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提高个税纳税扣除额是为当地群众谋了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一件好事。但同时地方政府的行为也把本该刚性的税法变成了灵活松动的“橡皮筋”。

　　税法在执行过程中的灵活松动带来的是对税法威严的侵害、对税法刚性的破坏。这个代价是无形的，但影响却是巨大的。

　　个税改革再掀波澜。日前，有消息称北京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拟由目前的1200元提高到1500元。很快，又有报道称，全国人大和财政部都表示，在新税法问世前，各地擅自提高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属违法行为。

　　报道来自权威媒体，应该是准确的。如果各地擅自提高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真的属于违法行为，应该怎么办？

　　这个问题看上去非常幼稚，因为就算是小学生也知道，违法就要受到惩罚。但是当前的现实是，广州、深圳事实上的个税起征点已经达到1600元、北京事实上的起征点为1200元、上海事实上的起征点是1400元，面对各地事实上提高了个税纳税起征点的做法，有关部门的选择是沉默。沉默意味着什么？认可。

　　坦白地说，地方政府提高个税纳税扣除额是为当地群众谋了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一件好事。但同时地方政府的行为也把本该刚性的税法变成了灵活松动的“橡皮筋”。

　　税法的“灵活性”不仅仅表现在个人所得税一个税种上，因为中国实行的本来就是一套比较复杂的流转税制，各地对税法的诠释往往会产生不同的观点。比如，最被跨国公司税务经理头痛的企业所得税税务问题之一，如何认定企业在中国设立了常设机构而必须纳税，各地对常设机构的理解和认定并不完全相同，这就使得税务经理们常常会感觉无所适从。比如，对关联企业的转让定价问题，不同的地区对关联企业的认定也有自己不同的理解。全球最大的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最近对90户跨国企业做了问卷调查，其中一个问题是：请列出对贵公司带来最大税务考验的亚太区国家。中国名列榜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各地对税法的诠释及执行不清晰、不一致。

　　税法在执行过程中的灵活松动带来的是对税法威严的侵害、对税法刚性的破坏。这个代价是无形的，但影响却是巨大的。

　　我们常常强调政府要依法治国。可现实又告诉我们，政策往往替代了法律。如果连政府都将威严的法律视为弹性很大的“橡皮筋”，任意拉长或者缩小，那么，一旦“橡皮筋”的承受能力超负荷，断了，直接导致的后果将是整个社会信用的大崩溃。如果连对行为约束的最高准则：法律也无法再约束任何人的行为，这个社会将会变得混乱不堪。

　　接下来，既然全国人大认为，擅自提高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属违法行为，那么谁该为这种行为受到惩罚？

　　是做出这个决定的当地政府吗？对政府的惩罚应该如何进行？是做检讨，还是暂停对那个地区的财政拨款，还是有其他什么手段？事实上没有。问责制只有问责到个人时才是最具有威慑力，也是最有效的，但对于这种集体决策，政府文件，只能是束手无策。

　　更何况，要想做出这种处罚是需要勇气的，就像之前说的，地方政府提高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额的做法虽然有越权之嫌，但确实是造福当地百姓。不知道，全国人大和财政部的工资条上，个税税前扣除标准执行的是税法中规定的800元，还是按照所在地区北京的标准，执行的是1200元的扣除标准？

　　另外一个问题，既然地方政府的做法在事实上是得到了中央默许的，就表明这种做法的实施效果顺应了民意，客观上起到了好的作用，有其合理的一面。

　　我国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是1980年9月颁布实行的，按照当时全国职工年平均工资数额确定了个税800元的起征点。然而25年后的今天，全国职工年平均工资已经接近了15000元，而个税起征标准和级次却保持了25年未变。而早在2003年12月，全国十届人大常委会已将修订《个人所得税法》列入五年立法规划。显然，现行的关于个人所得税的税法时间太长，已经不适应经济的发展，应进行修改。换句话说，是税法的严重滞后造成了税法如今的尴尬。

　　联想到之前很多地方政府为了吸引投资，向投资者做出三年免税、五年免税，甚至十年免税承诺的越权违规行为，在去年遭到了国家税务总局的大力清查纠错。如果说，那次的清查行为是中央与地方的博弈；今年初被炒得沸沸扬扬的两税并轨，最终由于部门之间的利益之争暂时搁潜，如果说两税并轨推延是不同部门利益博弈的结果，那么如今的个税改革迟迟不能出台，又是谁在与谁博弈呢？博弈的结果又到底是谁受到了损害呢？　　

（ 责任编辑：悲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