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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5月18日，美国商务部宣布，美国纺织品协议执行委员会以“市场扰乱威胁”为由，做出了对来自中国的化纤制针织衬衫等三种纺织品采取特别限制措施的决定。这距离美政府对从中国进口的棉制裤子等3种纺织品的设限决定不到一周的时间，距离4月4日美国发起的为期90天的相关调查尚不足45天。根据这一决定，中国进入美国市场的这七类纺织商品数量今年最多只能增长7.5％。
与此同时，欧盟与中国的谈判也正在进行，一旦欧盟贸易专员曼德尔森与中国商务部副部长高虎城的会谈至5月31日仍无共识，欧盟将对中国T恤和麻纱两类纺织品启动“紧急特保”程序。
美国、欧盟当局对中国纺织服装产品发起特保措施的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第十六条“特定产品过渡性保障机制”。而实施此条款的实际背景，则是中国纺织服装产业在“后配额时代”于今年开启之后，生产和出口能力爆炸式的增长，这种增长直接冲击了进口国家的相关行业。据美国劳工部统计，美国纺织品和服装行业2月份有5600人失业，占该行业劳动力总数的8%。而美国的两次设限则可能给中国带来上10万工人的失业。双方的博弈才刚刚开始。
5月23日，本报特别邀请了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外资部副部长赵晋平、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中国经济与WTO研究所所长单忠东共聚21世纪北京圆桌第48期，就如何应对后配额时代的机遇与挑战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一周两设限”背后的利益逻辑
《21世纪》：美国分别于5月13日、5月18日两次对中国纺织品进行设限，这种行为背后的真实利益原因是什么？
赵晋平：相隔只有五天时间，美国连续两次对中国纺织品贸易发难，在历史上是比较少见的。从大的政策背景来看，这次发难和美国2002年至2003年大的政策调整有关。由于长期的巨额贸易赤字，使美国政府受到来自国内各方面的强大压力。迫于这些压力，美国政府已经将寻求国际收支平衡作为重要的政策目标。尤其是在近两年，服务业也大量通过外包方式转向印度和马来西亚等地区的背景下，美国政府的贸易政策必然向贸易保护主义行为倾斜，从而加大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对美出口的打压力度。
所以，不要认为美国对中国的纺织品服装采取这样的限制措施，是在维护ATC（即通过乌拉圭回合8年谈下来的《全球纺织品和服装协议》）一体化平稳过渡和既定的规则，实际上完全是出于一种国内利益的需要，是为了达到贸易保护目的的需要，从根本上看，是违背自由贸易精神的。
张燕生：中国纺织品出口激增不仅影响到美国纺织服装业生产商、贸易商等相关利益集团的利益，而且影响到了与美国相关的势力范围。美国是从全球的角度来考虑其政治、经济和贸易格局的，比如面料生产方面，根据《加勒比法案》和《撒哈拉沙漠以南国际法案》，这两个地区进行面料生产再出口到美国，是美国贸易的一部分，其他国家很难进入。
单忠东：简单的说，两次设限的利益原因，可以归纳为经济牌和政治牌。经济上是因为美国的双赤字——预算赤字和贸易赤字——制约着美国经济发展；政治上在于，与纺织品行业相关的农业主在利益受损之后要求政府的解决，涉及到选票等原因，这种“政治的噪音”必须消除。其实美国纺织品行业真正受冲击的就业人口很少，损失也不大，所以政治牌的意义可能比经济牌更大。
《21世纪》：美国采取的措施对我国纺织业会造成什么影响？ 我们如何看待这种影响？
张燕生：特保措施对我国的纺织服装业影响很大，特殊保障措施允许出口方在双边磋商期间的出口增长率是7.5％，这对中国最具竞争优势的出口产业、出口基数在全球纺织品配额体系中被人为大大压低、一旦实现全球纺织品贸易一体化必然出现恢复性增长的现实相比，美国动用特保手段无疑是一种贸易利己主义和对中国不公平待遇的做法。我们曾做过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如果中国主要纺织品出口受到特保条款制裁，对纺织服装行业以及相关行业的就业、产出等方面所产生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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