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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早产也许很难追及接生者什么责任，但“早产食品”之所以能成功“落地”，责任恐怕就非其“接生婆”莫属了。成都海关日前查获了一批标注生产日期为2006年1月的“早产食品”，这批价值数十万元的“早产食品”，竟然整整“早产”了半年多。
“早产食品”是生产者将食品的生产日期人为向后标注，从而成功“延长”其食品保质期的结果。这样的“早产食品”常常因为已经过了保质期却不会被发现而损害到消费者的身体健康。导致“早产食品”顺利“早产”，正是时下国内食品安全监管严重缺位的典型表现。实际上，在各地，对食品负有监管或“接生”责任的机构可谓“婆婆”众多。在浙江温州，仅该市食品安全委员会的组成单位就达22个之多，其他地方拥有类似的食品生产“接生婆”或监管机构也往往少不到哪里去。可是，诸如“毒大米、毒奶粉”等千奇百怪的食品安全祸端，在这些食品监管“婆婆”众多的地方并未幸免。
对眼下的“早产食品”而言，也正应了一句老话，叫“鸡多不下蛋、龙多不下雨”。前些时，不就有一条“八个部委管不了一头猪”的新闻吗？其反映出的各部门对商品的“多头监管”所导致的责任不落实的现象，又是何其生动和典型？正是多头管理、交叉管理的问题长期存在，才导致国内的食品安全问题久拖不决，类似“毒食品”泛滥、“早产食品”下线的怪现象也层出不穷。
其实，与发达国家的食品监管水平相比，我们并非差在技术能力方面，而是差在监管体制和监管方式方面。或者说，加强食品安全标准体系建设尽管属当务之急，但如何通过健全责任追究机制，强化和激发监管者的责任心，才是杜绝时下越来越多的人斗胆充当“早产食品”“接生婆”的现象层出不穷的关键环节。
食品生产企业早已步入了市场经济新时期，而我们的监管体制却还依然停留在计划经济旧时段，如此错位，自然为生产者谋求“不法早产”提供了绝佳时机。这也正是包括监管者本身在内都有可能成为“早产食品”“接生婆”的深层次原因吧！
（ 责任编辑：胡晓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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