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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媒体报道，国家发改委将出台迄今“最大幅度”的药品降价方案，以挤掉主要因流通环节而产生的药品价格虚高，解决消费者“看病贵”之忧。
这样的消息无疑是令人鼓舞的。作为特殊商品，患者在药品的消费过程中，比之一般市场行为中的消费者，处于更加劣势的地位。而恰是这种劣势地位，使得药品的供、需双方，处于绝对的不平等关系，一般的市场规律，无法自发促成合理的药品价格形成机制。政府相关部门运用行政权力，介入药品定价，以保护患者权益，确有必要。但是也必须看到，中国药品价格畸高的成因，除了信息不对称的一般原因之外，与各种其他制度缺陷的复杂纠缠，也是重要的原因。因此，如果不能从根本上寻求医疗体制改革之道，则国家行政权力的介入，也只能起到一时震慑作用，却无法根本解决患者的“看病贵”之忧。
对于“医药代表”在药品流通环节中的不光彩作用，媒体已经多有披露和抨击。医药代表在药品流通环节中，本该有不可或缺的作用，而他们之所以能够上下其手，逐渐沦为惟利是图、不择手段的“药贩子”，显然和我们医院现有的“以药养医”的不合理现象有重要的关系。有鉴于此，“医药分开”已经被视为抑制药价虚高的重要手段。但是，如果“医价”仍然不能得到合理体现，医生问诊、手术费用依然畸低，则实行“医药分开”的结果，很可能是杜绝了“以药养医”，却代之以“以检养医”。事实上，动辄被医生要求进行收费高昂的全面检查，已经成为许多患者添上的新“病”。不久前，美国DPC公司的中国子公司天津德普公司，向三家中国国有医院负责人行贿160万美元，受到美国《海外反腐败法》制裁，一时间成为探讨中美反腐制度之优劣的话柄。但这一案件传达出的另一重更显在的信息是，围绕医疗仪器、设备而发生的腐败现象不但出现，而且已成惯例。而无论以何种方式，这些负担必然最终转嫁到患者头上。
药价过高、检查过滥，一方面造成患者“看病贵”，更重要的还在于贵得不值。对于患者而言最有价值的，是医生的准确诊断。必要的检查和诊断之后的对症下药固然不可或缺，但终究是第二位的。在所有的职业中，医生职业的学习周期几乎最长，在相当程度上证明了这一职业中，智力和经验要素的重要性。
但囿于复杂的观念和制度的约束，我国公立医院医生的“医价”却始终不能理顺。虽然这样的观点会受到许多人的批评，但却有足够的事例可以为证———饱受舆论抨击的“红包”现象，固然可以批评为医生“医德”的沦落，但当“红包”现象日趋普遍并几乎形成相对固定的“行情”时，这“行情”也就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医生的智力和经验的真正价值。不久前有媒体报道的“专家号”被高价倒卖，也具有这种指标意义。遗憾的是，这种正当的价值却只能以“红包”或“倒卖”等非法的方式体现，不但毒化了社会风气、恶化了医患关系，也为医院制造了“以药养医”、“以检养医”的难题，并为“药贩子”、“器械贩子”创造了上下其手的空间。
公立医院不是以赢利为目的的企业，但合理的“医价”依然是医院维持其正常运转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建立在真实供需关系上的“医价”，也有助于有限医疗资源的合理配置。因此，理顺“医价”，是治理药价虚高及医疗体制改革的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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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胡晓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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