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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生 唐彦也 廖晖
虽然我有北京户口，但从来没觉得有什么特别，因为对大人而言，户口已经不太重要了，但是，对孩子却很重要。结婚之前没有这个意识，等到婚后要小孩时才突然意识到，哎呀，我跟外地人结婚，将来孩子上学要回外地了。
我是寒窗苦读很长时间才换来这个北京户口的。当时大学每个班只有四个留京指标，特别难，那时对我而言，留京是一个理想。记得上初中时，看电视，北京的小孩在长城上搞夏令营，我就和大哥说如果可以成为北京人，宁可少活十年。大学报志愿填的都是北京的学校。
所以在大学里我好好学习，入党，当班干部，从事很多社会活动，就争取到了留京名额。这个北京户口来之不易，我觉得应该很自然地惠及到我的下一代。人不都那样吗？从一个穷地方到大城市落足，都希望下一代起点高一点。而妻子的户口在外省挺偏远的一个小县城，想到孩子的户口一下子又回去了，觉得特别冤。
有孩子之前就到处打听北京的户籍制什么时候松动，应该怎样为孩子弄到北京户口。那时候有个规定，好像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孩子的户口先是随母亲落在外地，到了八岁能随迁回来。但是那个时候心里没底啊，因为虽然全国的户籍制度好像是有松动的趋势，但是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好像反而在抬高户口的门槛，所以就对八年后孩子户口能不能迁回来特别没有底。
后来北京市出台了一个规定，说是新生儿可以随父了。知道后我特别高兴，觉得问题一下子就解决了。
我记不清孩子是在规定出台前还是之后出生的。可那时候我的户口还是集体户口，好像说是小孩不能随集体户口。我也去问了集体户口所在地的派出所，答复是虽然政策有了，但具体操作还挺有难度。
后来我听别人说可以找个人家把户口落过去，于是我就想到了一个老太太，她是我们大学宿舍看门的，我过去经常帮她打水，她爱看外国文学书，经常和我讨论文学。虽然年龄差别挺大，但我们还是成为了朋友。而且巧的是我工作后，单位就在老太太住所附近，老两口还会时不时地过来看我。后来我打电话拜托她这个事，她很爽快地答应了。
第二天再和她联系时，她说她老伴觉得那样做违反有关国家政策，得去问一下。老太太也确实问了一下户籍警，回答说是不能那样办。
我有一个朋友是户籍警，第一次落户失败后，他说：“没事，我找个人帮你落户口。”给我找了个居委会的主任。
我就请他们吃饭，四个人，派出所户籍警、原单位（集体户口所在地）的办公室主任、当地居委会的主任。我说想把孩子的户口落在居委会主任的家，但是必须是直系亲属才能入户。那个派出所户籍警说：“没事，只要在我这办就能行，政策上咱也不管它。”，那个居委会主任也答应落她家。我当时心里特踏实，特高兴，一高兴酒就喝多了。
喝得第三天才缓过来，当时觉得只要表达自己对他们的感激，怎么着都行。
但过了几天他们打电话来，说是不行，随父，得到分局去办。派出所的关系是打通了，但是分局的关系还没打通。所以第二次落户也失败了。为这事花了不少钱，结果还是没办成，心里真不是滋味。
后来有人建议说，因为我有房子，可以把我自己的户口落在房子所在地，孩子跟过去。
这种方法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我的房子在远效区县。而在北京，在不同的区，户口的“含金量”是不一样的。
但警察说，先踏踏实实把孩子的户口放在郊区，再往市里转。这样我就把我的户口从城里迁到了郊区，半天就办好了。但后来听说要再把户口迁回城里非常难，我后悔也来不及了。
不管怎么样，户口最终是办下来了。办好户口的那天我就对孩子说：“你是北京人啦！”，心里说不出有多高兴。
现在还是得和那个户籍警搞好关系，保持联系，因为以后还要求他呢。现在我们家那里的幼儿园还可以，就在楼下，方便，质量也挺好。但是从小学开始教学质量就比不上市里了。
人和人之间是很微妙的。以前那位户籍警可能觉得我的层次高些吧，每次见面都挺热情，这次求他帮忙之后呢，发现有一点微妙的心理变化，我心里面就觉得好像有点低人一等的样子。都说“无欲则刚”，现在有欲了，就不刚了。总想着要做些什么搞好关系。有的时候他拒绝我的好意，也不能说是傲气吧，可是我心里面还是有点不舒服的。
我是个安分守己的人，是户籍制度逼着我想这个想那个的。确实是那样。
（讲述者：王先生，北京某事业单位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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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铭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