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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5月30日，“2005诺贝尔奖获得者北京论坛”在北京举行，这是以8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为主体的世界顶级水平的经济学和经济政策论坛。论坛通过举办以诺贝尔奖获得者为中心的系列学术讲座和座谈等活动，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和我国政府官员、经济学者和企业界人士提供一个高水平的思想交流和务实对话的平台，向我国经济界介绍世界经济学领域的前沿理论，为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构建和谐社会提供理论和战略决策支持。搜狐财经作为“首席网络支持媒体”对本次活动进行直播报道，以下是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经济学家之一的罗伯特·巴洛(Robert Barro)的精彩演讲。
我们看到他们的增长率出现了下滑，尽管个人得GDP没有出现下滑，尤其是在二战以后的这段时间，尤其像瑞士等，他们现在的经济增长率比战后初期的增长率要下降了很多，所以我现在研究的经济模型传达的一个信息就是像这样一些偶发的事件，他们的潜在影响可能会对资产的定价产生巨大的影响。所以，这方面最早提到股票的难题，最近我也了解到另外一位作者提到的在1979年写了文章，曾经在出版之前有四份杂志都拒绝要这篇论文，而且大家知道的一些著名的经济杂志如果拒绝文章的发表，他的作者会感到非常的不安。那么股票低下的难题是“米拉克”共同阐述的，为什么会有这个难题呢？就是说你持有的股票所获得的收入，和持有一些债券之间获得的收益存在的差距，这不仅仅在美国存在这种情况，而且在别的国家包括日本、西欧国家也是如此。每年这个差距差不多是7％，为什么是一个难题呢？正如“米拉克”所提到的，因为根据一个标准的经济模型不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的，这个情况在很多的国家都是如此，他们需要了解股票价格还有债券的收益在70年代都是如此，包括韩国、泰国、马来西亚，他们也遇到同样的难题，甚至比在美国看到的差距更大。对中国而言，可能时间还不够长，还不足以检验股票的模型。显然股票的模型和其它的经济体模型是不同的。还有一个相关的难题，也是涉及到股票的模型和基础，就是这种所谓的无风险资产收益率很低，也就是0—2％。而低风险的资产收益率非常低，还有难题就是如果我们看看股票收益率的话，每年的情况变动很大，股票的收益波动性很强，在东亚的经济体当中这种波动性更强，比美国和欧洲都要强。另外，还有一种难题，我要解决这个难题也很困难，在很多年我有一本微观经济学的教科书，我们看看美国战时的真实利率，包括19世纪60年代的真实利率，你可以看到真实利率很低，这也是一个难题。因为很多的微观经济模型预测，当政府在购买大量的货物和服务，这也是一个难题。我现在想到这两者实际上是有着相关性，对美国而言，的确真实利率是很低的，不仅是在内战时期，而且在一战、二战、韩战、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都是如此，但是越南战争不是如此，这是唯一的特例，我们没有看到这样的模式。也许以后会得到更好的结论。
我们看到他们的增长率出现了下滑，尽管个人得GDP没有出现下滑，尤其是在二战以后的这段时间，尤其像瑞士等，他们现在的经济增长率比战后初期的增长率要下降了很多，所以我现在研究的经济模型传达的一个信息就是像这样一些偶发的事件，他们的潜在影响可能会对资产的定价产生巨大的影响。所以，这方面最早提到股票的难题，最近我也了解到另外一位作者提到的在1979年写了文章，曾经在出版之前有四份杂志都拒绝要这篇论文，而且大家知道的一些著名的经济杂志如果拒绝文章的发表，他的作者会感到非常的不安。那么股票低下的难题是“米拉克”共同阐述的，为什么会有这个难题呢？就是说你持有的股票所获得的收入，和持有一些债券之间获得的收益存在的差距，这不仅仅在美国存在这种情况，而且在别的国家包括日本、西欧国家也是如此。每年这个差距差不多是7％，为什么是一个难题呢？正如“米拉克”所提到的，因为根据一个标准的经济模型不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的，这个情况在很多的国家都是如此，他们需要了解股票价格还有债券的收益在70年代都是如此，包括韩国、泰国、马来西亚，他们也遇到同样的难题，甚至比在美国看到的差距更大。对中国而言，可能时间还不够长，还不足以检验股票的模型。显然股票的模型和其它的经济体模型是不同的。还有一个相关的难题，也是涉及到股票的模型和基础，就是这种所谓的无风险资产收益率很低，也就是0—2％。而低风险的资产收益率非常低，还有难题就是如果我们看看股票收益率的话，每年的情况变动很大，股票的收益波动性很强，在东亚的经济体当中这种波动性更强，比美国和欧洲都要强。另外，还有一种难题，我要解决这个难题也很困难，在很多年我有一本微观经济学的教科书，我们看看美国战时的真实利率，包括19世纪60年代的真实利率，你可以看到真实利率很低，这也是一个难题。因为很多的微观经济模型预测，当政府在购买大量的货物和服务，这也是一个难题。我现在想到这两者实际上是有着相关性，对美国而言，的确真实利率是很低的，不仅是在内战时期，而且在一战、二战、韩战、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都是如此，但是越南战争不是如此，这是唯一的特例，我们没有看到这样的模式。也许以后会得到更好的结论。
另外，我们关注了一些数据，就是股价。美国的股市我们可以追溯到1871年的数据，我们看看它的适应率，也就是股票市价和盈利的比例，适应率在战争时期都是偏低的，适应率低就是和盈利相比股票价格下降了，在二战早期、韩战的早期等等，稍后这些价格又开始反弹，适应率又开始上升。在美国大箫条时期适应率是很高的，并不低，当然在箫条时期股价和盈利都下降了，但是价格下降的更多，所以适应率当时还是比较高的，像这样的模式还是比较多。这些数据都显示了这一点。就我所知的研究工作而言，我们可以来解释一下这些模式，和我们前面提到的难题都有关系。我想最基本的一点看法就是我们必须要对标准的模型作出一些修订。有些事件的概率可能很低，比如每年1％的可能性，但是如果发生，它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巨大的。比如说像一战造成的影响，它对很多的国家都造成了影响，所以每年只有1％的发生的事情，但是如果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会造成巨大的影响。这样一种概率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无风险的资产收益率非常的低，因为大家并不太愿意来持有这种低风险资产，因为大家预测可能会有不测事件的发生，经过一段时间我们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股价为什么如此的动荡，我们也可以解释美国尤其是在战时为什么真实利率会走低。我不想在这里详细的阐述，我们可以看一些核心的数据，尤其是战时的股价的数据的时候，我们还看到第二类事件，比如核战争爆发的，所有的文明都被消灭了等等。这就好象产权的丧失，这在战后更多的好象是一个技术问题。如果我们把这样的一些事件也包含到我们前面所分析的这种研究当中来，我们就可以更好的分析战时的经济现象，当然，这只是我进来开始的研究，我也会进一步的作出努力，做一些实证的研究，我也想为东亚和中国的经济发展做一些实际的工作，使我的理论运用到其中去。实际上，八月份我还会到中国来，届时我会有更多的内容向大家报告，我也希望很快的和大家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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