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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日报》不是韩国销量最大的三大报之一，但却是最有代表性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报章
■本刊记者 陈晓守 发自韩国
李丙圭，韩国文化日报社长。
1977年，李丙圭自仁治大学毕业后，开始到现代集团任“企业家皇帝”郑周永秘书，此后一直任职于现代集团。1994－1995年任文化日报副总经理，2004年3月任文化日报的社长，此前的职务是韩国百货公司的总经理。
文化日报创刊于1991年11月1日，当时是文化类而非综合类报纸。李丙圭时任现代秘书，兼文化事务长，参与了创刊工作。文化日报的创办，缘由郑周永的理念，“21世纪是文化中兴的时代，所以必须提前做好文化媒体的工作”。
1995年，因文化类报纸渐趋边缘化，遂转型为综合类，否则无法生存。
李丙圭说，报纸的使命是批判，批判权贵是文化日报的特色。
他还是韩国乡村运动的发起者，一年多前，他利用在韩国工商界的影响力和任职文化日报的便利，发起了与中国的温铁军先生相似的乡村建设运动，他命名为“一村一社运动”，具体做法是：“让一个企业和一个村庄联系起来，让企业的职员或他的家人去农村种田，种水果，收获农产物，自己和家人有劳动的体验，并向农户支付一定的费用，这样农民有收入，而且农产物卖到了企业，而职员和家人也收获了一个星期的体验和教育，当然，这都是自愿的。”
和早报没有区别，
我们就无法生存
文化日报是晚报，在韩国并不多见。与中国一样，因为追求时效性，韩国多数报纸都转为早报，以挤占更大的市场空间。朝鲜日报、东亚日报、中央日报的影响力和发行量居韩国前三，文化日报作为惟一的综合类晚报，能有不错的阅读率已是奇迹。
李丙圭说，文化日报的读者是韩国舆论的领导层（opinion leader），如知识分子，收入较高的群体，公务员，企业家等等，他们公共事务繁忙，“这是韩国舆论领导者最受欢迎的报纸，是韩国的南方周末”。据说“这是卢武铉总统最喜欢看的报纸之一”。
人物周刊：晚报在中国的生存面临很大压力，文化日报做晚报有优势吗？
李丙圭：韩国的趋势也差不多，很多晚报转到早报，东亚日报等，新闻的时效性、报纸的配送等等都是原因。现在由于电视、网络的发展，早报、晚报都已经落后了，韩国也有24小时的新闻频道，即时更新的互联网。所以报纸的重要性，不在于速度，而在于信息调查的深度，判断能力，这也是报纸目前存在的最重要价值。
我们关注信息的准确性，正确的分析解释，获得读者的信赖，这也是文化日报可以发展的条件。
人物周刊：您如何让看了早报的读者还有兴趣来读您的晚报？
李丙圭：早报一般是报道前一天晚10点前的事情，只有非常重要的新闻会到12点。而晚报可以做这以后的新闻，打时间差，韩国有很多重要的会议（如政府的政策公布）会照顾日报和晚报的比例（6：4）。即使是相同的新闻，我们可以更后续，更详细。和早报没有区别，我们就无法生存。虽然和早报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距离，但我们要付出好几倍的努力。这样的努力决定我们能否生存。
除了信息之外，还有两个版面特别受读者欢迎，社论和观点。晚报的任务就是让读者评价更正确的新闻。
人物周刊：这两个言论版体现了文化日报怎样的价值观？
李丙圭：两个基本原则：与权贵保持距离；自由的市场经济。政府的政策不对，我们会批判。读者认为，和朝鲜日报、东亚日报一样，文化日报有十分严厉的批判态度。
人物周刊：如果有不同于您的观点，能出现在文化日报的版面上吗？
李丙圭：当然。只要投稿不是社论。
人物周刊：比方，现代企业出了问题，或者是大的广告商出了什么毛病，你们会报道吗？
李丙圭：我们当然可以批判。报纸的本质是新闻，以新闻的原则来辨别是非，如果不这样的话，报纸的功能和价值就不存在了，就不可能拿到广告了。
人物周刊：做企业家和做传媒，哪个行业更让您有成就感？
李丙圭：在企业的成就感更多。因为一般的企业比报社的效率要高，言论事业的效率很低，我付出所得的回报没有企业那么明显。
人物周刊：什么力量支撑您现在的工作？
李丙圭：文化日报是现代企业的报纸，是我做现代企业总经理郑周永秘书时创办的。1998年后报纸的独立性加强了，和现代完全没有关系了。我希望它能成为韩国非常优秀的报纸。虽然报纸的经济效益比不上企业，但我仍然投身于此，是缘我对郑（郑周永）先生的缅怀。
人物周刊：如何应对OhmyNews等网络媒体的竞争？
李丙圭：速度是他们的优势，但仍然不能满足读者的需求。我认为现在韩国的网络媒体面临的经济困难也表明他们自身的缺陷。如果我们能把他们的弱势作为我们的优势，我们就会取得竞争力。我们不仅提供信息，更关注对信息的分析。
农村不发展 城市就危险
人物周刊：您为什么会发起“一村一社”运动？
李丙圭：农民问题，韩国和中国差不多。韩国在产业化进程当中，很快就解体了农村社会，年轻人都涌向城市，老人留在农村，人口减少，社会空洞化，情况非常严重，面临危机。政府没有能力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是经济发展和全球化背景下的必然。
所以我们来推动“一村一社”运动，目的就在于怎样让农村在这样的开放结构下克服矛盾生存下去，来探索政府和城市如何来帮助农村。农民为开放和全球化付出的最多，而都市的企业获得的利益最大。要找出两者双赢的解决方案。
人物周刊：您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李丙圭：主要是我的构想。韩国有一个农业协会，总部就在文化日报附近，所以经常有机会和他们接触，意识到不能采取单方帮助单方受益的形式。我们计划长期做下去，而且在这一年里经常拿出充足的报纸版面进行报道，在韩国媒体里也只有我们这样做。我们认为农村问题是韩国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言论的最大使命是如何改善社会，言论对社会的贡献也正在于此。农村的问题是最紧迫的，言论必须积极关注这个问题。我很早就有这样的想法。
人物周刊：效果如何？
李丙圭：我们这个运动效果特别好，仅仅过了一年，结成了3000对的“一村一社”关系组，每天有8对形成。现在不仅仅是企业，政府机关也参与进来。今年的计划是让中学和大学也行动起来，形成“一村一校”。
人物周刊：你们的目标是多少？
李丙圭：去年4月到现在，正好一年。结成了3000对，我们的目标是2万对。政府也决定把“一村一社”当作政策的一部分，积极推进，但实施过程受媒体监督。
人物周刊：你幸福吗？
李丙圭：最近不幸福。不是我个人有具体的困难，是因为整个韩国社会的情况让我感到不够幸福，经济不景气，政治混乱，这个环境好了以后，就会感到幸福。个人的幸福和整个国家各个方面都是绑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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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任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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