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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宜 林凡 杨兴云 北京 上海 深圳报道
从在中国设厂那天起，那家日资公司就一直没有从亏损的泥潭里爬出来过。它的中国合作伙伴也从来没有分到一分钱利润。但是，有一天中方突然醒过神来，他们跑到税务局要求好好查查这件事。
企业的中方人士不知道，在此之前，日方已经聘请了税务代理跟当地税务机关谈判，因为税务机关认为，这家企业采取了高报进口原材料和低报出口成品的方式，将利润转往海外的关联公司。
这是一个发生在上海的故事。这种情况越来越多的引起了中国税务机关的注意。国税总局不久前下发各地的2005年反避税工作计划中，长期亏损、长期微利或跳跃性赢利却不断扩大经营规模的企业被锁定为重点对象。国税总局称，将继续推进对避税大户的全国联查工作，以避免跨国公司以复杂的关联方交易将相关利润转移到国外。
这让跨国公司的税务主管们开始更多的寻求会计师事务所的帮助，但是，普华永道税务合伙人庄子男在评价中国对外资企业的税收环境时，仍然用了“温和”这样的字眼。
转让定价
没有人知道这样的事情以怎样的频率发生。不过，英国《金融时报》的专栏作家约翰·普兰德说，中国的外资是跨国公司驱动的，很难想象那些在财务方面经验老道的家伙们不会利用其关联公司避税，以使集团利益最大化。普兰德曾专门研究过跨国公司在英国的合法避税问题。
这也是中国税务官员的看法。深圳地税局涉外税收管理处陆权汗副处长对记者说：“避税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现象。他们的避税手段通常是以关联交易转让定价的方式进行。”
“转让定价”的典型特征就是“采购和销售在国外进行”和“高进低出”。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出现亏损，利润则被转移到海外低税率的关联公司。在以来料加工作为出口主要模式的沿海城市，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以高价从海外关联公司购买原材料，经过产品加工制造后，再以低价出售给海外关联公司。
深圳国税局反避税工作领导小组成员胡炎峰说，根据深圳国税局开展汇算清缴工作的结果，深圳外商投资企业和跨国公司目前的亏损面接近50%。反避税调查是这个今年5月才成立的小组的一项重要职责。目前，它们已经锁定深圳几户具有重大嫌疑的外资企业，正在展开相关的转让定价问题调查。
深圳以OEM方式进行生产的企业占到很大的比重，在这些企业中，一类纯粹接受外单生产，企业集团则自己进行内部分工；另一类本身就是同一集团内部的母子公司或关联公司进行交易。
胡炎峰说，这样的生产结构方式为跨国公司通过关联交易等方式转移利润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土壤。
苏州目前已经是中国吸引外资最多的城市，涉外税收占整个税收比重超过50%。苏州市国税局涉外分局的一位官员说，通过反避税，苏州最近几年补交的税款达1亿多元。最大的一个案子补交了3000多万元的税款。
根据中国商务部的数据，至今年5月，中国已有超过52万家外商投资企业，有超过50%处于亏损状态。去年国家税务总局的官员曾表示，因为外资企业避税，中国每年流失的税务为300亿元人民币。
但是，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方卫平教授对记者说，这个数字是根据各地报上来的数字加总而成，不是太科学。因为行业不同、地区不同，避税的情况也不相同。2005年3月，厦门市国税局完成的一项研究课题认为，这方面的税收流失可能高达1270亿元。
反避税与吸引外资
“税务局真正加大对转移定价的检查力度也就是这几年的事，并且基本是针对跨国公司的检查。”一位业内人士对记者说。
2004年，国税总局先后修订和出台了与反避税相关的两个文件，记者采访获知，近期国税总局还将出台一个配套文件，一位研究国际税收的专家表示，这样中国基本上有了一套反避税的法律法规体系。
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上月末公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超过六成的跨国公司税务主管认为，转让定价是所有税务问题中最大的一项考验。
也正是这两年，在中国税务代理机构的客户名单上，跨国公司的名字开始频繁的出现。
对税务机关来说，这意味着更大的考验。
“要知道，中国税务部门中从事转让定价的人，还不如普华永道和德勤两家会计师事务所里从事转让定价业务的人多。”上述税务专家说。
不过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方卫平说，国家税务总局及税务系统每年都在办反国际避税培训班，全国各地方税务部门里受过专门反国际避税培训的人员正在逐年增加。
苏州国税局涉外分局的官员说，根据和企业的谈判情况不同，反避税案件通常都要花一年左右的时间，经过多轮谈判，这个过程比较长。有的要做两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他说，反避税关键是要掌握国际市场上各种原料和产品的价格。现在产品这么多而且在不断更新，要了解所有产品的正常交易价格水平，对税务局来说很困难，而且，有没有那么多的信息渠道呢？
深圳国税局反避税工作小组的胡炎峰也说，现在面临的最大难题来自于可比性分析方面。
胡炎峰表示，现在深圳国税系统已经购买了国外的数据系统，正在进行试用。深圳每年平均有20至30户企业受到反避税查处，补缴税款4000多万元。
尤其是，反避税在地方政府中处于一种矛盾的地位。曾多次参与培训反避税人员的方卫平表示，很多地方官员在反避税上的认识存在偏差，认为吸引外资的主要因素就是税收优惠，不应该大张旗鼓的反避税，对反避税不太起劲，不太积极。
在记者的采访中，对于有多少跨国公司受到查处，以及牵涉到哪些公司，各地税务部门的官员均以“比较敏感”为由，不愿意告知。而近几年来，只有广州市曾经没有点名地公布过一例跨国公司因避税而补交8000多万元税款的案例。
普华永道税务合伙人庄子男说，在中国，即使地方税务局在检查中发现问题一般也就是调整利润，补缴税款，没有听到过罚款的案例。
他说：“即使是和日本和韩国等周边国家相比，中国的税务环境也算是相当温和了。”
但是为了吸引外资而在反避税方面作出妥协的做法遭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
方卫平对记者说，外商更看重人力资源、法制的健全和透明等综合因素。地方政府应该把法制的健全和透明放在第一位。
去年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超过了600亿美元，中国仍然是世界第一大外资流入国。庄子男说，中国需要在吸引外资和税收收入上找到一个最佳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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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孙可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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