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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农民工消费。首先来看这样一组数据，据了解，目前全国农民工人数已经达到1亿2000多万，如果按有关部门统计的，平均每个农民工一年给城市创造的价值在25000元左右计算的话，就将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可以说，农民工这一群体为社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这些农民工在城市里过着怎样的生活？他们一年花在自己身上的钱又有多少呢?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从在京务工的农民工中,挑选了几位不同行业的打工者，从他们的故事中我们可以近距离地感知这个特殊群体的消费心态。让我们先从18岁的餐馆服务员小六子说起。
吃的“感受”
小六子真名叫王艳伟，从河北农村出来的她到北京某餐馆打工已经一年多了。因为在家排行老六，熟悉她的人，都亲切地叫她“小六子”。
记者：你现在一年能挣多少钱啊。
王艳伟：一年六七千吧。
记者：你觉得跟你家里面在家种地相比呢。你感觉这个收入满意吗。
王艳伟：我非常满意。因为这儿还管吃管住，省的话一年花不了多少钱。
吃饭不花钱，有这样的好事儿，当然不能亏了自己的肚子。因为早上五点多就要起床卖早点，忙了一大阵儿，这会儿都九点多了，肚子早饿了，也顾不得什么斯文了，还是赶快吃吧。难怪这些小姑娘们吃得多，人家是能吃也能干呀，说起这干活，恐怕能干的还不止“小六子”一个，这不，同是来自河北沧州在北京做绿化工的小杜，干得可都是体力活，挖沟、种树、修路，一点都不轻松。
小杜今年28岁，是2002年来北京打工的，三年过去了，他已经记不清楚自己曾经挖过多少个树坑，栽过多少棵树，也不知道自己流了多少汗，他只知道自己每天要干10个小时的活，一个月下来能挣七八百块钱。虽然很辛苦，但他没有太多的抱怨。采访中小杜告诉我们：“出来打工哪儿有享受的，出来打工都是受罪的，肯定不如家里舒服，家里面一天三顿饭有人管，在这儿也能吃饱饭”。
说起吃饭，这小杜可就真没有小六子那样幸福了。就说这早饭，甭说吃包子，就是吃馒头咸菜，每天也要从自己腰包往外掏钱哪，一顿早饭至少也得花上块八毛钱的。
小杜：“早晨起来，咸菜条，来俩馒头，馒头便宜，一顿能吃一块钱馒头顶天了，中午有时候吃上一块钱菜，早晨就是最多两毛钱咸菜足够了，再来碗粥，要不弄点水凑合，出来受罪，还吃香得喝辣的，不可能的，凑合能吃饱就行了”。
吃饱就行，看来这要求并不高，可也有吃不上饭、饿肚子的时候，这不每天早上五点多就要起床，六点多吃早饭，今天早上有些睡过了，早饭早没了，小杜只好买了一张煎饼带到了工地上。一张煎饼一块钱，够买三四个馒头，对于小杜来说，已经很 “奢侈”了，偶一为之还可以，平时可不敢这样。
记者：平时吃好的时候多吗。
小杜：舍不得啊，一天天受这么大累，出一天汗，挣这么点钱，哪舍得上饭馆吃饭去啊，一个月吃两次肉都不错了。记者：平时一天花多少钱。被问：就是四五块钱吧。吃馒头，记者：一天三顿都吃馒头啊。小杜：对。就这样，都吃馒头，您想吃什么啊。
记者：那菜呢。 小杜：早晨咸菜，晚上咸菜，中午炒点菜。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但是对许多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来说，吃饭就是为了有力气干活，哪还能顾得上卫不卫生，更谈不上像城里人那样，讲究一日三餐的营养均衡与搭配。在国际上，通常会用恩格尔系数来衡量人们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的高低。计算方法是人们在食物上支出的金额除以日常总支出额，系数越低，表明生活质量越高。反之就表明生活质量越低。以小杜每个月餐费150元，手机费30元、日常用品20元，吸烟40元，总支出为240钱计算的话，他的恩格尔系数高达：62.5%，不仅超过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59%的贫困线标准，也远远高于2003年全国农村和城市居民的45.6％和37.1％。
租来的“小窝”
能省则省，吃饱就行。对于很多农民工来说，这进城务工，图的可不就是能在城市里多挣俩儿钱嘛，所以当然要在吃饭这最大的一笔日常支出上节省一下。说完了这吃再来谈谈农民工住的问题，一起来认识一下从河南信阳来北京打工的老何。
老何今年40岁，但看上去却比实际年龄老许多，老何在北京卖菜已经两年了，此前，他下过煤矿、搞过建筑、做过电焊、油漆、装修，样样都干过，由于都没有赚到钱，老何决定自己摆摊儿卖菜，先是在马路边，后来在一个店铺的角落里，租下了这块地方。
记者：您现在这个地方一个月房租多少钱。
老何：这个房租一个月800块呢。
显然，老何对菜摊每月800块钱的月租金感觉有些贵，这也难怪，老何的菜摊一年下来也赚不了几个钱。老何一脸无奈的告诉记者：“生意也不行，一年弄个两三千块钱。多了我们弄不了，两三千块钱靠得住，除掉房租，比种地强。（接）你看这个莴笋还得扒叶子，你卖一块五，你不扒这么干净他不要，人家来买莴笋，卖给他一块五，其实上是一块二上的，挣三毛钱，一扒叶子也挣不到三毛钱了。这芹菜卖五毛钱，芹菜是三毛五来的。这价都在那儿搁着的”。
除了这摊位费，他还有一笔住房的开销。为了卖菜方便，老何在附近还租了一间平房。老何：租楼房我们租不起啊，就租的平房。
记者：一个月房租多少钱。
老何：那个便宜，一个月150块钱。
150块钱，这在北京能租个什么样的房子？记者决定去老何的住所看一看。
老何告诉我们“以前住的是小屋。妻子来了以后，他们住不下了，太小了，就搬到大屋了，能做饭啊。记者：这个屋比原来那个大吗。老何：比原来那屋大多了，那屋就搁一个床，放饭桌都没法搁”。
老何的妻子一个月前才到北京，为了让妻子住得好点，老何狠了狠心才租了“大房子”，所谓大房子也就十六七平米大，里面摆了两张床，一张女儿的，一张是他和老伴的。因为没有单独的厨房，他们连做饭也都要在这间屋里。根据。。统计，2004年，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住房使用面积，已经达到了18.7平方米。但这对于老何来说却是想都不敢想。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很多在北京打工的外地人不都是这样活着嘛，自己能在北京有个地儿睡就已经不错了。
记者：您说这个房租一个月150，水电都包括了。
老何：没有。电一个字5毛钱，水一个月6块钱。
记者：一个月大概能用多少（电）。
老何：我们就是电灯，什么（电器）都没有，一个月（算水电也）就一百多块钱。
与老何境况相似，同样是给自己打工的裁缝铺刘素珍夫妇，却对自己的住的房子并不满意。刘素珍夫妇是江苏如皋人，几年前来到北京靠两台旧式缝纫机接些扎裤脚、修拉锁、做窗帘的活儿为生。因为生意一直不太好，这几年，刘素珍已经换了好几个地方了。
记者：一共搬了几次家了。
刘素珍：搬了4次吧。
记者：是您住的地方搬了四次，还是您这个店搬了四次。
刘素珍：住的地方也搬，搬到一个地方就得搬家，很麻烦的。
记者：等于家也跟着搬了四次了。
刘素珍：对。都得搬，找一个地方干活的话太远，本来人就挺辛苦的，晚上再回去八九点钟，再回家做饭的话那就挺晚的了。
刘素珍现在的店铺在通州区的一个地下超市，虽然只有几平米，却要花去她大部分的收入。刘素珍告诉我们，生意好的时候，一个月也能赚上两三千块钱，但是除去这一千多块钱的店铺租金，剩下的也就不多了，更何况他们每月还有近200块钱的房租钱需要支付。
记者：租房子一个月多少钱。
刘素珍：200块钱，180块。
记者：加上水电费吗。
刘素珍：对。那个是平房，我们租不起楼房。
刘素珍说，由于丈夫家里没钱，她在老家时就没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现在在北京又搬来搬去的，她真得有点累了。
由于收入水平限制，住在哪儿往往是大多农民工最头痛的问题。以北京为例：2004年，北京市单套月租金低于1000元的房子仅占3.9%，月租金主流价位一般在1001元—2000元之间，即使是远郊的平房一般也要在200元左右，这对于月收入大都低于1000块钱的农民工而言可以说是很难承受的起。为了节省开支，寻找廉价的住房已经成为他们的普遍共识。
还是那句话，出来打工本来就不容易，尤其是农村里出来的农民工，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辛酸，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故事，但是他们对待消费的心态却是一样的，那就是再苦再累也不能随便乱花一分钱，因为他们都知道，自己挣的是份辛苦钱。更何况花钱的地方能还多着呢。
一样的笑脸，辛酸的经历
19岁的美容店美容师燕燕，山西长治人，出来打工已经两年了，虽然每个月也能挣个六七百块钱，但她从不敢轻易花钱买东西。采访中燕燕懂事地告诉我们：“有的时候看到这个衣服挺漂亮的，想买，但是不行，因为我家里情况不允许我这样消费，所以就想着那就不买了”。
燕燕的父母都是残疾人，在老家也是靠种地为生，为了让他们生活得好一些，燕燕宁可自己受累。
燕燕：因为我妈看不到，我妈是一个盲人，然后我爸她腿不太好，所以家里劳动能力很少。现在的收入有600、700块。就是寄到家里500块，然后自己留200块。
虽说还给自己留了200块钱，但燕燕还要再存起来一些。而剩下的钱就更得精打细算了。燕燕：“在我特别想家的时候，我不会打电话，我觉得我特别想家的时候我一打我就特别的激动，我就想哭，特别想家的时候不打，什么时候闲下来了，他们在家干嘛呢，就打电话问，打电话我妈就跟我聊聊他们在干嘛就这样”。
由于家庭负担很重，当周围许多小伙伴都用手机和家人联系时，燕燕却还没有这样的打算。“我现在我都觉得养活不起家人，我再养手机，我觉得太让我有点接受不了，有它我觉得会是一个负担，没它我觉得我很轻松，我能很好的照顾我的家人，把这部分钱花在我家人身上会好一点”。
燕燕告诉我们，她平时从来不买化妆品，现在用的化妆品也都是老板给的。偶尔，她也会到街边的小店逛逛，面对琳琅满目的首饰、饰品，她只敢挑件最便宜的买。
和燕燕的家庭状况相似，18岁的餐馆服务员“小六子”的母亲也是一位盲人，她对于花钱也有着同样的体会。“不是说随便买什么就买什么，因为这个钱你花钱容易，挣钱难，所以有的时候一花钱，我就想想，父母他们挺艰难的，想起他们一花钱心里面挺难受的，确实挣钱不容易”。
尽管没有多少钱，但是让小六子开心的事儿还是挺多的，比如能在轮班休息的时候去爬爬山，逛逛公园，当然她每次都要从小路爬上山再绕到公园里。因为这样她就可以少花点儿钱。“一般上那儿不买门票，直接爬虎头山，不买门票。记者：你们知道现在门票多少钱一张。王艳伟：好像是十块钱吧。
除了爬爬山，逛逛公园，在餐馆的包间里唱一回不花钱的卡拉OK也是小六子一大爱好。因为在她看来，这样的生活已经可以满足了。
小六子这样的消费观念代表了整个农民工群体的大多数。2004年4月，零点研究集团曾对北京、上海、广州、武汉4个城市的979名进城务工者，进行了一项面对面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这些年龄在16～40岁的进城务工者中70%的人，认为自己消费时会在同类产品中选择价格最便宜的，80%的人认为商品的品牌和包装无所谓，只要实用就可以，68%的人会在买东西时讨价还价。周刊记者对几位农民工随机进行了采访：
记者：像您一个月（除吃饭）花多少钱。
农民工老姜：一个月花个50、60块钱。买个牙膏牙刷，有时候洗脸盆，买个鞋，买盒一块钱左右的烟。
小杜：基本上不买衣服，捡一身凑合干活穿就行的，我们买洗发水飘柔我们没有用过，都是四块钱一瓶的，有点凑合着得了，比洗衣粉强就得了。
看了周刊记者的采访，您或许已经对这些外地打工者，几近“吝啬”的生活方式，有了一些了解，也多了一些理解和同情，但是我们了解到的内容毕竟还很有限，接下来一起来听听这位和农民工“打了好几年交道”的赵女士的亲身感言。
城里人的感言
赵女士，曾在北京一处建筑工地开过四年的小卖店，一谈起农民工“消费”，赵女士可是感触良多：“其实民工买东西，最主要他是图便宜。比如说他不需要什么品牌或者质量他都不在乎，只要这东西便宜那我肯定就买，比如说方便面吧像咱们吃可能康师傅，就一块三吧，也就是这个价位，可他们要吃，就是五毛的、八毛的，那你进价可能就两三毛就能进，那质量搁咱们就不吃，肯定不怎么好，可他们就属于我们就需要吃饱不需要吃好的那种”。
为了满足这些“特殊”的消费群体，赵女士可是动了不少脑筋，东西上得不能太贵，否则没人要，上得太便宜了，质量又不一定有保证。时间一长，她还真针对自己的客户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营销策略，那就是东西能拆开卖的，决不整合儿“销”。赵丽：“买针也是一样，一盒，圆盒，其实也不贵，一块钱、一块五那样不要，买一根针，他一般买大针，为什么，大针有时能缝被子，衣服也能缝，能用得上，他买一个大一点的针，能多用，不象咱们分小针、大针那种，买一大针。完了，线呢，他不要一卷，他要一根，你给他撑一根。比如这针，你卖他一毛钱，但他也乐意。
也难怪，没事儿买那么多针干吗？多了也浪费不是，可您那还是碰上赵女士这样会做买卖的商家了，要不然，这搁在大商场里，谁会将针和线分成根来卖呢？不过和这些农民工接触多了，赵女士对这些农民工的精打细算也多了一份理解。
“农民工其实可以理解他们，人挣钱挺不容易的，你看特别辛苦，真是起早贪黑的，干的是苦力活，挣点钱呢那么难，来北京就为了挣钱，不可能来享受来了，而且说在那种情况下，人家连院都不出去，就圈在这工地里面，那可不就是填饱肚子，吃饱了干活，干完活就吃饭，吃完饭就睡觉，天天就这些生活，他没有别的什么东西，你说出去玩，或者看什么，周边也有录像，一般去的人少，可能也有，其实他们录像也很便宜，一块钱一张，有五毛的，反正特别便宜”。
赵女士说，和这些农民工呆得时间长了，还真挺替他们担心的，倒不是说怕他们吃不好睡不好，而是农民工对待看病的态度实在令人担忧。俗话说，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可是农民工要是得了病，又会怎么办呢？
赵丽：“比如生病了，咱们要是买药呢，就是买整盒的，你要去药店买，肯定是买整合的，那他就不可能，那我就拆成片给他们。记者：为什么要拆成片给他们？赵：他们不可能说像咱们，我要把这合吃完了，我要除根，我感冒我要吃一星期药，他就不会，我今天难受了，我就吃这些药，比如说吃一包两包，或者一片两片，我现在能扛过去了，我现在能上班了就行，我不能歇工呀，歇一天工，应该是他们按天，一天多少钱，他们一个人，那你歇一天你就没钱了， 所以呢他们就是我能扛过去，我能省钱，我就少吃一点药”。
城里看不起病
事实真如赵女士说的那样吗，在建筑工地的宿舍里一位农民工告诉我们：“哎呀，那个看病花费的可是太贵了，像我们那里卖一个银翘片，牛黄解毒片，都是几毛钱，五毛钱就可以，在这就是价钱就要乘以三倍四倍，就是价格太高，说句良心话，就是有时候能忍就忍一下，都不去看，因为我们赚钱也不容易吧。
而在另一处工地上，这里的农民工告诉我们：“这里的药比家乡的贵，这里的药真一点，吃了管用。
记者：您平时有病的话去医院看吗。
农民工：不去医院，都是到药房买点现成的药，吃吃就行了。
有了病，不敢到医院看，这似乎已经成了打工者的共识。在被采访的农民工中，医疗费用的高低往往是决定他们是否就诊与怎样就诊的主要因素。由于不肯到医院就诊，工伤、因生活条件恶劣引发的食物中毒或皮肤病等传染病，还有因防护措施不到位可能引起的职业病，时刻在威胁着农民工的健康。刘素珍的丈夫丁师傅，前段时间患了前列腺炎，因为实在挺不过去，才不得不去了医院。
记者：输液这段时间花了多少钱了？
刘素珍：差不多4000块钱。
记者：要这个小店差不多两个月的收入了，心疼吗？
刘素珍：差不多，心疼也没法子，也得看病。
记者：听说您最近这两天感冒了，感冒了没有去看医生？
刘素珍：没有，我看，他再看，哪儿有那么多钱去看啊。
“小病扛”、“大病拖”。对农民工来说，他们最怕的可能就是生病。因为没
有医疗保障，农民工辛辛苦苦积攒了多年的积蓄，可以因为一次病就花个精光。
在城里人面对高昂的医疗费都感到负担不轻的时候，生病对于农民工和他的家庭而言就更是一场灾难。除了医疗，农民工最大宗的开销就是子女教育了，这一点和城里人一样，但是，与城里人不同的是，农民工是拿着比城里人低得多的薪水，却要支付比城里孩子更多的教育费用。
把孩子留在老家上学
据了解，在全国1.2亿流动人口中，随同父母亲进城的农民工子弟就有将近2000万。由于户口不在本地等诸多因素，许多学校在接收农民工子女入学时都会额外收取数额不等的赞助费，这就将大部分农民工子女挡在了校门外。尽管目前很多城市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取消或限制赞助费，或是成立了众多的民工子弟学校，但也不能很好地解决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以北京为例，目前一所农民工子弟学校，一年的学费也要在700块钱左右，而公办学校一年的学费至少也要在1000块钱以上，正是这笔费用，让许多农民工的孩子不能在城市接受教育，或是彻底与教育绝缘。
因为北京的学费太高，老何17岁的大女儿已经辍学，而15岁的儿子现在一个人留在老家上学，老何告诉记者，家里的学费一年才只有三四百元钱。与老何一样，采访中，刘素珍也告诉记者，他们的儿子已经上小学四年级，至今还寄养在一位朋友家里。
没人管孩子，也许只是不愿说出原因的一种借口。刘素珍的丈夫向我们透露，孩子不在身边的真正原因，其实是“北京上学学费太高”，在老家上学，他们一年能省下近500块钱，为了省下这笔开支，夫妻俩只好忍痛割爱，尽管每隔一段时间，他们都会往老家寄一回钱，但心理的那份担忧，又何尝不让他们终日里牵肠挂肚呢？
农民工很朴实也很坦诚，行走于拥挤的城市之间，他们常常会因为肩扛着大包小裹，而遭到城里人的白眼，也常常会因为在公共汽车上，包裹占了一个人的座位，而与售票员讨价还价，争执大半天。但不能忘记的是，正是这个群体为城里人的生活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看了我们的节目，坐在电视机前的您，对于他们的“精打细算”，是不是也多了一份理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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