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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皮杂谈
七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五位公认的最有可能的潜在得主齐聚北京，集体组团“忽悠”中国经济、堪称世界经济学界的一大景观，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的现场直播更将这场长达九个小时的群英会的社会影响力放大到了极致。
诺贝尔奖得主的演讲对中国经济会有多少价值、他们的建议会减少还是增加我们走弯路的可能呢？这是中央电视台中国财经报道当晚讨论的话题，主持人问水皮，你觉得米勒博士当年对中国股市的建议是正确的吗？
15年前，国内经济学界有人曾经向诺奖得主米勒请教，国有企业产权能否部分出售给公众投资者以加快中国股市的发展速度。米勒当时以“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对此作了肯定的回答。15年后，国内经济学界有人翻出了这段历史陈案，指认正是米勒对于中国股市在股权分置上大胆探索的肯定，鼓励了中国股市的最初设计者做出了现在看来十分错误的选择。
水皮说这是一个冤案。股权分置现在看来是妨碍中国股市发展的一个制度缺陷，但是我们分析任何问题都不能脱离当时的现实。1990年12月28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的时候，老八股中的绝大多数股票是全流通的，就是没有流通的部分在此后的交易中也实现了全流通，形成了老八股的现状。之所以会有人以股权分置的模式去请教米勒，是因为在中国股市的扩大过程中碰到了意识形态的紧箍咒，碰到了国有资产流失的指控。显而易见，如果米勒的答复是否定的话，股权分置也许不会成为今天的麻烦，但是也就不会有中国股市15年的大发展，如果中国股市都不存在的话，我们还有可能在这里讨论股权分置的模式选择的对与错吗？
事后诸葛亮谁不会做呢？
其实股权分置只是中国股市的一个特色，是中国社会特殊政治制度在资本市场的一种经济形态，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以中央集权为特色的国有经济占绝对地位的国家，同时又是一个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的国家，在这么一个国家中搞资本市场，后有来者不好说，但是前绝对没有古人，根本就没有什么成熟的经验模式可以照搬照抄，否则要么食洋不化，要么就是不伦不类，适得其反，这是被实践已经证明的。
但凡对中国股市有些了解的人都应该知道，中国股市不但是政策市，其实还是一个计划市。确切地讲，资本市场是国家宏观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政府经济的一个方面。一个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事实是，无论是设在上海的交易所，还是设在深圳的交易所，都没有权力决定上市公司能否上市，何时上市，所有IPO的过程，再融资的过程决定权都在北京的中国证监会，从额度制到审核制到保荐制，万变不离其宗的是“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甚至小股东告大股东都必须要有行政处罚作为司法前置程序，你能说这一切是自由经济的产物吗？
吴敬琏先生自认为“脚踩在人民中间，嘴对着中央”，但是股民们不认可。因为吴先生把股市当赌场，骂的好，但是吴先生却从来不骂这个赌场的主人，最终倒霉的只能是在这个被他骂作赌场的股市里进进出出的股民，进赌场的不是赌徒又能是什么好人？
水皮内心对于吴先生是敬重的，至少吴先生敢直言，真性情，但是对于吴先生的夫子气实在不以为然，尽管吴先生有“吴市场”的雅号，但是却没有市场的经验，而我们却每天都会被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论所困惑。
台湾地区的“国安基金”实际上是亚洲金融风波的产物。1998年为了稳定台湾资本市场，台湾的“财政部”成立稳定基金，11月16日曾协调资金2830亿新台币入场护盘，稳定基金的出现和香港政府进场护盘产生的盈富基金(行情 论坛)具有同样的历史背景。1999年台湾有关部门正式提出“国安基金”的设想，2000年通过“立法院”审议正式成立，规模为5000亿新台币。成立的理由是为了应对“因境内外重大事件，国际资金大幅转移，显著影响民心，以致资本市场及其他金融市场失序”。
众所周知，2000年的台海局势因为陈水扁的上台而变得扑朔迷离，社会充满了动荡，台湾当局彼时成立“国安基金”的出发点并没有错，事实上，“国安基金”在操作中也成为了政治性的护盘工具。
2000年3月15日，台湾股指是8640点，年底直落至4614点，在这个过程中，“国安基金”两次入场。第一次在3月16日，此前的3月13日台湾股市出现单日最大跌幅，动用的资金为500亿新台币。第二次在10月1日，由于核四风波，台指跌破6000点大关，动用的资金为1200亿新台币。当年被套牢的资金达1700亿新台币。
2004年台湾地区又一次面临选择，陈水扁的“银弹事件”再次引发社会分裂。年初由于“国安基金”护盘，3月4日，台湾股指重返7034点，持续半月有余。选举日后，台湾股指连续暴跌，4月30日跌至6117点，5月17日更跌至5482点。
有人根据“国安基金”的损益得出亏损累累的结论，从而得出“国安基金”失败的结论，更由此总结出“国安基金”的三大罪状。
罪状之一，以公权力干预自由贸易，保证政府意志对于经济行为的管制。
罪状之二，造成大众的依赖心态，一跌就指望“国安基金”护盘，“国安基金”一撤又暴跌，增加市场自我修复的成本。
罪状之三，由于绩效难以详估，因而难以操作，资金使用效率低，且执行主体不受监督。
在总结三大罪状的基础上，自以为是的人又为“国安基金”总结出最大的教训，这就是证明了一个最为朴素的经济学原理，动用公有资金为股市交易护盘，存在巨大的道德风险。虽然稳定金融符合公众利益，但用国库补贴，等于让全体纳税人承担股市参与者的投资损失风险，容易引发社会对立矛盾。
坦率地讲，三大罪状也好，一大教训也好都有人同样用来攻击香港政府的行为，与“国安基金”的亏损相比，盈富基金却是“无意插柳柳成林”。这种殷鉴站得住脚吗？
问题出在哪里呢？
一是机械的教条的理解自由交易，而世界上从来就不存在绝对的不受干预的市场。
二是自相矛盾的以投资基金的标准去考量“国安基金”的业绩。
三是错误的对立公众利益和投资者利益，对于社会安全成本缺乏起码的认识。
而以错误总结的殷鉴作为中国大陆平准基金必须缓行的前提则更是驴唇不对马嘴。
原因之一在于鸡对鸭说。中国股市本来就是计划市，走到这一步完全是管理层操控的结果，平准基金只是调控手段的一种补充。如果硬要作对比，那么得出的结论只会是连台湾当局都会在自由经济的市场中推出“国安基金”，那么奉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陆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
原因之二在于风险成本不同。台湾的“国安基金”实际上是为政权更替的社会成本买单，而平准基金则是大陆股市为制度变迁而支付的改革成本。纳税人是不应该为投资者的投资损失风险承担什么责任，但是政府却有责任保证交易制度的平稳过渡，本来就是政府主导的事，与投资者的失误并没有联系。
有心人可以算出“国安基金”的股权投资损失6300亿新台币，但是算不出如果没有“国安基金”，那么台湾股市被推倒重来的损失有多大，引发的金融危机损失又有多大。
什么样的人最可怕？半懂不懂，似是而非的人最可怕，半瓶子醋晃荡的人最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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