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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制度听起来好像比较技术化。”5月24日，在第八届中国北京科博会中国经济高峰会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用一个比较严密的逻辑强调了拨备制度的重要性。
周认为，银行改革是否能够取得成功，不良资产今后会不会再大规模地产生，是银行业改革面临的一个重大考验，但即便是在管理和信贷文化非常健全的制度下，也会有较小比例的信贷和资产会产生风险。不良资产的产生是无法完全规避的，因此消化不良资产的能力，也就是通过拨备、核销的手段来消化不良资产，就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从这个角度，拨备制度是（银行业）改革的一个关键环节和核心内容”。
在外界热烈期望周小川就汇率和利率问题，哪怕透露片言只语时，周小川的发言却均未涉及上述问题，并在演讲完毕后一言不发摆脱身后的十余名记者，快速离开会场。
周在演讲结束时说：“我个人觉得可以提醒大家注意研究的一个问题，就是拨备制度的改革——作为整个改革一个非常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改革攻坚的一个关键战役。”
实际上，在去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联合召开的会议上，刘明康就明确提出，要执行审慎的拨备制度，制订切实可行的资本补充计划，迅速提高我国银行业整体的抗风险能力。
周小川认为，拨备制度的改进与其他几个制度有密切的相关关系，其一就是贷款的科学分类。“如果拨备制度不健全的话，分类的积极性就会大为降低，贷款科学分类的意义会大为降低。”周小川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这就好像说，一个人可以要求定期地进行体检，但是检查完了，不准治疗和吃药，这样的话，大家觉得检查了也没有用，反正检查出病来又不准治，还不如不检查。”
“我们可以回顾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这些银行自己报的资本充实率也都是挺不错的数字。”周小川认为，在没有足额、真实拨备的情况下，资本充实率的管理就很可能变成形同虚设。
在过去的17年中，监管部门在拨备上的考虑越来越多——1988年时，商业银行根本不准计提准备；1988年开始允许计提0．2％的准备；到1992年，仅按照贷款余额的0．5％计提准备。1993年至1997年计提准备比率从0．5％逐步提高到1％。
但周小川认为，所有的准备不是按照银行贷款和银行资产实际所面临的风险概率所做的，那时候的行政色彩比较重。“2001年5月份开始有一个比较实质的改进，贷款准备必须根据资产的风险程度足额提取，财政部做了这样的规定，同时提取的范围从1％一直到100％都可以。但是有关的税收等方面的安排，当时还没有及时跟上。”周说。
回顾拨备制度在中国改进的过程与一些银行上市后的变化，例如1998年与2001年允许上市银行按照国际会计准则分别提取4项减值准备，周小川认为，拨备制度改革的动机与契机逐渐成熟。
银监会最新发布的消息表明，在拨备制度上，监管部门之间思路上一致。银监会5月20日透露其最新的工作动向，加大推进贷款风险五级分类管理工作力度，其思路就是促银行业金融机构进一步落实“提高贷款五级分类准确性—提足拨备—做实利润—资本充足率达标”审慎持续监管的各项措施。
“尽管这些年有了很多的改进，但是我们还存在一定程度的差距，认识这些差距才能改进。这些差距首先是要看，我们究竟是在哪些方面需要拨备？对哪一类资产进行拨备？拨备应该拨备多少？应该根据什么样的规则进行拨备？拨备应该在时间轴上多大的时间范围内进行安排？像这样的问题，我们还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和改进，同时要缩短和国际规则的差距。”周小川还指出，一定要研究究竟哪些可以在税前拨备，哪些应该是税后的拨备。其中也涉及到成本和利润的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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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胡立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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