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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的血泪历史和原汁原味的儒教浸染，让韩国呈现出集体主义的大一统；而民主社会自由开放的空气，又让韩国社会充满多元化和创造性，儒家思想的外包装，自由创意的精神内核，这是“韩流”产生的重要原因
■图/文 本刊记者 黄广明 发自韩国
去韩国之前，我一直有一个疑问，一个人口4800多万，国土面积99000多平方公里的国家（无论人口还是领土面积，大体都只相当于我国河南省的半数），是如何举办了一届奥运会和一届世界杯足球赛的？须知中国这么一个庞大的国家，举办奥运会足足比韩国晚了20年。
以上是一个老问题，一般而言，能够举办世界性的大型体育赛事，可以用经济实力来解释——韩国的底气来自1960年代以来的经济腾飞。而临行前，我又产生了另一个问题，韩国人这样一个深受儒家文化浸染的民族，给人的印象是集体精神有余而个人创意不足，他们的经济腾飞不难理解，那么，近年来以韩国电影、电视剧、音乐、服饰、电子游戏为代表的“韩流”为何又席卷亚洲国家？这可是十分需要创意的文化产业啊。
韩国之行非常短暂，对深入了解这样一个值得探究的国家来说，一周的时间远远不够。但一周的时间也安排得非常紧凑，我们拜访了韩国前环境部长、国会议员、大学教授、电影导演、报社主编、农民运动领袖、民间思想家……也接触了韩国的普通民众，感触深刻而且良多。
血性民族
去韩国前，我对它的印象限于汉城奥运会，2002年日韩世界杯——以及中国足球的“恐韩症”，名声在外的韩国的美容业——以及几乎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瓜子脸大眼睛高鼻梁的韩剧女星，影碟《太极旗飘扬》，没有看过但听说过的电影《我的野蛮女友》，现代、三星、LG等著名品牌的商标，最后，就是这个民族强烈的国家意识和血性——他们可以为了抗议与日本的领土之争而断指、自焚，还有他们著名的红魔拉拉队。
总之，韩国给人的印象是：大一统，集体主义，国家主义，民众缺乏个性。韩国人的爱国主义令人感动而且害怕。1997年金融危机后，韩国经济受到重创，政府号召妇女捐出金银手饰，以补充虚弱的国库，结果韩国城乡妇女无论老幼均积极响应；在汉城(现在改名首尔)的大街上，几乎看不到日本或欧美的进口车，韩国自产的现代或大宇占据了绝大多数。一位在韩国生活多年的华人对我们说，在中国往往进口商品比本地产的要贵，但韩国恰好相反，往往是进口商品更便宜，他们有个观念，自己的东西就是好。比如在韩国卖的香蕉就很便宜，因为韩国不产香蕉，香蕉都是进口的。
有人分析韩国人有着激烈、性急的国民性格，而这正好是一种半岛性格。朝鲜半岛面积不大，本身回旋余地有限，国家一有风吹草动，立即传遍全国。近代史上，朝鲜半岛因其独特的地理政治学位置，多次成为大国利害冲突的第一线，饱受战争和侵略之苦。因此韩国人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
电影《太极旗飘扬》的导演姜帝圭说，韩国民族性里藏有一份深厚的“Han”(韩文，意“恨”)，即源自饱受侵略的历史记忆。韩国电影演员演出时爆发一股快、急、火焰般的直接，就是民族性里的“Han”在发作。而这个情感特性表现出来的节奏正好是现代观众需要的。《太极旗飘扬》用好莱坞战争片的语言叙述了朝鲜战争中南北朝鲜兄弟相煎的故事，在韩国引起极大轰动，近5000万人口的韩国就有1000万人看了此片。
韩国历史学家朴殷植创作了叙述近代以后日本侵略过程的《韩国痛史》，以及抵抗侵略的民族解放运动史《韩国独立运动血史》，从这两部历史书的名称，不难看出韩国人对待本民族历史的态度。
是故，当韩国与日本发生独岛（日本称竹岛）争议的时候，韩国人的表达方式也格外激烈，除了游行，还有断指、自焚的。他们的认识中，夹在大国之间的韩国如不用激烈的方式表达抗议，是不会引起国际社会关注的。
韩国人的民族自尊心极强。我们在参观韩国民俗博物馆时，里面的介绍在谈到韩国民间风俗礼制的由来时，都小心翼翼地回避中国，甚至几乎没有出现中国二字。而事实上，韩国古代的文化受到中国文化极大影响。比如，15世纪前，朝鲜半岛国家一直使用汉字作为文字，直至1443年世宗国王完成“训民正音”，才有了自己的文字，而对韩文创立之前使用汉字的历史，博物馆的介绍中只字不提。
记者曾问一名韩国人为何他们的民族情感这么强烈，这么有凝聚力——而中国人通常被形容为“一盘散沙”，回答是，韩国地处几个大国之间，是一个小国，如果凝聚力再不强的话，定然被人欺负；相反，中国这么大、人口这么多的一个国家，如果国民凝聚力像韩国这么强的话，那将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多元社会 多元思潮
韩国与中国没有大的历史恩怨，没有领土争端，在一般人的想象中，如果比较韩国人对中国人和日本人的感情的话，肯定是厚中而薄日，但实际上，这种想象失之于简单。
在汉城大学国际大学院教授赵英男看来，不同阶层的韩国人在不同的领域对中国的看法不一。韩国已经实行资本主义50多年，各阶层利益分化，而资本主义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站在自己利益的角度看问题。在韩国，保守势力反中的立场一直没有变，而经济界对中国有好感，热衷于与中国交往，年轻人对中国的感觉也不错。
但在军事上，许多韩国人担心中国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会产生地区霸权，为此，我们经常要向他们解释中国要走和平崛起的道路。
韩国人对日本人心理障碍主要是历史问题和领土争议造成的。近代史上朝鲜半岛遭受日本残酷的殖民统治，以及由此引发的日本历史教科书事件，加之韩日之间的独岛领土争议，造成韩国人对日本心存芥蒂。经济上，韩日两国既有竞争也有合作。但当前韩国人对日本在军事上是信任的，认为日本是一个民主国家，而且日本政府的立场是反战，侵略韩国的可能性较小。
可以说，韩国人在爱国的问题上是一元的，但在内部则是多元的，有许多冲突。这是50多年的资本主义制度和10多年的民主政治形成的结果，这种多元表现在社会的方方面面。
在汉城，记者刚好见证了一次游行示威活动。参加者是韩国的农民、城市贫民、路占商（摆地摊者）等社会弱势群体，游行目的是鼓呼自己的权利。参加者有数千人，他们先在一个公园集会。现场彩旗招展，演讲者慷慨激烈，下面应者云集，大批警察全副装备严阵以待。而就在游行者静坐地点的旁边，许多老龄人在安静地下围棋，对一旁的高音喇叭和喧嚣的人群充耳不闻，鸽子也在草坪上跳来跳去，毫不害怕，似乎对这样的场景已经见怪不怪。这一静一动之间，显得那样和谐。
在公园静坐一个多小时后，游行队伍起身前往市政厅。此时正值下午四五点钟，路上下班的人流和车辆开始多起来。到市政厅的路有三四公里长，警察一路跟随，没有与游行人员发生冲突，相反，交警还积极疏导交通，为游行队伍顺利前进服务。而游行队伍也秩序良好。据说韩国民众的“游行素质”亦极高，比如在与日本领土争端的抗议中，民众虽然表现激烈，但绝无打砸日本商店的现象。这就是一个民主国家人民的法治素养，既合法表达自己的意愿，又知道节制自己的行为。
游行队伍中有人载歌载舞，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次游行也是一次政治狂欢，是宣泄精神压抑的一个渠道。游行队伍经过之地，沿路的民众有伫足观看的，也有不予理会埋头做自己事的，在韩国，这样的游行司空见惯。
当游行队伍抵达临近市政厅的一条马路后，警察便再不让他们行进，以防他们冲击市政厅。两辆有公交车长的防暴警车横占街面，挡住了游行队伍的去路。大批警察一字排开，把路面堵了个水泄不通。游行队伍的先头部队与警察就此形成僵持。游行队伍中的口号叫个不停，而另一边警察齐整的威喝声更加响彻云霄。
一些身强力壮的男子开始冲击警察的人墙，但是他们却冲击不动更加身强力壮而且全副装备的警察。经过一阵忍耐之后，有警察开始用棍棒还击冲撞的人群，旁边新闻记者的相机立即“咔嚓”不停，与此同时，警察在堵住道路的防暴车顶上架起了高压喷水枪。据说韩国警察对付民众示威游行的装备是世界最牛的，能驱散游行队伍又不伤害他们，还能有效地保护自己，这些装备在七八十年代韩国民主化过程中不断改进，推动力就是多年高密度的群众街头运动。
此路不通，游行队伍只好按另一条路线行进，最后在接近市政厅的一个广场静坐，直至傍晚散去。回头想起来，当初游行队伍的一些人冲击警察人墙似乎是事先准备好的一场做秀，抗议者和警察都按照从前无数次演练过的方式表演，供路人观看，供新闻媒体摄影拍照。
组织这次游行的是韩国全国民众联代会。韩国自1990年代初民主化之后，NGO（非政府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而在专制时代NGO虽然有，但数量稀少，且有不少是政府主导，徒有虚名，真正的NGO则处在地下状态。如今，NGO已成为韩国民众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表达的一个重要渠道，正是在这样的组织里面，民众养成了一个民主法治社会公民的健全人格。
一位台湾作家曾说过，专制社会的民众，走在大街上放眼望去，眉宇之间似乎都带着一股怨气。据说韩国以前也是这样，但现在却不同了。同样是黑头发黄皮肤黑眼睛的韩国人，普通民众一般都装扮得体，彬彬有礼，青少年一辈明显比他们的父辈祖辈要高大，而且脸上洋溢着自信健康的气质，城市整洁有序，一幅后工业社会的面貌。
相比国内的城市，汉城的许多细节让人难忘。比如，无论是商场还是地铁里的阶梯式电梯，站着不动的人永远是立定一边，而将另一边让给乘电梯又赶时间的人通行；地铁靠站，总是先下后上，井然有序，绝无国内常见的争抢座位的现象；如同国内一样，地铁车厢里一般有老弱病残的专用座位，如果没有真正的老弱病残人士落座，一般都空着，哪怕车厢人很拥挤。商场购物一般用纸袋，避免用难以降解的塑料袋；公共场所，甚至包括商场和地铁站很少有人大声喧哗，而城市也是异常整洁。
赵英男教授介绍，在1980年代初之前，韩国城市的脏乱问题也很严重，这种现象从80年代中期开始改变，其中尤值一提的是1988年汉城奥运会的召开，仿佛一夜之间，韩国人的精神面貌、文明程度有了质的飞跃。城市面貌开始接近欧美等发达国家。
这表面上看是汉城奥运会的作用，实则有其内在必然性。一是韩国经济经过20多年的快速发展，民众仓廪实而知礼节；更重要的是，几十年的民主化运动，在80年代末开始初见成效，民众对自己国家、对自己城市的感情也发生了变化。军政独裁时期，民众认为，这个国家是少数独裁者的国家，城市是少数独裁者的城市，它的治安、美化与我无关，缺乏参与感；民主化之后，民众认为，国家是我们的国家，城市是我们的城市，我们与这个城市的利益息息相关，因而会自觉地维护它。
总而言之，韩国国家面貌和民众精神面貌的改观，得益于生活水平、教育水平、民主程度的提高。
自由空气带动经济发展
1960年代中期，朴正熙通过军事政变上台，后来当选韩国总统。在朴正熙的领导下，韩国的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在韩国现代史上第一次被有效地组织起来。经济开始以9.2%的年率增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62年的仅仅87美元猛升到1980年的1503美元，出口每年上升32.8%，从1962年的5670万美元增加到1980年的175亿美元。到1980年代初，韩国已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一个新兴的工业国，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
这一段时期韩国经济的发展被执政当局称为“汉江奇迹”。就此，汉城大学赵英男教授分析道，威权政治可以让国家经济发展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因为集中投资某种程度上可以促进发展，国家强势主导也可以提高很多效率。
但从80年代中期开始，韩国政府与企业之间出现了很多矛盾。市场经济要求企业自主，这是经济活力的保证，但专制政治却不给企业这种自由。“这就是专制政治过了一定的度就不能促进经济发展的原因。”赵英男教授说。另外，韩国“汉江奇迹”的首要原因，是当时有大量素质高、低工资的劳动力，而不受限制的劳动力供给情况一旦结束，劳动集团组织化的比重就会显著增加，经济上、政治上的交涉能力不断提高，随之就会要求提高工资水平。倚赖低工资剥削工人来促进经济成长的模式最终会破产。
赵英男说，这就是专制政治里经济可能有较大发展，但只能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原因。
为了取得持续的经济发展，必须迅速提供达此目的的各种必要条件，即政治生活必须高效率、必须合理化。换言之，应竭力消除妨碍经济发展的政治上的混乱和浪费。要保证经济长期健康发展，必须要有民主政治配套。
韩国著名学者——《韩国当代史》的作者姜万吉在谈到朴正熙及其后的军政权统治时说，“历史最终是不能以局部的成功来评价全体的，我认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部门应该均衡地发展。”
赵英男强调，人类进入21世纪，知识经济是发展的引擎，知识经济要求创意、创造力，而创意、创造力没有自由开放的社会氛围，没有无禁区的学术、文化环境，是不可能产生的。
韩国政府这些年来致力推广文化产业，认定21世纪文化就是国力，发展文化产业就是强国之道。资料指出，韩国必须出口150万辆汽车才能达到电影《侏罗纪公园》全球卖座8.亿美元的效益。文化产业本身就是一个创意产业。韩国著名导演姜帝圭说，民主化后自由的创作环境导致了韩国电影的繁荣。以前韩国有电影审查制度。想拍一部电影，还在写剧本的时候就要接受审查，“大学时我写了两部剧本就没通过审查。”设想在朴正熙或全斗焕时代，《太极旗飘扬》这样的电影无论如何是拍不出来的。
这不能不说是产生“韩流”的一个社会环境。
学术要想取得成就也同样需要这种环境。汉城大学赵英男教授今年41岁，研究方向是中国政治（曾经游学中国两年，分别在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虽然他是一名韩国学者，但记者感觉，他对中国国情的谙熟超过了许多中国学者。“80年代中期，我如果读《邓小平选集》，会违反《国家安全法》，现在我连《金日成全集》都可以看。”赵教授说。他的办公室满屋都堆着关于中国的书籍和资料，其中有许多是中国国内无法看到的。
“卢武炫总统与我无关，”赵英男说，“我是一名教授，只用专心做学问，其他可以什么都不管。”这是一个民主国家才能实现的事情。而在韩国民主化以前的威权政府时代，民众想躲开政府的影响都躲不开。
赵教授一年的固定收入有5万美金，这是他教职的年薪。另外，他每年接受一些研究项目，体现在个人收入这一块也有5万美金左右。一年10万美金左右的收入，在韩国社会属于中上层（赵强调，在社会地位上，教授在韩国绝对属于上层），养活一家三口人完全没问题。赵教授的女儿在念小学，妻子参加了一个环保的NGO，并没有收入，其它时间则操持家务。
采访完毕，赵教授请我吃饭，开一辆现代小汽车。汉城大学一般老师都有车，赵说他的车还算差的。
令人感叹的是，已经迈入经济发达国家的韩国，应该说在很多领域已经做得不错了，但像赵英男这样的知识分子似乎还是在“唱衰自己”，担心这担心那，一副乌鸦心肠。比如，韩国人认为与日本相比，他们还有很大差距，在教育制度、社会环境等许多方面，都还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即使是民主问题，赵教授也认为，韩国尽管已经实行总统民选，但民众的民主素养离西方国家还差得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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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任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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