探悬疑小说征服了西方读者，成为第一位获得世界推理小说大奖的华人。“严谨”的裘小龙似乎惯于创造出人意表的惊喜。
裘小龙很有语言天赋，旅居美国十多年，依然讲得一口地道的上海话，而他的英文小说与英文诗歌，即使老外也很难挑出毛病。
1996年，裘小龙用英文创作的诗歌参加全州的诗歌大赛，获得“密苏里州桂冠诗人”称号。得知裘小龙身份的评委大跌眼镜，他们本来以为，这个击败了所有用母语写诗的竞争者的中国人，至少是第二代移民或第三代移民，没想到那时的裘小龙，到美国刚刚几年而已。
裘小龙的推理系列之二《外滩花园》里回忆了探长陈超早年学英语的经历：当时正值“文革”，在公园里练太极的陈超捡到一本英语课本，一连几天都无人认领，于是他不经意地打开了书本……
其实，在公园练太极拳的，正是裘小龙本人。
那年，他16岁，初中毕业，因为患有气管炎，避开了插队农村的厄运。那年头，像他这样留在城里的半大孩子，有个专门名称，叫“病休青年”，又叫“待配青年”，但不管叫什么，其实都是些没学可上，又没处可去的小无业游民。闲得无聊的裘小龙常跟一帮朋友去公园学打太极拳，在公园里，他结识了一位同样练太极的任老先生。
“英语书我没捡过，但公园我去过，在公园开始学英语，也是真的。”任老先生是某学校的退休校长，常鼓励小龙和他的朋友们坚持学习。裘小龙在他的指点下，开始自学英语。当时学“资本主义”的语言不是一件光彩的事，也很难找到像样的英文书籍，想方设法地借，躲躲藏藏地看，偷偷摸摸地念，连裘小龙的父母都起了疑心，不知道这孩子背着人在搞些什么名堂。
裘小龙一直很感激任老先生，为这事，老先生主动跑到他家当证人，向他父母保证，孩子只是自学英语，不是坏事。而裘小龙对英语的热情，也一发不可收拾，从朋友那里借来的希尔顿的《鸳梦重温》，夹着生词，囫囵吞枣，一口气看了四五遍。
“现在回想起来，那只是二流的小说，当时却如获至宝。说句实话，跟样板戏比起来，这些书还是好看多了。”多年以后，在美国的旧书市场，裘小龙无意中看到多年前反复捧读的这部小说，百感交集，马上买回一本，端放在书架上，以纪念那个曾经没书可读的年代。
《红英之死》
从头到尾只有一个嫌疑人
1988年，裘小龙去美国做访问学者，原是探访艾略特故居，为自己的学术著作收集材料，后来却阴错阳差地在美国长期定居了下来。
第一本关于陈超的小说《红英之死》，裘小龙写了两年，这也是他的第一本长篇小说。
小说的结构布局，对长期创作诗歌的裘小龙来说，是个难关，而侦破推理小说的布局，是他青年时代就烂熟于心的，得心应手的。在卞之琳老师手下读研究生的时候，为了消遣，他曾看过大量的侦破小说。
“除了早期比较经典的侦破小说，像柯南道尔、阿加莎·克里斯蒂之类，我特别喜欢瑞典一对夫妻所写的推理小说，他们笔下的侦探并非全知全能的神人，有的时候，破案也相当偶然，但是在侦破的过程中，人物的命运和社会的问题被展现出来。”
裘小龙的设想是借侦破小说的外衣，来写中国的现实社会。他很刻意地把陈探长塑造成一个爱诗词、懂英语的形象，爱吃大闸蟹，知情识趣又不失风流，跟老外侃起艾略特来，还能把人唬得一愣一愣的。“我的主角应该是个知识分子，因为我需要他思考。对于社会的现实的问题，他不一定要有答案，但是他必须具备思索的能力。”
跟其他扑朔迷离的悬疑小说不同，《红英之死》从头到尾只有一个嫌疑人，而且在小说写到一半的时候，凶手的身份已经基本确立。美国作家兼评论家G·米基·海登认为，传统的侦探悬疑小说主要是“情节驱动”的，而《红英之死》则是“人物驱动”的，在凶手身份确立以后，“小说的悬疑转了，转到了陈探长会遭遇到什么情况这一点上。因为陈是这样一个真实的人物，对他的关心盘桓在我脑海，我一通宵读完480页的书。如果这个故事仅仅是情节驱动的，我可能会跳过去偷看到底是怎样的结局，这样我就可以睡觉。但我未能这样做。”
《红英之死》完稿以后，没有代理人的裘小龙直接把书稿寄给了几家出版社，他原本以为，可能需要耐心地等上三四个月，没想到，两周以后，SOHO出版社来了回音，同意出版，并与他签下了再出两本续集的合约。
如今，《红英之死》在美国重版4次，广受好评，并译成十多种文字在英、法、德、日等多个国家出版，最近，上海文艺出版社又出版了该小说的中文版。
出版后的反响也是裘小龙始料不及的，小说先后入围美国“爱伦·坡推理小说奖”、“白瑞推理小说奖”，又在2001年获得世界推理小说最高荣誉——第23届世界推理小说大奖“安东尼小说奖”。
“我的本意并不是写推理悬疑小说。但是在西方的侦探悬疑文学里，有一个细分的派别，就是侧重写社会问题的。还真具有讽刺意味，加州洛杉矶大学的社会学系把我的小说作为社会学的教材使用。”
“上海现在的生活，
比美国都丰富多彩”
受到鼓舞的裘小龙把陈超的故事接着写了下去，2002年和2004年，他先后写了《外滩花园》和《石库门骊歌》，故事同样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上海，小说中不时出现的景色描写，寄托着身在异国的裘小龙对故乡的怀想。
对于英语世界的读者来说，陈探长是一个全新的人物形象，西方人看陈探长，就好比中国人在上世纪80年代初看到“007”和福尔摩斯电影一般。《芝加哥论坛报》评论裘小龙让西方读者“可从美国人的角度看到更商业化、更现代的中国”。德国的出版商甚至按西方社会的印象，为他的小说起了代表中国的、含“红”字的标题，《外滩花园》在德国出版时改名为《红心舞者》；《石库门骊歌》改名为《当红是黑的时候》；裘小龙最新写完的一本侦探小说，叫《红鼠》。
曾有批评家批评他的书，还停留在住房靠单位分配、买东西凭票排队的年代，会给西方读者造成误解。裘小龙说自己不赞成用落后的所谓“东方主义”来投西方读者所好，但一个作家总是选择自己记忆深处最熟悉、最亲切的题材来写，这很自然。
裘小龙每年都回国，每次的见闻都让他“头昏”，让他有种跟不上的感觉。这次陪女儿回国度春假，在商场里逛到眼花缭乱，女儿也操着不太利索的中文说，“我头晕了！不过，这是好的意思的头晕！”
“变化太快了，上海现在的生活，比美国都丰富多彩。”裘小龙说，他在美国的写作生涯，其实，是寂寞的。
作为一个有着深厚传统文化积淀的作者，他的作品始终与中国有着深深的牵连，让他头疼的是，怎么把这些东西表达给文化环境截然不同的西方读者。比如写到“忠字舞”，怎么三言两语地交代明白？让他吃惊的是，不但西方读者有隔阂，连他自己在中国的侄儿侄女，都不太能理解那个时代所特有的名词及其含义了。
眼下，他正在写一本很有意思的小说，跟侦探完全无关，而是上海一条弄堂里不同的叙述者在乘凉时说故事，故事里，包含了中国长达50年的世事变迁。裘小龙说：你以为故事已经结束了，其实还没有，50年代的故事，到了60年代、70年代，可能就会有新的发展和解读。
“中国50年的社会变迁，‘文革’是跳不过去的一环。”
他更愿意用一种含蓄的方式表达。他在书里写了这样一个故事，弄堂里的孩子斗蟋蟀的时候总是很残忍，为了激励蟋蟀的斗志，他们给它喂辣椒、灌水，孩子们乐翻了天，而蟋蟀却不知道自己被折腾着斗来斗去，所为何来。一天，小表哥把蟋蟀送给了表弟，自己参加武斗去了（升级到斗人了），这只蟋蟀在一场恶斗中被对手咬破了肚子，当场阵亡，与此同时，消息传来，小表哥也在“武斗”中被活活打死了。
裘小龙说，写这样的故事，跟写诗是一样的，很多话，无须说，只要一种意象，读者自会体会那份悲凉。他不知道为什么在国内，写“文革”的书那么少，经历过的人也选择闭口不提，这一段历史，快在青年人中被遗忘了。
在女儿眼里，这个老爸身上有着太多的中国传统，一点都“酷”不起来。裘小龙的小说，14岁的女儿只读了10页不到，就丢开了，小姑娘嚷着，“我还是宁可去看《哈利·波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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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单秀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