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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张春来
一个人如何成才？一个企业如何育才？其中有三个环节是需要认真把握和切实坚持的，这就是：学、思、行。我在企业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有两个同时入厂的员工，毕业于同一学校，学的是同一专业，上班后干的也是同一工作，各方面条件都差不多。但几年之后，他们在工作能力、业务水平和实际业绩等方面却出现了很大的差距。究其原因，差就差在“学、思、行”这三个字上。一个员工把学校毕业作为起点，利用一切时间阅读有关书籍和资料，并结合实践勤于思考问题，注意总结经验教训，工作有思路、有创新，干得很出色。而另一个却满足于已有的知识，打扑克、玩麻将占去了他工作之余的大量时间，工作中也不爱动脑子，所以表现得很平庸。这两个人的差异，说明一个道理：一个人成才与否，不仅在于智商的高低，更在于是否具有获取知识的兴趣、习惯和方法，并且后者才是决定人生的根本所在。有感于实践的启示，我不由自主地拿起笔，谈谈对“学、思、行”的一孔之见。
学不可已矣
现代文明重视终身学习和终身教育，其实这是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延续。早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的杰出思想家荀子就提出：“教不可已矣，学不可已矣。”意思是说，教育是不能停下来的，学习是不能停下来的。“何不秉烛”这一典故，也出自于那个百家争鸣的年代。有一天，晋平公问师旷，我已70岁了，还想学习，恐怕已“暮”了，先生你看呢？师旷没有正面回答，而是接着晋平公的“暮”字说道：“暮何不秉烛乎？”晋平公有些不解，怔怔地望着师旷。师旷便进一步解释说：“臣闻之，少而学者如日出之阳，壮而学者如日中之光，老而学者如秉烛之明。”这个典故所表达的就是终身学习的思想。我想，人到暮年有如晚上走路，秉烛而行总比摸黑强得多。
“聪明在于学习，天才在于积累。”纵览人类历史，可以说各类杰出人物繁如浩空星云，但有哪一位不是抓紧时间学习的人呢？伟人毛泽东，一生阅读书籍达万余册，无论是在残酷的战争年代，还是在繁忙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都不忘抓紧时间读书学习。他告诫自已“一天不读书是缺点，三天不读书是错误”。鲁迅先生之所以成为伟大的文学家，是因为他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于学习去了。举世闻名的数学家华罗庚，因家境贫穷，15岁时中学二年级被迫退学，回家帮助父亲打理小杂货店谋生。他从别人那里借来几本数学书边卖货边学习，晚上在店铺中的油灯下每天学习到深夜。他17岁时患伤寒，无钱治疗在床上躺了半年，成为膝关节僵直的跛子，但仍拄着拐杖到处借书继续学习，五年间发表论文十余篇。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发现了他，请他到清华大学任图书管理员兼数学系助教。后来他被保送到英国剑桥大学进修数学，在这期间又攻克了四道国际数学难题，创立了“华氏定律”。常言道：“室内无书方为陋”。也就是说，一个没有书籍的家庭，住所再豪华，等于住在一个没有窗户的“陋室”里，无异于在文化黑暗中生活。爱因斯坦贬斥这类人的生活为“猪栏式”的生活。富兰克林说过一句很有哲理的话：“成功与失败的分水岭，可用五个字来表达——我没有时间。”我的理解是，“没有时间”无非两种情况：一种是强调工作忙，或过多地消闲，使读书学习没有时间，这样会导致人生的失败；一种是在繁忙中挤时间读书学习，其它方面变得没有时间，这样会导致人生的成功。总之，许许多多的杰出人物，都以其人生的成功验证着“学不可已矣”这一重大的人生命题。在这些杰出人物面前，人的年龄段被打破了，无论少年、青年、老年都不停顿地学习；各种困难障碍也被冲破了，在患病、穷困、繁忙等条件下都以之顽强的毅力坚持学习。“学不可已矣”是人生的一种精神境界。
读书学习对于企业家来说，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因为许多新理论、新方法、新知识、新发现需要通过企业才能转化为生产力，转化为物质财富。在企业界，善抓机遇、眼尖手快、勇立潮头的，是那些不断知识纳新的企业家。决策科学、行路稳健、常盛不衰的，是那些知识积淀丰厚的企业家。虽然伟大的企业家没有一个是读书读出来的，但也没有一个不是积极吸纳知识的。我和企业界的一些朋友，都有一种同样的痛惜和遗憾：自已交了那么多学费，走了那么多弯路才慢慢悟出来的道理，甚至长期为之苦恼、为之困惑的一些问题，原来在一些书刊上早有了结论，早给了答案。虽然有的结论和答案并不完全适用于企业，但毕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启发价值。如果说，经过多年办企业变得聪明了一些，那么，变聪明最有效的一招就是“学不可已矣”。
学而不思则罔
学与思的关系，是一个人在治学、成才过程中必须处理好的基本问题。孔子云：“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意思是说，一个人的学习，如果只知死记硬背，而不加以思考，那就毫无收获。孔子的话传承了两千多年，一直作为师者和学子们的治学格言而备受重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总括门类繁多的知识海洋，无非三大类，即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由此可以见得，思维在推动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中的重要作用。
一个人从接受知识到运用知识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记与识、学与思的过程。学是思的基础，思是学的深化，也是向“己有”知识的转化。如果说胃、肠、肝是人摄取食物的消化系统，那么，大脑则是人吸收知识的转化系统。包罗万象、林林总总的知识，总是通过大脑的思考才能消化、吸收，变成自己实实在在的能力的。反之，如果“食古不化”、“食洋不化”、“食书不化”，即使学富五车，这个人的大脑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文字符号的储存器，这个人也充其量不过是一个会走路的书橱，其价值超不过5元，因为一张光盘足以把你死记硬背的知识下载下来。郭沫若曾这样诙谐地说：“吃狗肉是为了长人肉，而不是为了长狗肉。”意思是说，学到的知识只有成为自已的东西的时候才会有用。吃了狗肉如果长不了人肉，这狗肉就成了废料。如果长出了狗肉，人的身体反而发生了异变，非但无益，反而有害。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这副催人奋进的读书佳联，最早由《大公报》著名报人王芸生书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一经问世，便传诵不迭，激励着人们刻苦读书。然而，凡事都有两面性，这副读书联也同样有着非常可怕的一面。因为，当我们步入书山和学海的时候，面对闪耀智慧的思想、丰富深邃的知识时，很容易在书山学海中迷路，失去自我。“我”被书所占领、所改变、所驾驭，成为一个任“书”主宰，随“书”逐流的被动体。正确的做法是学与思有机结合，既要“钻进去”，又要“跳出来”。“钻进去”，就是虚心学习，理解本质，把握精髓，有所心得，有所发现；“跳出来”，就是回到现实，服从真理，有所怀疑，不轻易附和。要做到学要虚心一些，思要大胆一些。
企业家是一群主体意识极强的人，很少迷失自我。昨天太多的摸爬滚打、成败沉浮，为他们拓展了“思”的空间，也为他们创造了在更高层次上学习的资格。企业家们学与思结合的重要意义和特殊价值在于：他们可以通过学与思，从对昨天实践的透析中掌握规律，从哲理思辨中诱发灵感，从实践与知识的结合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从而达到超越自我的新境界。
思见之于行
唐朝的韩愈有名言：“行成于思，毁于随。”意思是说，做事情成功是由于多思考，失败是由于随意、不经心。这无疑是正确的。大凡世间事，预则立，谋则兴；而这“预”与“谋”，就是“思”的过程。但是，事情进行到这里只是完成了一半，还有更重要的一半就是“行”。做事情既要重视“行成于思”，又要强调思见之于行，这才是全面又正确的“思”、“行”关系。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思见之行，就是把通过学习、思考所获得的认识成果，应用于实践。这对于企业家来说，既要把学与思的成果应用于自已的做人做事，又要转化为企业的发展思路、科学决策、规章制度等，并扎扎实实地抓好落实。思而不行等于瞎想，言而不做等于白说。“嘴行千里屁股还在屋里”不仅于事无补，还会败坏了作风。诚如清代学者陈廷敬所说，“与其言而不行，宁行而不言”。
美国著名华裔科学家李政道先生说过，中国的留学生书本知识很好，但实践能力很差，知识再多也是无用。由于实践动手能力差，中国留学生在发达国家并不受欢迎。我在企业也看到过这样的情况，有的大学生自恃理论知识丰富，只愿当“纸上谈兵”的“劳心者”，不愿当实际操作的“劳力者”；宁愿坐机关守着一把椅子，也不愿到基层拥有一个车间；喜欢“吹哨”，不喜欢“上场”；喜欢当“裁判员”，不喜欢当“运动员”。从实践来看，动脑不动手，不愿意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知识分子，社会是不欢迎的。须知，在军队，一些著名的高级将领都是从班长、排长、连长等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成长起来的；在企业，一些优秀的管理者、高层领导、大企业家都是从基层一步步提拔起来的。实践出真知，实践是任何人学习与成长的不二法门。当然，出现这种轻视实践的现象，不能完全怪学生，与中国国情有关。在我国有着重“道”轻“器”的久远历史，历代的读书人把读经研道看做为“劳心者治人”的阶梯，而视靠技能生活的人们为“劳力者治于人”的“下九流”。这种潜意识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历代的学子们。在这种社会背景下，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的确具有石破天惊的意义。中国特色社会建设，需要造就一批博学、多思、笃行的企业家，也需要造就知行一致的高素质国民。
《礼记》有云：“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从广义上来说，“审问之”、“明辨之”也属于“思”的范畴。所以，归结起来还是“学、思、行”三个环节。其中，“学”是获取知识的基础，“思”是知识向“己有”转化的条件，“行”是获取知识的归宿，由此形成了周而往始的无限循环过程。有了这样的循环，人生才会成功，企业才会辉煌，国家才会昌盛。
来源：[中国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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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李淑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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