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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山西而言，温州炒煤团的出现是一次挑战亦是一次难得的机遇，现在，山西面临的是，政策如何有效引导突然涌入的数十亿温州民间资本，借其力，推动山西的煤炭市场化进程。
谁在忧心忡忡？
4月20日，一场沙尘暴突然袭击山西，在古城太原上空，由上海飞来的班机降落时出现颠簸，一名30多岁的男子心绪不宁地望着舱外，此时的上海春意盎然，这里放眼却是焦灼的黄土。
男子告诉记者，他是一名在晋温州煤商，在这条航线上，操温州口音的大多与煤有关。近两年，国内能源危机显现，精明的温商涌向山西，一个通行的说法是，温州煤商控制了山西省60%的中小煤矿，煤炭年产量8000万吨，占山西省煤炭年总产量的1／5，全国的1／20。
有关初步统计称，在晋温州煤商有500多人，但记者调查得知，实际可能有2000人左右。在山西省任何一个产煤县市，基本上都活跃着温州煤商的身影，不少地区，随手拦下一辆高级轿车，坐着的十有八九都是温州煤商，对此，不少山西人心情颇为复杂。
半年来，围绕温州“炒煤团”的诸多争议持续升温，男子言语谨慎，他说自己原本做服装生意，2003年下半年，一名在山西经商的朋友回家劝他一起购买煤矿，朋友说，眼下，在山西，煤炭有如“黑金”，投资一两千万元两三年就能收回，“很多老乡都赚疯了”。
他因此筹资500多万元入股与朋友购买了山西一个年产量6万吨的乡镇矿，效益很快显现，收入丰盈，但不久前，因小煤矿事故频仍，山西省规定中小煤矿停产整顿。
“我还没收回成本，停产一天，损失就是好几万，要命的是，由于小煤矿安全隐患问题严重等原因，山西省规定，2005年年底淘汰所有年产量9万吨以下的煤矿。”
山西目前有各类煤矿3991座，矿井4691个，在这些矿井当中，年产能9万吨以下的占到70%。而温州商人承包的矿井，基本产能都在9万吨以下。
温州煤商承包的煤矿，承包期多是6年，长的达30年。这意味着，在承包期内，温州煤商集体退出的可能不大，由于投资大，中途退出损失必将惨重。
但不走人就必须接受改造，要么扩增产能，完善安全生产条件；要么走重组联合道路，也就是同一地区的几个煤矿重组为一个煤矿，由此突破9万吨产能的规定。
“最坏的打算是与本地矿井联营，但我对此很不放心。”他焦急如焚地赶回温州，在亲戚中集资数百万元，以扩大产能。男子未肯透露其煤矿具体方位，出机场后钻进一辆等候已久的轿车直奔市区。
太原市区，黄尘弥漫，在一栋综合楼的四层，面对记者，山西省中小煤矿井巷企业协会办公室主任阎敏才也是一筹莫展。阎是山西人，原是浙江省人民政府驻山西办事处的一名工作人员，与早期来晋的温商甚有交情，退休后便被温州煤商请来坐镇协会办公室。
部分在晋温州煤商半年前开始筹办“山西省浙江煤炭企业协会”，这个名称去年已经通过山西省有关部门的批准，但就在临挂牌之际，又突然被要求“去浙江化”。“去年12月，协会成立大会就已经举行，但至今未能在有关部门通过注册”，阎敏才说。
协会成立的坎坷同样与围绕温州“炒煤团”的激烈争议有关。而此时，在太原某高级宾馆内，协会的秘书长，在晋温州煤商的代表人物许方楷心中同样经历一场沙尘暴。
最近一段时间，山西省一些“封杀”温州“炒煤团”的举措已经见诸报端，温州煤商们也确实感受到了“四面围堵”。
用一些温州煤商的话说，他们遭遇了生存危机，正处风头浪尖，国家也严命五类矿井停产、四类矿井取缔，而温州煤商的煤矿，大多在此列。
温州煤商们抱怨，一些人将他们视为蝗虫，将他们妖魔化了，“我们绝不接受温州炒煤团这样的说法！”
最大的输家变赢家
“温州煤商分为前后两批，要走近他们，首先必须弄清其人员结构。”阎敏才打开了话匣子。
他介绍，第一批温州煤商早在上世纪80年代进入山西，多是温州苍南县及平阳县的井巷工程公司职工。1980年代是山西新建煤矿的高峰期，而温州掘进队伍技高一筹，迅速占领了山西煤矿井巷掘进市场。当时，山西境内从统配煤矿到地方矿，从乡镇煤矿到民营矿，几乎所有新建、扩建矿井的井巷工程都由浙籍施工队伍(90%是温州的)承担。
1990年代初，煤炭市场即将纳入市场机制，一些富有市场开拓意识的温州井巷工人开始尝试承包煤矿。
“但相当一部分人却是被逼承包的。”阎敏才介绍，1990年代，煤炭市场持续低迷，山西省出现“有煤卖不出，卖出讨钱难”的窘迫，那时候，山西省各界出省推销煤炭，谁买了山西的煤就算给了很大的面子。
“大矿都生计艰难，小矿更是举步维艰，不少乡镇矿、村矿停产。新建矿井逐年减少，掘进市场随即萎缩。不少矿付不出井巷工程款，更无资金添置生产设备，地方矿主便将采矿权交给温州井巷工程队，顶替工程款。”
当时有“大包”和“小包”之分，“煤市看不到前景，山西人急于脱手，将煤矿低价转给温州人，当时十几万元就可以拿下一座年产量10万吨的矿，也就是大包，地方矿主只管收钱，温州人挖15万吨一年，20万吨一年，他根本不管。”
胡育林被认为是这批人的典型，据悉，他1987年开始在大同承包经营煤矿，目前在山西省已经拥有六七家煤矿，资金已达1亿多元，甚至在宁夏、贵州的开采网络也已撒开。
但当年的日子确是非常惨淡，煤商周时选说，他1999年承包了一个矿，1吨煤开采成本30元，售价20元，不生产亏，生产更亏。
“很多温州煤老板苦不堪言，煤矿无法脱手，只好硬挺着。”阎笑称：“市场是公平的，周时选他们熬过了最艰难的日子，2001年煤市开始复苏，煤价飞涨，用一夜暴富形容不太确切，但他们确是由最大的输家变成了最大的赢家。”
第二批温州煤商基本是在2002年后入晋的，占在晋温州煤商人数的一半以上。煤炭市场经历特困期后逐步复苏，尤其是随后两年的能源危机，电荒、煤荒困扰全国，大量以前从事其他行业的温商开始把目标聚焦到山西煤炭。
温商中传说着这样一个细节：2002年，浙江省省长北上求煤，长驱山西、内蒙古等地，但收获寥寥。这在温商中反响强烈，其强烈的市场信号，刺激了相当多的温商前往山西。
“温州平阳一带皮革业发达，但污染严重，随着政府治污力度的加大，皮革业成本增大，不少皮革商纷纷撤出资金，四处寻找钱生钱的机会。”
原先的井巷包工头摇身变为家缠万贯的煤老板，这样的消息迅速传回温州，煤炭的巨大的利润空间有如一块巨大的磁铁石。大量苍南、平阳人涌至山西，在晋城仅来自平阳水头镇的煤商据说就有近百人，投资高的可达七八千万元。
记者了解在晋温州煤商多是家族成员或朋友集资，组团入股购买煤矿，也有通过民间借贷，也就是地下钱庄的，还有抵押房产向银行贷款的，山西人对温州人的这种大胆很是钦佩。
但阎敏才说，这批人纯属外行，是纯粹的投资客，很多对煤矿生产一窍不通，因此，他们便高薪聘请专业人才。最典型的就是陈德伟。据说，这个目前仅有31岁的小伙，2003年携带1亿元的资金前往山西，成立了山西育材能源投资有限公司。由于没有煤矿从业经验，陈自己并不参与煤矿开采，生产任务由高薪聘请的矿长负责，陈德伟在山西沁水县投资的煤矿正是如此，据说其所聘的矿长年薪高达百万。
目前仍有温商陆续来晋买矿，但势头明显削弱，因为投资煤矿的成本和风险都已大增。
黑金暴利
在太原，很多高级宾馆和消费场所都对温州煤商的阔绰深表感叹，山西于温商而言，与其说埋着的是煤，不如说埋着的是一车子一车子的钞票。
一名温州煤商告诉记者，温州人承包的几乎都是山西省的乡镇矿，多在偏僻山沟，“富矿、大矿，他们能给我们？！”实际操作中，外省人不能成为山西省煤矿的法人，因此，温州人投资煤矿的方式主要是私下承包或买断矿井几年经营权，包括地下煤矿资源。
“山西一些村矿、乡镇矿荒废多年，也有一些矿设备简陋，矿主不愿投资，转给温州人，自己坐收渔翁之利。乡镇矿的实际控制权在村长手中，因此温州人一般将村长搞定，由村长疏通各层关系。”
记者了解，不少温州煤商雇佣山西本地政府部门的退休人员担任煤矿管理人，“实际看重的是他们在当地的人际关系。”一名温州煤商直言不讳，“工人来自河南、湖北、四川等地，每天工资一百元，干活很卖劲。”
这些温商均不否认投资煤矿的高额回报，阎敏才说有一温州商人在长治市承包了一座当地人认为将要枯竭的煤矿，但其两年就收回了投资。
在晋城，有人给记者算了一笔账，那里的煤价300多元一吨，可以净赚220元，甚至更多，一个煤矿假若日产300吨煤，煤商每天即可进账6万多元。
因此，有煤商向记者证实，在晋城地区，投资一两亿元，一两年收回成本，“不是希罕事。每吨煤的开采成本基本都在30元左右，即便在煤价只有140元的原平县，一吨煤也可净赚近百元。”
记者了解到，这些煤商所说的还只是计划煤的价格，市场煤的价格更甚，难怪不少人将采煤叫做“挖黑金”。来自苍南的徐老板原来做服装生意，2003年春节刚过，他就带上800万元，踏上山西挖“黑金”。他投入700多万，承包了两家小煤矿，聘请了当地县里两个退休下来的局长做矿长。
此前几年全国煤炭市场刚经历一个困难期，作为产煤大省的山西，自然是这股“煤炭寒流”最严重的受害者。因此，吸引外地商人来晋投资煤炭业，就成了山西很多地方政府的头等大事，徐先生的到来受到当地政府的极大欢迎。
他透露，2003年5月，山西某地为吸引投资，准备将当地一个煤矿按照破产拍卖的方式卖给他，他给当地有关负责人打通关节后，只用了不到200万元就买下了价值至少上千万的煤矿，“现在花6000万元也买不下来。”
2003年7月，他又带着筹集好的3000万元资金再次来到山西，这次承包了三家规模稍微大一点煤矿。随后，他又四处拆借了2000万元，承包了两家规模更大一点煤矿。这几家煤矿，都是聘请当地退下来的官员做矿长，自己做幕后操纵者。
2004年，徐还清了所有借款，收回了投资，而且卖掉最早的两家小煤矿的承包经营权也发了很大一笔财，剩下的几家煤矿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过。
煤炭回报惊人，山西人大呼温州人怎么就那么精明！“但媒体报道对我们很不公，说我们整天过着钞票不断增多的日子，一觉醒来账面上就多了几百万元，把我们说得像葛朗台、钱疯子似的。说开豪华汽车，四处购买房产，养二奶，奢华消费，成为我们的生活常态。”不少温商抱怨。
“其实，有三分之一的温州煤商亏本，甚至血本无归。”一名温商说，“我们人生地疏，受到一些地方煤矿的欺骗，花数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买下采矿权后才发现，矿区已经枯竭了。”
周时选也说，煤价跟煤种、煤层和地区有很大关系，容不得半点闪失。“煤矿是一个高风险行业，一旦出了事故，我们可能万劫不复，你们不能忽视这一点，高风险与高回报是对等的，你们敢投资嘛？”有温商反问。
炒煤协会“阴谋”
对温州“炒煤团”指责最多的是：“他们炒高了煤价，乘机牟利，扰乱了市场，加剧了能源危机。”这给温州煤商带来了很大的舆论压力，在云南省，有关领导特别提醒，要以山西为戒，“防止温州炒煤团扰乱云南煤炭资源。”
今年4月初，温州市政府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在一份《关于温州人投资山西煤炭产业情况的调查》报告中着重指出，温州人不是“炒煤团”，煤价上涨与温商无关。
接受记者采访的温州煤商也表示：“什么叫炒？我把煤矿以一千万元买下来，很快再以两千万元卖出去，这叫炒。这样的做法，有！但是极个别！大多数还是看到商机来搞投资的。”
无论是山西省社会科学院能源所工业经济研究室主任夏冰，还是阎敏才都说，要“炒煤价”，温商必须渗进煤炭的主要流通领域。
山西挖煤的赚得少，“倒”煤的赚得多，温州人自然不会放弃这块蛋糕，但这个赚钱命脉恰恰被山西有关部门紧紧地抓卡住。目前，温商的活动范围仅限于煤炭的生产领域。阎敏才说山西省有8个统配矿，它们有铁路专线，煤挖出后由国家调控，还有340个地方矿，煤经由山西省煤炭运销总公司走进流通领域。
而温州煤商承包的乡镇矿要在流通领域谋得一席之地简直就是妄想，阎透露，一些在2002年之后进入山西的温州煤商的确曾做过这方面的努力，有人为此上下求索数十趟，“钱花了老鼻子，灰碰了一鼻子。”
记者了解到，温州人承包的中小煤矿并不受计划因素的限制，走的全是市场煤，根本不需经由大矿的流通渠道，煤炭紧俏时，各厂家车队等候在矿区，煤一挖出就被抢购一空。
一名王姓老板在1990年代承包了山西一个村矿，第二年收回几十万元成本后就把矿无偿送给了一个好友，“现在这个矿价值一千多万元，他猛赚了，送给我几十万元作为回报。”
王老板感触地说：“市场煤买卖，只要供应紧缺，涨多涨少自然都是卖煤的说了算，只要买家同意，就是合理的。而且，煤炭一天一个价，你拿今天的钱，绝不卖你明天的煤。”
正因如此，当地不少人指责温州煤商扰乱了市场煤的市场，认为温商通吃了煤炭生产和流通中的大部分利润。
一位山西地方煤矿的老板指责说，不少温州老板一方面利用“市场煤”价格完全放开的政策空间，采用囤积居奇、与经销商勾结等手段，联合哄抬煤价；另一方面，超限度降低成本，减少或根本没有安全投入。这样一来，煤炭暴利自然形成。
山西人甚是担心温州煤商一旦成立“山西省浙江中小煤矿企业协会”，拧成一根绳，做出“更大动作”，与当地人展开激烈竞争，“他们有的是钱。”
对此，阎敏才说，协会的主要目的是将在山西投资的温州煤商聚集起来共同进退。先前的单兵作战已经不适应变化了的市场行情，有了协会就可以以组织的形式与地方政府和煤炭管理部门平等对话，更有效地维护浙江商帮的利益。
但他不否认，有人所担心的协会的“阴谋”，的确有2002年之后来的煤商想掌握更多市场主动权。“在协会名称中加入浙江字眼就是他们的主张，但胡育林这批老煤商并不太认同，认为山西方面让温州人开矿已经很是客气，不能再在名称上向人家叫板。”
对山西煤商的指责，一名温商不屑：“这是污蔑，因为，他们认为，我们把原先归他们赚的钱赚走了。”
到底谁在炒煤？
记者发现，有更多的人在批评山西省一些地区对煤矿经营权的炒价。在山西，煤矿经营权几年内一路飙升，2002年时，温州人承包一个年产量6万吨的煤矿需要花费五六百万元，至2003年就涨到了一千多万元，2004年就是两三千万元，在晋城地区，一些煤矿承包费4年内涨了30倍。据说，晋中市灵石县一家年产10万吨的村办煤矿，以7000多万元的高价转让出了20年的经营权。
谁掌握了资源谁就掌握了暴富的机会，很多乡村都想申办新矿，再转手卖给温州人。而有温州煤商埋怨，有乡村原先将矿以数十万元卖给温州人，后来见市场节节升温，又反悔，将矿收回后再以数百万元卖给温州人，或者百般刁难，要求加价。
作为全国一百个重点产煤县之一的山西省长治县，一个堪称封杀温州“炒煤团”的动作正在展开，并被视为标本，延至朔州、吕梁、晋城，甚至省外。
长治县煤炭企业普遍存在技术装备差、规模小、效益低、管理粗放、资源浪费严重、安全投入不足、事故隐患多等突出问题，煤炭资源掠夺性开采是过去很长一个时期内的普遍现象。
2003年初，长治县进行彻底的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改制首先从煤炭企业开始，据说，“温州炒煤团”试图通过送礼、托关系等各种手段参与，但遇到了“红牌”。
改制后的煤炭企业投资七八千万元进行了改造，长治县招商局局长申文奇说：“这样的改造，那些‘温州炒煤团’肯定不会做，他们难以投入也不愿这样投入。我们这样做就封杀了‘温州炒煤团’的短期行为，成功走出了煤炭资源掠夺性开采的怪圈。”
然而，不少温州煤商都反映，在一些地区，所谓煤炭企业“改制”实则成为资源炒卖的幌子。
前不久，山西省西山煤电集团想申请一块后备资源，到煤田设计院拿出资源分布图，看来看去，在山西省境内已找不出一块尚未划出的整装煤田。
由于主要矿区的资源基本分割完毕，想要“搞到”煤炭资源只能从现有煤炭企业身上打主意，国有、集体煤矿成了各路资源炒卖大军的猎物，其方法多为参与县属或乡镇、集体煤矿的“改制”、以竞拍煤矿的方式拿到资源。
“资源的价格成倍翻升，最终还是承包给温州人，中间多出环节的支出当然也是温州人埋单。”
一名小矿主向媒体透露，两年来长治县有规模的煤矿都卖完了，其实多数还是被浙江人买走。明里说是拍卖，其实是暗箱操作。
业内人士对这种炒卖现象深表忧虑。此后曾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山西省社科院能源所工业经济研究室主任夏冰认为，煤矿经营权，炒来炒去只是个虚拟经济，只能让一些有实权的人得利，对产业发展没有好处。
同时，多数温州煤商透露，煤矿涉及诸多部门，为承包一个煤矿，理顺关系，打点各界，所需的隐性开支在整个投资中占据了不小的比例。
一名温商说，承包一个年产量9万吨的煤矿，花三四百万元公关费用并不为多，连温商自己都承认，在这些因素下，“节约成本，捞一把赶紧走”的心理只能日益加剧。
阎敏才坦言，2003年后来的温州煤商心态已与前一批大不相同，“他们更期望加大马力，在一两年内收回成本。”
一名王姓温商解释：“我们不敢大笔投资，因为存在政策风险、市场风险，万一承包的矿过大，投资过多，承包期过长，一旦出现变故，就可能赔到底。”
苦涩温商
4月23日，记者来到山西省原平县，该县64个煤矿中有59个被温州人掌控，当地最好的宾馆东大宾馆一些客房常年被温商包住。当天，十多名来自温州水头镇的煤老板包下了宾馆最大的一间酒店包厢，边聚餐边讨论眼下的煤市。
有统计，温州在晋煤商共投资40个亿，但据一名原先在水头镇镇政府担任领导职务的煤商估计，算进流通资金，可能有150个亿左右。
“温州人的煤矿出了事故，当地就有人大为炒作。事实上，这里的中小煤矿安全投入一直存在历史欠债，山西多年来一直想优化中小煤矿都苦于缺乏资金，我们的投资恰恰提高了安全系数。”他说，“原平县在2003年温商进入前，只有5个煤矿生产条件符合要求。”
同时，温州人认为，他们相对保护了当地资源，从前，山西很多小煤矿大多是“独眼井”，生产效益很低，很多煤矿只采了很少的一点就被废弃，浪费严重。
由于引进了先进技术和设备，以前年产3万吨的煤矿，在温州人投资后，年产可达20万吨到30万吨，但这也被当地人指责是在掠夺性开采。
记者驱车赶往原平境内的深山煤区，一路上运煤车源源不断，司机说，去年夏天，公路上的运煤车经常从前一天夜里一直堵到第二天中午，沿路的一些镇子因煤而繁荣起来。
一个小时后，黄色的土地成了黑色，记者进入了矿区。司机说，这里很多小煤矿，以前大多是小打小闹的私挖滥采。投资只需几万元，随便挖一个洞，请几个工人就可开采，是温州人改变了这里的一切。
记者来到一个年产量3万吨的小矿。朔州细水煤矿“3·19”矿难致死70多人后，这家煤矿一直停产至今。一阵风刮过，沙土夹杂着煤尘，向人扑罩过来。矿老板姓林，前一天去了太原，工人介绍，林是温州苍南人，原是一家火锅店的老板。
原平3万吨以下的煤矿有43个，按规定年底将全都淘汰，老板娘说，林老板就是为此活动去了。这个矿属于附近的一个村庄，原先是用牲口拉煤的原始采煤方式，温州人花500多万元买下6年承包权后，又投入近百万元铺设电路，添置了运煤车等设备。
老板娘鼻孔里积着黑色的煤灰，织着线衣，和十多个矿工一起常年住在矿上的工棚里，一年仅回温州一次。“南方人不习惯这里的干燥，鼻子都流血。”正在矿区闲逛的村支部书记的儿子感叹：温州人肯吃苦。
一公里外的另一个温州煤矿的吴老板则介绍，他们六七个人投资2000多万元承包了一个年产量15万吨的煤矿，“这是一个废弃了十多年的矿，我们让其起死回生，仅从井下抽水就花了大半年时间，又花费1000多万元掘进、铺设生产设备……”
“我们小心翼翼，争取确保安全生产，早日收回成本。”吴估计，如果管理得当，明年可以收回成本，“我们承包了10年，接下来7年就盈利了。”
温州煤商时常与当地村民发生冲突，来自温州水头镇的鲁老板介绍，当地人认为温州人在掠夺他们的资源，“钱都被温州佬赚走了。”
“有一次，一个村子的人出动，堵着进矿的路，我们只得请当地人帮着打点。”鲁说，有一个温州煤商，将煤矿承包下来，但最终还是被村民赶走，因此，为与当地村民缓和关系，一些温州煤商还不时资助矿区村民的修路建校。
有人将“以包代管”引进的“温州炒煤团”不顾安全的掠夺性开发推为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指出，在山西省的个别县，小煤矿“以包代管、一包了之”的比例高达80%。“而在温州商人承包的煤矿中，超产现象更为严重。大多中小煤矿超产幅度都在150%以上，有的甚至翻倍。”
有意思的是，一边是一些当地人的讨伐，一边却又有很多山西矿主到阎敏才那里请求协会帮助联系温商投资。
“之前实行的政策是，挖一吨煤交一吨煤的资源费。一些矿主为节约成本，哪里好挖挖哪里，对矿区造成破坏和浪费。”山西省一些地区开始实行按照煤矿储藏量一次性交纳资源费的政策，因此不少山西地方矿交不起巨大的资源费。而同时，年产量9万吨以下的煤矿也在为避免关闭发愁。他们都不约而同想到了温州人手中的大笔闲资。
夏冰说：“在掠夺性开采、环境污染、追求最大利润、安全意识不到位导致事故等问题上，山西人与温州人一样，只不过，温州人作为外来者，所受的谴责要甚于本地矿主。”
正视资本
一名来自山西某山区的老农反映，他们那里有一些“黑口子”，几乎都被温州人承包了，而这些“黑口子”都与镇政府官员有些牵连。
记者发现，少数温商涉嫌非法开采。根据《矿产资源法》和山西省制定的有关条例，煤矿实行转包、租赁、托管、联营等，均需省一级主管部门甚至省政府批准。但有的地方政府和企业擅自作主，未经法定程序批准，以引资、承包、托管、改制、联营等方式，与外省、外商企业签订煤矿联营、租赁、收购协议，转让煤炭资源和矿业产权。
也就是说，对外，矿井法人仍是当地原矿主，但经营权实际已经暗渡陈仓给温州人，这一点，记者从阎敏才那里得到了委婉的证实。有人担心，如果温商“没有遵守游戏规则”，山西方面对其合法性追究起来将直接关系到他们的生存。
在山西，一场晋商与温商的角逐大戏也已经开幕，其实，较市场风险相比，温商更担忧的是政策风险，“一些地区喊出口号，重点查处温商，而不是重点管理。”有媒体报道，某县级市领导在大会上说：“别看温州人有钱就得意，我要他们停产，他们就得停产。”
一些温商说，他们先是被捧上了神坛，后来又被打入地狱，“缺乏资金时欢迎我们，把每年吸收了多少温资作为政绩，见到我们盈利了，心理又失去平衡。”
山西一些政策已经对温商的投资产生一定影响，已经有人开始从煤炭领域撤资，据说，山西省关闭产量9万吨以下煤矿的消息传出后，浙江省高层还曾为此专门赴晋协调。
山西省多次强调并没遏制温商在山西投资的意思。今年3月，朔州市平鲁区还专门赴杭州盛邀浙江民企投资煤炭产销和加工转化企业。这是山西首个拿出煤矿资源向浙江民企推荐的试点，有官员表示，平鲁的态度说明政府正有意识地引导民资的投资行为。
然而，温商还是担心遭遇卸磨杀驴、过河拆桥。记者就此拜访了山西省社科院能源所工业经济研究室主任夏冰。
她说，温商在中国最为市场化，资本的基本规律是向最能产生效益的地方流转，从这一点上说，温商渗入山西煤矿无可厚非。“山西省煤炭工业长期处于计划经济统治下，市场化程度很低，温州资本的进入激活了山西煤炭产业，这是一个好事。”
“山西应该持更加开放的态度，对温商一视同仁。对山西省政府而言，无论是山西人，还是温州人，谁投资都得向政府交纳税金，而事实上，温资进晋恰恰提高了山西的财政收入。”
不少山西人对温州人在山西煤炭产业中拥有越来越多的话语权心存顾虑，夏冰认为这是一种很封闭的思维。
“如果温商遭遇歧视，在目前的格局下，可能没有维护自己权益的正规渠道。一旦他们撤回资金，退出山西，则是两败俱伤。”
夏冰认为，温州煤团的出现，是山西推动煤炭市场化的一次机遇。如果，政策能够增加投资环境的公平性、稳定性，降低投资的政策风险，就会引导资本的良性发展，加大投资，带动山西煤炭产业的进一步优化；反之，则很可能触发资本的加快撤离，导致企业急功近利。
她说，山西煤炭产业充满权势色彩，资本的温州遭遇权势的山西煤炭，暴露了种种漏洞。“煤炭资源所有权为国家所有，但实际操控权在地方政府手中，温州人很聪明，迅速掌握了中国经销的特色，认识到真正掌握煤炭经济主动权的是地方政府官员。”
“看到这个漏洞后，他们就会重点出击，在各部门之间活动，吃小亏，赚大便宜。”夏冰提醒，当务之急是加强监管，单纯的抵制或垄断解决不了问题，引导民间资本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扩张，建立起一套完善的市场或行业领域的“准入”、“准出”机制，才是政府宏观调控的职能所在。
“这是对山西省政府调控能力的一次考验，政策无漏洞，谁来当老板都是一样的。”夏冰说。（撰稿／杨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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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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