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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讲习所·刘擎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以《自由四论》而闻名的英国政治学家以赛亚·伯林说，他对民族主义怀有一种爱恨交加的复杂情感。一方面他重视“民族情感”的真实性，对于英国学者赫尔德提出的“归属于共同体是人的一种本质需要”这一观点抱有同情的理解。在实践中他也支持犹太民族寻求建国的政治努力（伯林本人是犹太人）；但在另一方面，伯林又对民族主义的激进形态格外警觉，因为民族主义有两个“令人恐惧的兄弟”——种族主义和宗教狂热主义，一旦“兄弟结盟”将会形成攻击型的民族主义，演变出我们时代“最恐怖和最野蛮的现象”。
当然，对于伯林来说，与归属需要同样重要而不可放弃的价值是个人自由，这种价值可以诉诸不同的具体实践，却是独立于特殊认同的普遍价值。
如果一个人无法为了追求自由而成为无所依归、四海为家的“世界主义者”，又不愿沦为无视他人自由的野蛮种族主义者，那该做何选择？在1998年纽约纪念伯林的一次专家研讨会上，同为犹太裔的美国政治哲学家迈克尔·沃尔泽提出了类似的问题，并给出了三个可能的不同回答。第一，我们可以假装现实世界的冲突没有那么严峻，个人热烈维护的自身群体的特殊利益，总是能够与其他所有群体的利益兼容调和、和平共处。第二，我们可以主张，自己所归属的群体具有一种独特性——具有特殊与普遍的统一。于是，为这个群体的需求而努力既能满足特殊的归属感，又能实现普遍的善意。第三，我们承认不同群体有各自不同的诉求，它们都具有同等的正当性，群体之间发生的冲突有时可以用正当与否的标准来判断谁是谁非，但有时根本无法作出正当性判断。在无从判断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努力减少自己这一方的损失，但与此同时也尊重对方同样的努力。普遍的善意要求我们承认归属与利益的多元性，并为维护这种多样性来寻求谈判、调解与妥协。
沃尔泽认为，这三种方案之外的其他任何选择，不是放弃了自己特殊的归属性就是放弃了普遍的善意。而在上述三种答案之中，前两种选择都是虚假的意识形态主张。第三种试图将特殊归属与普遍善意相结合的选择，在政治上，就是伯林所倾向的自由民族主义。但自由的民族主义不是自相矛盾吗？民族主义是一种强烈的感情，很容易走向极端，而现实中的民族主义也很少是自由主义的。但拥有强烈的感情并不意味着失去理性与理性的善意。沃尔泽给出的一个例子是家庭：自由派的父母对子女也拥有强烈而特殊的感情，对自己的孩子给予特殊的照顾，但这并不必然妨碍他们同时去承认，其他的父母对自己的子女也拥有同样的偏爱。认定民族主义的不可改良是一种本质主义的立场，这恰恰是伯林所反对的。
自由民族主义者当然不可能化解所有冲突，也不可能避免所有冲突的损失。但我们只能在现实世界中不断尝试这种改良的方案，反复地实践将普遍自由与特殊民族情感相结合的可能，除此之外我们还有更好的选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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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胡立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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