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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7月24日，来自重庆万州燕山乡的303名移民乘坐“江山6号”抵达2000公里外的新家园——上海崇明县；到8月中旬，530户2004名重庆市万州区移民，被安置在上海市的7个区县43个镇173个村组。不到一个月时间里，共计逾两万移民赴上海市郊，他们是宜昌、万州、重庆之间三峡库区的最后一批外迁移民。
大规模的迁移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迁移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和繁荣。然而，与投资移民、技术移民等不同，那些来自三峡库区的工程移民，他们除了国家发放的迁移补偿外，几乎没有资金，也不具备现代产业所需要的各项技能和知识，他们来自贫困的山区，处在社会分成等级体系的最底层。对于这样的移民群体，人们首先关注的是他们是否会沦为贫困者？工程移民的特殊性似乎还加深了人们的疑虑：他们来自同一个地区，具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生活习惯，他们一起经过长途跋涉同时来到同一个地区，在陌生的环境中面临着几乎完全相同的问题，这些共同性加上工程移民迁移的集体性促使移民成为一个群体。他们的同时到来好比是在原有的社会结构之中一夜之间突然增添了一种新的成分，他们能否融入当地社会？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主任邓伟志教授带领一个课题组，进行了两年的实地调查，完成了一个关于三峡移民在上海生存状态的调查报告。近日，他和课题组的主要成员之一、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翁定军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邓伟志表示，这个调查报告的主题是“从冲突走向融合”，也就是移民由不适应到适应、最后融合在移入地社会之中的过程，这也是移民与当地社会冲突不断减少的过程。
生活变好了，还是变差了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翁定军告诉记者，移民是否能与当地社会适应同落户时间肯定有关，但落户时间不是影响适应的主要因素，最主要的因素是经济来源和经济来源的稳定性。而经济来源的稳定性又与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密切相关。
调查显示，对目前生活满意的人数明显高出不满意的人数，另一方面，他们的“满意”与他们来上海的时间长短关系并不明显，落户松江的移民是来沪时间最短的移民，但是，他们的满意状况与已经到上海二年、三年的南汇和崇明移民相比并不差多少，显然，时间没有成为影响适应的主要因素。比较三地的经济发展状况，松江是其中最富的，工业化程度最高，拥有的工厂企业最多，政府给每户移民都安排了一个企业的工作岗位，除此以外，每个家庭在移民办的帮助下还能够自己找到一份工作，相比之下，崇明在三个地区中发展速度最慢，缺乏大型企业，只有一些规模很小的民营企业，政府主要是以协商的方式请私营老板帮助安排移民的工作，虽然基本上做到了每户移民家庭能有一人在企业工作，但由于工资比较低，移民经常是工作没几个月便不告而别，工资低的工作不愿做，好的工作一时又找不到，这是崇明移民在落户后的前一二年中经常出现的现象，也是他们不满意的主要原因。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政府安排了工作，移民高兴地去上班了，但没有多久，工厂倒闭了，于是工作也没有了。一时间新的工作又找不到。
不过，收入的高低存在着心理预期的问题。调查中常听到移民办干部的抱怨：“500—600元的工资为什么当地人能做，而他们却不愿做？”据介绍，在崇明，移民进企业的工资一般在400—500元左右；南汇略高一些，大致在500—600元左右，最高的为1500元。虽然工资水平不高，但当地人也是这个工资水平，然而从云阳来的人却嫌这个工资低。翁定军则认为，迁移的强制性提高了移民对于收入的预期。
由差到好、由低到高的迁移为移民的适应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这仅仅是一种外在条件，适应的关键在于经济因素，他们是否能够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稳定的生活来源，是否拥有稳定的生存手段，能否逐步致富。相对稳定的或固定的生活来源是适应的基本条件。调查中移民谈到不适应的地方或是不满意的地方，不少都是与实际的生活费用问题相关联。据在南汇区移民办工作的移民代表介绍，他们初到上海时，以下几个方面的差别立刻就感觉到了：一是老家用柴禾烧饭，这里是用液化气烧饭；二是老家用的是河水，这里是自来水；三是小孩上学，老家是300元／年，这里却是1340元／年；四是就医费用明显高出老家许多。这些差别大都涉及到生活费用，来自贫困山区的移民，面对高出过去许多的生活费用，为了能节约一些费用，他们保留了一些原来的生活习惯，比如，他们为了节约一点煤气有时也烧柴禾。这些问题讲到底，是一个经济问题。
邓伟志等人发现，调查中没有一个移民谈到国家的补偿低于他原来的财产价值，但是，几乎每个人都谈到了自己在老家的收入有多高，而现在的收入如何不如过去。试举几例：移居崇明的刘永真介绍说，在老家每月工资1000元左右，妻子在家种植果树与其他作物，年收成在1万元左右，合计年收入2万元以上，其兄弟刘永山的介绍与其一模一样，年收入也在2万元以上；移居松江的李光明，在老家与妻子一同卖菜，做些小生意，年收入为1万—2万。
实际上，对照上海和云阳两地的平均收入，以及移民在上海的实际收入，对此问题可以作一个比较客观的判断。云阳是一个农业县，年人均收入为1754元，而上海，即使以发展最差的崇明为例，农民人均纯收入为4033元。三峡移民到了上海以后，当地政府给他们分配了自留地和承包地，安排了工作，户均1.4个企业工作名额，即使按月工资500元计算，1.4个岗位一年收入应有8400元左右，按调查样本中每户平均4.34人计算，人均年收入为8400／4.34＝1935元，仅此一项，已经高于他们原来的1754元，特别是在松江和南汇，不少移民自己还找到一份工作。当然，上海的物价水平要比云阳高，并不能得出收入高必然生活水平也高的结论，但在上述计算中没有包括副业收入，补贴收入，也没有包括移民在政府帮忙之外自己找的工作。应该说，除了个别的特殊情况外，移民现在的生活水平总体上不会低于过去。翁定军说，对照云阳地区的平均收入，上述几个个案在原地应属高收入家庭，他们的情况并不能代表移民在原地收入的一般情况，然而，在调查中问及“现在的生活同迁移前相比是好是坏”的问题时，相当一部分移民认为现在不如过去。调查中，三分之一略强的人认为现在的生活与过去差不多，认为“好得多”与“稍好”的人共为22.4%，“差一些”和“差很多”的人占到了43.1%，后者约为前者的两倍，也就是说，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到了上海以后生活水平下降了。他们一方面对现在的生活感到满意，但另一方面又认为现在的生活不如过去。不少人的态度是矛盾的。
困难在于情感适应
课题组在调查中发现，在一般情况下移民对移入地的认同，困难远远不止于经济，这种认同的困难来自一个深层次的情感适应。相比之下，深层次的情感适应比生活习惯、生活方式的适应要困难许多。翁定军指出，无论何种迁移，对故乡的眷恋始终是影响移民适应的深层次情感因素，一般说来，移民可以在生活习惯、语言以及谋生方式等方面完全适应新环境，但在情感态度上却很难“随遇而安”。
对于迁移至上海的三峡移民而言，他们举家合迁、“举村”合迁到上海，故乡的亲人已随同自己一起来到了这片新的土地。整建制的整村迁移在将故土上的人全部迁移过来的同时，也将原来熟悉的社会关系、亲戚关系连带着一起相对完整地迁移了过来，他们之间虽然不一定同处一个村，但相隔并不远，亲人仍旧在一起，仍旧在附近，可以经常走走，经常看看。建筑在人际关系、亲情关系之上的情感故园依然存在。
但一个现实问题是，他们仍然会不停地回头看，回头找，他们无法“忘怀”那片养育他们的故土，不仅是那片土地，更是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故人，那里有他们的亲人，有他们的朋友，那里有他们童年的欢乐，少年的梦想，青年的初恋，那里是他们情感的故园，是他们心灵上的根。对于故乡无法割舍的关注和思念，常使他们产生一种莫名的惆怅，难以言状的失落，使他们很难在情感上完全“同化”于新环境之中，无法在新环境中感受到应有的心灵安居。对故乡的怀念羁绊着他们的适应步伐，妨碍着他们对移入地社会的认同。
从一些正式规则的掌握或生活方式的适应中，比较容易看出移民为掌握规则而付出的代价，这些来自山区的移民虽然能在老家的崎岖山路上熟练驾驶摩托车，但在车来人往的城市马路上却有点不习惯，加之交通意识比较差，常常是不戴安全帽、穿着拖鞋驾驶摩托车。在这短短的二三年中，崇明、南汇都发生过多起交通事故，移民死伤都有。
在生活方式的适应中，曾有这样一件事：一位移民按照老家的习俗在春节到来前买回一头生猪，想像在老家那样回来腌着，想不到上海的气候与他们的云阳老家有很大差异，特别潮湿，他的腌制技术在上海不适用，结果是腌制的猪肉全部发臭了。
三峡移民“土著化”进行时
适应是一个过程，适应的最终结果是移民与当地社会融为一体，移民变得与当地民众没有区别，纯粹是一个当地人。实际上这是一个土著化的问题，它需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没有几代人的时间，很难真正土著化。若按土著化的标准去衡量第一代迁移者的适应，那几乎意味着第一代移民不可能适应，土著化的过程很少能在一代人的身上完成。他们即使在移入地生活了一辈子，也可能仍有不少地方保留着原籍地的生活习惯或生活方式，可能还带着家乡的口音，按土著化的标准就是还没有完全适应，但是，在他们身上确实在发生着适应，哪怕只是落户几个月，也要比刚到时“习惯”不少。
怎么来评判在他们身上发生的适应？这种评判可能是非常困难的。因为适应的内容非常广泛，有人际关系方面的适应，风俗习惯方面的适应，也有气候条件方面的适应，以及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各方面的适应，很难列举全面。适应内容的不同，适应的难度自然也不同。对于三峡工程移民而言，他们来到上海以后的适应，虽然是同一文化、同一民族、同一国度内的适应，与移居他邦异国相比难度要小得多，其间不存在复杂的民族情感、国家意识、宗教信仰等方面的问题，也不涉及深层次的价值观念等方面的适应问题，但是，来自生活习惯、生活方式、语言等方面的差异造成的适应问题仍旧是十分复杂的。
不同的适应内容，适应的难度不同，需要的适应时间也不同。一般说来，生活习惯、生活方式方面的适应相对于价值观念、情感态度等深层次东西的适应，要容易许多，所需的时间也相对较短，比如，崇明的移民刚落户时，常常是按照原来的生活习惯，见树就砍，砍下当作柴禾烧，当他们知道了要保护树木，懂得了绿化的道理后，滥砍滥伐的现象很快没有了。来上海后的短短二三年中，他们自己认为在吃住穿等物质生活、人际交往方式以及生产劳动方式等方面已经基本适应了，习惯了当地的生活。实际上，这方面的适应并不一定很快，只不过是他们并不看重这方面是否适应，如果存在不习惯，他们也认为无所谓。
语言可能是一个比较难以适应的方面。不过，同一文化内的迁移所造成的语言障碍，并不是来自两种不同的语言，只是同一种语言的不同方言的区别。文字是同一的，仅是口音不同而已，对于大多数移民来讲，语言带来的交流障碍都是短期的，不适应是暂时的，数月或半年后，基本上都能听懂当地话，能用带有四川口音的普通话与当地人进行交流了。但是，他们要真正掌握当地语言却是非常困难的，对于三十来岁以上的人来说，四川口音的普通话或当地话可能要陪伴他们终身，成为人们“识别”当地人、外来人的一个依据。
两地迁移带来的不适应与其他原因造成的不适应往往交织在一起，两者的混同也会带来对适应评判的困难。调查中移民谈到不适应有这样的描述：上海生活节奏明显要快，工作紧张忙碌，有时有感冒发烧等不适也得上班，否则就要被扣工资，老家则宽松悠闲。实际上，这种不适应不是主要由两地之间的差异带来的，而是由职业差异造成的，即使当地人，变换了一种工作也会感到一时的不适应，当然，职业不适应的原因在于迁移，从西部的山区移居到东部平原必然意味着职业方面的重大变化。
移民群体出现了阶层分化
移民在原地总存在一定程度的分化，他们从事着不同的职业，具有不同的收入，有的生活比较宽裕，有的则比较拮据，有的担任一定的行政职务，也有的从事个体经营，形成了不同的社会地位。但是，成为移民后，国家根据统一的补偿政策按人头补偿，到了移入地后，当地政府又是按照完全标准化的方法来安置他们，在统一的补偿政策之下，在标准化的管理方式下，移民之间原来的异质性减少了，相互之间的差异变小了，原有的分化缩小了。迁移，对于他们来说，大家都处在同一个起点上。不过，专家们也发现，阶层分化正在削弱移民之间的同质性，增加他们之间的异质性。当他们之间的差异再次变大时，再次出现阶层的分化时，也即意味着原有的群体在解体。群体是建立在诸多共同性之上的，这些共同性构筑了群体的基础，当这些共同性消失了，群体的基础也即不复存在，群体也就解体了。群体内部的阶层分化终将导致群体的解体。
调查显示，分化已经开始出现，这种分化主要表现在经济收入上。一部分移民的生活好了起来，那些青壮年劳力比较多的家庭，容易找到工作，收入开始逐步提高，一些经营有方的家庭，开了店，还雇了人，生活水平已经明显高于过去，也有个别家庭收入反而有所下降，主要是那些年龄在四五十岁，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子女，且子女正在就学的家庭，四五十岁的人找工作明显不如二三十岁的人，而正在就学的子女又增加了家庭的支出负担。
在这种分化中，人们所具有的向上性意愿具有促进作用。向上性意愿影响着人的勤奋和努力，向上性意愿的强弱差异，影响着个人主观努力的差异，成为导致经济分化的主观因素。
职业的分化既是分化的一种表现，也是其他各种分化的重要原因。移民在原来的家乡主要从事种植业，来到上海后，许多人进入了工厂工作。职业、工作直接导致收入上的分化，职业不同，收入自然不同，即使同样是在工厂工作，收入也不会相同。据当地移民办介绍，移民进企业的工资一般在500—600元左右，高的在800—1000元左右，最高的为1500元。
职业、工作不仅促使经济收入上的分化，它还为移民提供了一条联系社会、接触社会的途径。其结果是移民由此进入其他的社会群体，比如，进工厂工作使其成为职业群体中的一员，在工作中也会形成志趣相同的各种非正式群体等等，由此增加了移民从属的社会群体的复杂性，使其在群体属性上分属不同的社会群体或团体，他既是移民群体中的一员，也是某个或数个社会团体中的一员，这些群体之间一般都是相互独立的。这种群体属性的复杂性，也即移民分属不同社会群体的特性，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减轻了来自移民群体的压力，减少了移民对移民群体的依赖。群体属性的复杂性在减轻移民群体压力的同时，也减少了移民对移民群体的参与程度。移民的关注范围转移和扩大了，这在客观上减少了移民对移民群体的关注份额，同时也扩展了移民观察问题的视角，引起移民价值观、生活态度等各方面的分化。所有这些，最终都将导致移民群体内部的阶层分化，促使群体的解体。
来源：[南京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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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胡立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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