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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评论员 侯宁
当《股市救亡渐成政治博弈，“救市”便是“救改革”》一文在搜狐财经刊出后，该文立刻被几大财经网站和论坛转载，我也很快便接到了各方朋友来的电话。有人夸我说得“痛快”，道出了“本质”，也有人说我“言过其实”，更有不相识的朋友在论坛指责我“被套太深”，所以才“上纲上线”！对此，或表示感谢，或感到欣慰，或予以理解，我都觉得很正常。至少，这表明在1000点整数关面前，市场各方都在严肃地思考股市和“救市”的问题——这便是坏事中的好事。
倘使痛定思痛，我们能得到一些收获的话，那么这场“股市之痛”也便算没有白折腾那些可怜但又的确有些“可恨”的中国券商、大户和股民。那么，我们最大的收获该是什么呢？难道仅仅是“花钱买教训，老子用脚投票从此不做了”“中国股市已经崩盘”“要严惩赌场设局者”之类的丧气结论么？莫非，我们来到股市，就是为了发现“赌场”，并对“设局者”一个大批判么？
我想，生气固然可以理解，但理解的却不能仅仅是“生气”。
事实上，我们既然早已知道中国股市是“试验”的结果，是“创新”的产物，是“舶来品”，是“政策市”，那么就该知道，这个“政策市”的背后便是政治，便是改革，所以不论是对“教训”，对“赌场”，还是对“救市”，便都应该从政治的高度，改革的视角和发展的观点来审视其种种“不是”。否则，便很容易陷入“唯市场论”和“清算论”的泥潭。
而站在这样的高度俯察“股灾”，瞭望未来，我们便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救市”是必须的，因为“救市”便是“救本”，“救市”便是“救改革”。
“救市”便是“救本”
在此，在深入阐释我的观点之前，我首先声明，我是没被“套住”那些幸运儿之一，所以我才能在如今的”深谷“里从容“选美”，并“静”观股市风云变幻。因为自从我在2001年5月的《中国证券报》那个不显眼的位置，发表了《欢呼声终将响起》一文后，我对股市的“高烧”便警觉异常，而后来的“国有股减持大辩论”更让我有如醍醐灌顶，所以从那时起，我便基本上“光说不练”了。
那时，我很幸运地被“冒号”调去报道期货，而期货市场从此竟然“争气”地火爆起来，并吸引了我的绝大部分注意力。期货可以做空，所以只有交投兴旺，便有大资金感兴趣，也便有人赚钱，而我们的股市却没有这样的机制，所以才有了“全民炒股”、“全民被套”的惨烈败局。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把股市的目前的所有问题归结为一个字：跌！所以，要“繁荣市场”、“稳定市场”也好，要“落实国九条”、要“保护中小投资者”也罢，都首先必须做到一点：止跌！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写了那篇题为《只有“制造”牛市才能拯救股市》的文章。
其实，所谓“制造”，也可以有多种表述方法，比如“催生”，比如“引导”等等。只不过不如我那个“响亮”而已。我非官方人，用不着像尚主席一样“滴水不漏”，而且还得过《中证报》“恩赐”的“标题王”称号，自然便喜欢“制造牛市”了。
有些人反驳我说，中国股市弄虚作假成风，此前“制造”了多少牛市，多少“牛股”，而你现在还鼓吹“制造”，岂不是要发扬“造假”遗风么？再说，“制造”牛市“治标不治本”，这造出的“牛市”又能持续多久呢？对此，我只能说，你说得有道理，但你还是没有从政治高度、改革高度来看如今这个“制造”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不错。中国股市的“造假”是出了名的，公司里能造出萃取“暴利”的“麻黄草”，券商里能造出奖金拿“麻袋装”的“老君安”，股市里能造出“恢复性”增长的“五一九”……这都没错！但也正因如此，它们才有了报应，才有了股市的“今天”！
但我们要知道，无论如何，那时还总是有人获利的，“猫捉老鼠”的游戏还有人玩。然而，时至今日，投资者全部被套，券商们奄奄一息，IPO难以为继，上市公司融资受阻，即便连政府信用，目前也几乎损伤殆尽，遭到前所未有的攻击和质疑……当此之时，中国证券市场里还有赢家么？ 这样一个“没有赢家”的市场又有何资格谈什么“治本”呢？
“本”在哪里？是那虚拟的还在“跌跌不休”的没人买的一万亿市值么？
如果是，那么很清楚，“本”就在这个股市里，所以“救市”便是“救本”；如果不是，那么也清楚，“本”就在投资者乃至老百姓期待的眼神里！因此“救市”提高投资者的“捞本”甚至盈利的信心，便是真正的“救本”。最关键的是，通过“救市”的系列举措，监管层需要让投资者看到其纠正错误，推进改革的坚定信念，需要让投资者了解其“保护中小投资者”的赤诚之心。
这里的“救市”救的便是中国证券市场的监管信用，而这一信用，可是除了上市公司信用之外最重要的股市之本啊。
“救本”首先“救监管”
众所周知，中国股市的最大问题在于上市公司的诚信问题，是上市公司的虚假信息问题，作为股市基石，这一信用问题无疑是最重要的。
但是，在证券市场法律体系还很薄弱，在股权分置试点刚刚开启之时，我们能指望谁在两三年内解决这个问题么？不能。因为这实在是一个超级系统工程，法律健全、监管严厉、制度合理的美国股市尚有“安然公司”制造不安，又怎能希望我们的上市公司短期内“诚信”起来？
对于中国的国有上市公司而言，“所有者缺位”是一个短期内难以确实解决的问题，“信托责任缺乏”
既然如此，我们又该如何做呢？很显然，我们便只能从监管信用入手。因为这是相对容易在短期内见效的“政府举措”。而所谓监管信用，首先便体现为“公正、公平、公开”，其次也体现为“言必信，信必果”！
“公正”便是要对所有投资者一视同仁，对所有上市公司一视同仁，摒弃“机构”偏爱，放弃上市以及融资特权；“公平”便是要在试点问题上对流通股股东有所“补偿”，要给与流通股东更大的话语权；而“公开”，便是要对出台的监管政策作出明确说明，并力求做到“政务公开”！然后，监管层要做的便是尽可能避免“试错”，并在具体政策的落实上决不含糊。
有朋友曾对我说，中国股市如何便可以摆脱目前的尴尬呢？很简单，不用去“制造牛市”，就是落实“国九条”；“国九条”真正落实了，股市还至于这样？我告诉这位朋友说：“是的，你说得很对，但问题是，现在监管层没能真正落实那九条啊。”
因此，当务之急便是监管层要从“一点一滴”做起，扭转自身在人们心目中的社会印象。而要做到这一点，最有效的方法莫过于学习商鞅“徙木立信”的典故，通过“重赏”或者“重罚”确立威信！事实上，也正因为笔者认识到监管层的监管信用已经到了不能再有任何大的损害的地步，急需救赎而不是继续“出尔反尔”，因此才初步有了“试点停止之日便是股市崩盘之时”的判断。而这一判断和“忠言”先生的看法截然相反，有“保皇派”的嫌疑，似乎很不合“时宜”，也遭到一些质疑。但其实，我做自己判断的时候还有另外一层考虑。
股权改革是重大突破
我之所以反对停止试点改革而提倡政府“救市”，并非完全出于政府信用的考虑。是的，在中国改革达到纵深之时，各种矛盾的累积、各种争议的爆发都是难以避免的，因此确立政府信用，确立监管信用的确非常重要。尤其是在重大问题的决策方面，几乎再也容不得试错。
关于这一点，在对中国社会另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贫富悬殊的容忍度问题上，樊纲先生便指出过这一点。他指出，中国百姓目前之所以对极大的贫富悬殊还能容忍，还能保持起码的克制，原因之一便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各方面取得成就使得老百姓对未来生活的改善充满期待，正是这种信心，让贫富悬殊的存在变得暂时能够被容忍。但是，樊纲指出，这是有前提的，那便是中国政府在重大的决策问题上不犯错误。
还有人指出，在饱受争议的宏观调控对象---房地产问题上，也存在同样的现象。即中国工薪族之所以还用于按揭贷款买房，也是由于中国社会稳定发展，就业机会较多，因此，工薪族普遍对未来充满信心，如此，他们才敢于在“筹钱”付出收付款后，按揭买房。
由此可以看出，在社会热点问题上，政府信用造就的社会预期会使得人们容忍不平等甚至剥削，也会使人们用于消费甚至超前消费。然而，一但预期打破，则人们不禁会变得苛刻挑剔，冲击性增强，而且也倾向于受尽钱袋子。此时，社会不安定因素便在酝酿，危机便随时可能发生！
而不幸的是，我们的股市遭遇的，正是后一种情形。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才强调股市监管信用的脆弱性。因为，它受伤太重，已然再经不起任何折腾了。
但是，这并非笔者主张坚定不移地推进股权分置试点的最主要的理由。最主要的理由或许在于，在经历了四年的“大辩论”、“大调研”，淹掉了无数口水，征集了上千方案，付出了近万亿的损失后，中央政府终于拍板，决心要推倒“股权分置”——这个当年因受困于“姓资姓社”意识形态局限而设计的股市基本制度了。表明上看，这一决策是要解决股市低迷的问题，解决股市的产权制度问题，解决上市公司大股东只顾“圈钱”无视股价的问题，但实质上，它却是对我国改革方向问题的一次思想上、制度上的重大突破。
或许，这是一次由证券市场改革和开放局面“倒逼”出的突破，但不管怎样，其意义却是深远的。因为一旦解决了分置问题，那么至少从制度上看我国市场经济体系便显得健全了，“姓资姓社”的尾巴便被割除了，而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也便和股市状况密切联系起来。
如此，从经济基础来看，中国社会“社会主义”的性质体现便基本不再是完全意义上的“计划保护”，而是和市场密切联系起来。
事实上，没有一个社会采用的是纯粹的自由市场体系，计划的、国有的成分自有其合理和优越之处，政府的行政干预在许多时候也都是必要的和必须的。但是，既然总体上计划经济体制已经被历史证明有其致命缺陷，那么市场经济体制便必然会成为人类的基本选择。20多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走的便是这样一条路，而且，与之相伴，中国国民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逐日提高，反过来也证明了这种选择的正确性。
然而，和全社会在许多领域依然有大量的计划行政特权存在，依然有大量的寻租空间存在一样，我国证券市场依然保持着股权分置的计划特色，并引发了股市的一系列丑恶现象。如此，割除这颗毒瘤便显得异常迫切了。而当人们在四年多的辩驳声中已经了解了事实的真相之后，完成这一任务便成为必须的抉择。
试点是“飞夺泸定桥”
之前，我在这个问题上是模棱两可的，主张要么长期搁置，要么立刻破题，总之要有个明确的说法。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出于保护政府信用的考虑，认为要保护投资者利益，必须先稳定监管信用。但如今，分置问题既已破题，而且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决策，那么这个问题便已经上升到了政治高度，成了“只需成功不许失败”的不二选择。
大家知道，我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在此关键时刻我们看到，我国银行改革也已成为“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事。这就是，在WTO有关协议全面实施前，我们已经有了众多“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艰巨任务。
尚福林说，这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只能硬着头皮搞下去。这就是说，试点必须成功，股权分置问题也必须解决。
有人对此不以为然，说这不符合辩证法。但我们知道，辩证法有多种理解，如果随意“辩证”，便会陷入“诡辩”。这就好比红军当年“飞夺泸定桥”一样，毛泽东下了死命令说“必须拿下，言外之意便是不拿下便“提头来见”。那个时候，先遣团的“杨得志们”是否也用辩证法和毛主席辩驳一番呢？----为何非要夺泸定桥啊，从大渡河以“各种方案”过去不也行么？大不了还能推出凉山彝族兄弟的地盘展开游击战，为何要那么死心眼，搞什么“开弓没有回头箭”，用年轻的鲜血生命为代价拿下那个铁索桥呢？你看看，战士们一个个掉在了桥下，被打死或者淹死在河里，多么不值！
如此一来，泸定桥还能拿下么？如果拿不下，后果又如何呢？难道毛泽东不懂得辩证法？
答案无疑是否定的。因为众所周知，毛泽东不仅深谙辩证法，而且是灵活应用辩证法的大师！但辩证法大师也知道，在特定时间、特点地点和特定的条件下，事物会不可避免地走向某个方面，非此即彼，没有第三条道路可以选择。
而现在，对于中国股市而言，虽然没有一些人期盼中的“遵义会议”，但却的确有了当年“飞夺泸定桥”的生死选择。这，就是股权分置改革。
“飞夺泸定桥”解决了红军“渡过大渡河”的问题，可以说是“救了泸定桥”便是“救了红军”；而如今，我要说，“救股市”便是“救改革”，虽然这种拯救并不意味着最后的胜利，但它却很可能是“从胜利走向胜利”这种良性循环的开始。
这里，我们拯救的“改革”不仅仅是股权分置试点改革，而且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因为最高端的突破是最难的，“制高点”既能占领，那么其他“要塞”的灭亡也便为期不远了。
“救股市”便是“救改革”
20多年来，我国的改革便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逐步过渡的一个过程，是从封闭走向开放的一个过程。而发展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一个必然结果，便是要建立市场经济体系中的高端市场---股市和期市。可以说，没有证券市场，便不能算是完整的市场经济；没有健全成熟的证券市场，便没有健全健康的市场经济。这是由证券市场完全自由买卖的特征决定的。
然而，中国股市虽然也有了自由买卖的表象，但由于没有做空机制，没有国有股法人股的自由流通，甚至没有可以信赖的市场监管，所以其“买卖自由”的性质便发生了改变。这才导致了人们对股市的高度不信任，导致了股市信心的沦丧，导致了四年“从千点到千点”的轮回。
有人说，宏观经济在高速发展，而理应作为“晴雨表”的股市却在高速沦陷，国民的人均收入还那么低，这只能说明宏观经济的质量相当差。这种观点说明了一些问题，但不是全部。国民人均收入无法与韩日相比还有个起点问题，人口问题，不可相提并论。但有一点上述言论说的对，这就是我们的宏观经济的确存在问题。而从我国股市的问题看出，它折射的正是我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比如行政性垄断和寻租，比如经济的二元结构，比如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比如“所与者缺位”造成的好大喜功与中饱私囊等等问题，都无不能在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找到完全能“对号入座”的类比对象。
可以说，“股市里的地雷”便是宏观经济运行框架下的“地雷”，股市里的“堡垒”便是宏观经济框架内的“堡垒”，只不过，股市以其特有的虚拟性和夸大性昭示了这些问题，即构成了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防火墙”，又成为其问题的“火山口”。
在这里，投资者通过“赔钱”的事实发现了问题，监管者通过“边缘化”的现象看到了问题，这才对实体经济的运行状况构成红色警示！
从这个意义上看，股市还依然是宏观经济的晴雨表。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要说，“救股市”便是“救改革”，至少，“救股市”是“救改革”迈出的第一步。
有人说，让股市自己去决定自己的命运，去听从市场规律的呼唤吧，但问题是，我们的股市还不是真正的市场，而任其“堕落”为自由市场所付出的监管信用、市场信用无异于“休克疗法” ，代价太大。
还有人说，要清算股市“赌场”的“设局者”。但问题是，股市本来便是“试验”的产物，几乎没有人在当初“设局”时便想到了它会“圈钱”。即便有人想到了这一点，那么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关于“姓资姓社”争议也是的确存在的，这依然是造就“股权分置”的最主要原因，并不能把板子打在某个人头上。须知，1989年前后的政治形势下，轻工业部的一纸条文便能让当年的“个体老板”如今的“汽车大王”李书福匆忙将自己辛苦创出的基业----一个价值2000万的电冰箱厂无偿“自愿”捐给政府，更何况是要推出股市这样的纯“资本主义”产物呢？
很显然，这种“清算论”割断了历史，也否定了历史，是根本经不起推敲的，只能说是“病急乱投医”“气急乱咬人” 的表现。
当然，这对监管层而言也是一种警醒。它无异于告诉政府：“救市”或者引导股市走出低迷是必需的，无论采取何种办法，残阳如血的“千点关”前后，中国股市的运行轨迹该逆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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