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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我刚留校任教，稍一得闲就趴在学院图书室里头搜书看。那时候每年出版行业还没有那么多产品提供给我们，所以，谁要是说“把某一类书给读遍了”也并不像今天
说出来那么夸口——只不过现如今费劲去读遍某一类书不只是没有可能，而是完全没有必要。
有一天在图书室发现了一本书，不算厚，书名叫《出类拔萃的一代》，副标题则是：哈佛大学商业管理学院1949届毕业生的成功历程，翻了几页，就一口气看完了。那本书的作者叫谢姆斯（Shames,L.），英文书名扼要的三个字：Thebigtime，直译应该就是出类拔萃或者卓尔不群，加上“一代”就把范围弄得太广了，其实说得就是1949届700名毕业生这个群体，特别是其中那十几个代表人物。
现在还记得那种心潮澎湃。后来读到《蓝血十杰》，也是英雄主义的商业神话，当时读过，那种大时代的大命运，真是精彩。并没有什么图片，但是人物仿佛很生动地活动在我的眼前。
这一届学生毕业55年后的今天，我又读到了《哈佛商学院1949届》，英文书名KindredSpirits，直译该是“志趣相投的那一伙”，又一次感觉到一种兴奋，不过，这一次还多了些品味和思考，特别是在这么多年自己也教了MBA，参与过MBA项目管理，接触过很多MBA，经历了MBA们的起起伏伏之后，很想把这本书作为MBA们和同行们的一本参考书推荐给大家。
哈佛1949届MBA出名很早，那是1974年，他们毕业25周年的时候，被《财富》杂志1974年5月号誉为“令美元失色的班级”，而《时代》杂志则将他们誉为“哈佛最杰出的班级”。那届毕业生的45%都是所在公司的CEO或COO，他们的公司年收入高达400多亿美元，雇佣人员达到86万人，而且其中不乏像强生公司、施乐公司等顶尖企业的总裁，正是他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被视为对“美国梦”的最佳注释，也成为后来激励许多有志青年选择MBA的重要原因。
这一届为什么这样成功，粗略的一个原因可以从二次世界大战来解释。1941年美国卷入二战，许多适龄青年入伍参战。1945年战争获胜，政府通过了支持退伍老兵就读入学的《退伍军人法案》，很多人选择了商业管理学科作为他们深造的方向。1947年，哈佛招收二战后第一届MBA，从1万多份申请信中筛选出2300多份，经过每人30分钟的面试，招收了大约700名学生入学。当他们在那年10月进到校园时———准确地讲，他们并没有进到哈佛大学的校园，而是来到了查尔斯河的另一侧，一个叫做SOLDIERSFIELD的地方，现在是哈佛商学院的院址———比起其他学生，他们不光显得年纪大些，而且充满自信，这种自信源于他们浴血拼杀的战场上，他们觉得与日军的机枪和德军的飞机相比，哈佛商学院的教授和他们今后的商业生活，怎么也算不上可怕：“再也没有什么能吓倒你了”的想法在很多同学中都有。91％的同学服过役，70％是军官，他们在入学前就在血液中注入了这样的信念：成功来自纪律和奉献，来自于对伙伴和下属的信任，也来自于耐心和创造性的冒险，这成了影响他们一生的基本价值。
攒了很久的一届学生，精华经过了积淀，就像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77、78、79届中国大学生似的，憋着那么一股劲儿。精疲力竭的艰苦学习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他们回忆说：“军队严格的训练使49届毕业生养成了干练的工作态度，每周的工作时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长———或者比将来任何时候也长”———这是MBA学习应该具有的一种紧张，尽管在我们国内目前很多MBA项目中还很不够。他们“一门课要求每天有六个小时的阅读量，而一些雄心勃勃的学生居然还要教授介绍更多的参考书目，班级的学生如此如饥似渴地学习，劲头就像他们攻占诺曼底和冲绳群岛一样。”
当然，商学院的两年绝对不只是给了他们商业技能的一种训练。很多49届MBA都觉得他们在哈佛度过的时光更有人情味和感染力。后来成为强生总裁的伯克1974年回忆说：“商学院生活中发生的一些事情使我们成了彼此心目中重要的人物，他们是我生命中最好的朋友。”毕业后，他们一群一群地合租下公寓，一到周末，一个公寓里头经常挤满了几十个49届同学，“他们抱怨或夸耀自己的第一份工作，相互激励，共同进步。”而其中一些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延续到30年、40年后，共度了生命中许多重要时刻：参加彼此的婚礼，共同度假，庆祝生日，参加葬礼，共度难关。
这里我想说说他们找工作、换工作的经历，顺便谈谈“弱联结的强力量”（StrengthofWeakTies）。美国学者格兰诺维特则根据交往的频率、情感的依恋程度、熟悉程度和互惠交换次数等四个指标把人际关系分为弱联结和强联结，并发现了弱联结对于工作机会和生意机会的重要性。格兰诺维特对美国社会的劳动力流动问题进行研究，发现当个人运用他们的私人网络找工作时，他们更经常或更有效地通过弱联结而非强联结得到与之相配的工作机会。我在MBA的课堂上经常请大家读格兰诺维特教授的那篇文章，树立广泛建立弱联结的意识。在这本书所讲述的不多几个代表人物中，轻易地，我们就发现了若干个这样的鲜活案例。
比如，看看汤姆－墨菲（ABC传媒帝国的统治者）这个商业传奇的关键一步。毕业五年，他在一个日化企业做到了市场经理的位置，他回忆说“所有的决定都被上司做完了，我已经对自己做的事感到厌烦”。1954年劳工节，他到父母家共度周末，然后参加了某个朋友的鸡尾酒会。晚会上有个客人叫弗兰克－史密斯的小个子秃顶男人，是个投资经理。接下来的对话如下—————
“汤姆，也许你能帮上我。”史密斯说。“什么事？”墨菲回答。原来史密斯想知道墨菲是否知道有人能帮他管理他刚刚收购的一家小电台。史密斯当时并没有问墨菲是否对此感兴趣，而墨菲其实当时想推荐他的同班同学詹姆斯－伯克来着。后来，史密斯再问的时候，就成了想让墨菲来干，他说：“如果我们做得好，你可以五年内挣25万美元。如果我们破产了，你赢得了宝贵的经验。”
墨菲当时29岁。决定赌一把的墨菲答应了这个他后来评价说“具有超凡魅力的”史密斯。因为单身，他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工作上，还不到35岁，他经营的公司换了新名字———大都会电视台，而且出现了辉煌的前景。他把詹姆斯－伯克的弟弟请来做搭档，后来成为美国商业史上有名的上佳配合。
再比如，1955年11月，汤姆－墨菲结婚了，同届好友杰克－戴维斯参加他的婚礼时遇到了墨菲新婚妻子的兄弟詹姆斯－克罗斯比，一个中西部的商人，邀请杰克担任正在亏损的玛丽卡特涂料公司的总裁，那是个管理松散、员工素质不高的公司，上任后，杰克裁掉150人并重组了公司，很快，公司盈利，1959年毕业10年时，他也获得了相当丰厚的报酬。
喜欢数字的卢恩毕业后从剑桥搭车到纽约，想在华尔街找份工作。他后来回忆说，“路上搭了一辆车，并把自己的计划告诉司机。”司机听后，差点把他推下车。司机解释说他在1928年曾进入华尔街，结果失去了一切！现在他不想看到这个年轻人也毁在这里。不过，最后这位司机还是推荐了一家叫做PEABODY的证券公司给卢恩，而卢恩听从了他的建议，在PEABODY公司找到了工作，而且觉得还挺不错。工作之余，他想多花些时间学习。1951年，他参加了哥伦比亚商学院的一场讲座，主讲者叫做本－格雷厄姆，那种价值投资的理念让卢恩很喜欢。就在这场讲座的听众中，卢恩认识了一位格雷厄姆的学生，名叫沃伦－巴菲特，“那个时候你就看得出巴菲特不是寻常人物”。毕业后巴菲特回到了家乡，一干就是17年，而两个“一面之交”后并没有在一起的人，却成了一辈子的朋友。卢恩60年代的著名成功之一是投资同班同学汤姆－墨菲的大都会电视台，大挣了一笔；去加州旅行时碰到一位娱乐界的朋友向他吹嘘迪斯尼公司，卢恩找到沃尔特－迪斯尼的弟弟，买进迪斯尼股票，后来翻了一番。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总是跟一个人交流，就是巴菲特。卢恩后来成了共同基金的霸主，巴菲特现在还在山巅，不劳多说。
刚到华尔街的时候，卢恩经常跟MBA同学约翰－夏德在一起。身无分文的夏德借了500美元来到华尔街，跟同学们在一起，让他奋斗的决心更坚定了。觉得MBA学位基础上如果再有个律师文凭会在证券行业更有发展，于是，已经结了婚的他跟妻子帕特里夏双双上了纽约大学的夜校。1972年，夏德被《FINANCE》杂志评为年度投资银行家，1980年，他成为美国证监会主席。1987年，他出资2000万美元资助哈佛商学院启动伦理教育计划，这7年中，许多商业精英包括哈佛MBA毕业生都在他的铁腕下成了阶下囚。
够了，这就是点头之交、一面之缘的重要性，也是朋友的同事，家人的朋友这些隔着几竿子才能搭着的人在工作机会和生意机会上的特别意义。
这本书还特别提到了在这一届学生中，很多人在1974年之前尽管成功，却始终保持着低调、克制和谦逊的外在风格，这着实让我想到了《沉静领导》中的描述。他们如果按照《极客与怪杰》中的划分，应该都是超过70岁的怪杰中的代表，所以，奉献、尽职，“做人要厚道”，对于他们来说，是自然而然的，是不用费什么思量的。他们大都对家庭非常忠诚，大多数49届毕业生都没有离过婚，“牢不可破的婚姻确实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然，多说一句，他们中，没有一个是女生，那是那个时代的背景。
在这本书中，很难得的，还有一个可以完整作为危机管理典型案例的，就是第12章“睿智的人”所谈到的詹姆斯－伯克，强生从1976到1989年的CEO，他带领强生走过了1982年9月和1986年2月这两场泰诺胶囊中毒的风波。这两场风波和其中处理的重要细节，在这一章中有精彩又丰富的展示。有人说，“没有其他49届毕业生能在声望和知名度上超过那时候的伯克”，自然，这部分地要归功于那两次可怕的事件，他被评为20世纪美国十大CEO之一，事实上，同届同学们也都认为他代表了他们这代人信仰和遵循的价值观。
还有必须说上一说的彼得－麦克科洛，施乐公司的CEO，施乐辉煌时期的变革领导者，走动式管理的早期倡导者。我想特别说说书中多次提到麦克科洛的一大特点。尽管管理着这么大、发展那么快的一个公司，他很少在办公时间之外或者周末工作，而且每年都要用6－8周的时间休假，他说他需要“时间来思考”。每次远行静修归来，他总是会带回许多新的想法。在哈佛念书的时候，他就说过永远不会让自己太辛苦，具体表现在最小限度的学习和最大限度的聚会；后来的职业生涯中，他也确实比较完美地做到了家庭生活和事业发展之间的平衡，表现在航海、滑雪、旅行以及与妻子和上大学的孩子们共度的美好时光上。在我们听闻一位又一位忙碌的商业人士过早离世的今天，呼唤《温和激进领导》的同时，实在有必要分享麦克科洛1979年讲的这样一段话：“作为一个年轻人，我不想做的事情就是睡醒的时候发现自己有的只是视野，可能挣了很多钱，但除此之外一无所有。可能你已经弄垮了身体，疏远了亲人，没有时间娱乐。然后，你可能根本没有力气去做你想做的事”；还有他颇有些彻悟的见地，“当你深陷商海面临很多问题的时候，你会觉得这就是世界的全部，但有时我夜里开车回家，又会从另一个角度看待这个问题，我想，即使施乐今晚就此消失，股东会难过，员工会失业，但基本上这个世界并不会因此而不同”。
我们无法奢望一个学校的一届学生带给这个世界很多，哈佛商学院1949届已经做了太多；我们无法奢望一本书能够带给我们的感受超好，《哈佛商学院1949届》已经做得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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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崔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