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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宪容“唱衰楼市”语录
国内房地产业，是造就百万富翁最多的行业；是引发民众集体上访最多的行业；是国内许多的大案要案发生最为频繁的行业；是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最多的地方；是掠夺农民最多的地方（通过圈占农民的土地）；是可能造成国内银行系统性风险最大威胁的地方等等。这一切，并非几个坏企业就可以兴风作浪，而应该是整个房地产业质地所导致的结果。
2005年5月，一度高烧不退的上海楼市终于开始了自1998年来势头最为迅猛的下挫和调整：成交量萎缩，二手房市场价格下跌，楼市转入买方市场。如果把抑制房价的种种努力看作一场战争，则其间攻防态势的转换、各利益主体间的进退特别耐人寻味。
这种颠覆性市场局面的出现，被业界归功于新近出台的一项政策。5月11日，国务院办公厅向有关部门转发了由中央七部委联合出台的《关于做好稳定住房价格工作意见的通知》，并要求各地区、各部门把解决房地产投资规模过大、价格上涨幅度过快等问题，作为当前加强宏观调控的一项重要任务。
而这次宏观调控前后，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发展室主任易宪容反对楼市泡沫的呼声不断，他的观点鲜明：上海房价肯定要降低，在现有基础上降低50%都不为过。原因是上海房产泡沫很大，而此次的政策就是要打击炒作。
“目前出台的政策还没有触及最核心部分，即金融政策。”易宪容强调道：“上海房市是拿着银行的钱将泡沫做大了，风险很大。”
按他的说法，“我就是要唱衰楼市”。
■本刊记者 陈磊 发自北京
学者易宪容，2002年以来，一直在为中国房地产业存在的泡沫而大声疾呼。他不断地在各类媒体上发表文章，最多的时候曾一天发文7篇，要人们“谨防房地产业要挟整个中国经济”，“政府应警惕有人为房地产泡沫辩护”。
博士易宪容，不断地指出，“中国房地产富豪涌现靠的是政府权力”，“泡沫风险全在银行头上，房地产调控要收紧钱袋子”；他想“掀开国内房价炒得如此高的皇帝新装”……
他成了众多房地产商眼中最不受欢迎的人。
他的观点逐渐为政府所接受：2004年10月，央行首次加息；今年3月26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切实稳定住房价格的通知》（即 “老国八条”）；5月13日，七部委再出重拳，下发《关于稳定住房价格的八条意见》（即“新国八条”）。
但易宪容认为这些措施并没有真正击到房地产市场泡沫的要害上，所以依然大声疾呼：提高利率，增加银行信贷资金成本，改变银行信贷资金的易获得性，只有如此，才能使国内房市健康发展。
他执著的呼喊和清醒的警告，对一些房产商人来说，无疑很刺耳。
“最怕易宪容”
5月18日，著名房地产商人潘石屹接受媒体访问，谈到自己最担心的问题时表示：“最最担心的是，经济学家在媒体上谈了很多，说冬天终于来了，房地产肯定要下跌，尤其是易宪容。”
易宪容认为很正常。他说自己曾经和房地产商在一些公共场合，比如电视台什么的，“争论得一塌糊涂”。
有一次，易宪容参加一个央行房贷新政的论坛，一起参加讨论的还有包括张宝全在内的4个地产开发商。但让易宪容感到郁闷的是，论坛一开始，4个地产商没有给他任何发言机会，不停地鼓吹“越加息，房价就越上升，今后的购房成本就越高”的言论。经常在媒体上忠告消费者们不要着急买房的易宪容终于按捺不住，对论坛主办者和地产商们“破口大骂”，并一度要离开会场。
让易宪容更感到很生气的是另外一个地产大腕任志强。这位在公开场合声称要给富人们盖房子的“地产富人”认为加息对有钱人影响不是太大，因为他们不在乎加这几十块钱，但对中低收入的阶层影响则很大。
“他为自己的利益欺骗民众，而且每次都是这样。就说加息，他说商品房是给富人住的，他说加息只影响中低收入家庭，这些都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易宪容毫不客气地说。
易宪容告诉本刊记者，如果他利用自己的名气和一些地产商们合作，开发一个研究课题或出一个什么报告，几十万元收入轻而易举，但他不愿意；被邀请出席相关论坛时，他也不愿意为地产商们“客套”几句，邀请他的地产企业逐渐减少。
于是，“不合群”为易宪容赢得了声誉的同时，也让他丧失了许多“淘金”的机会。
“我为什么要让房地产商满意？我站在民众利益一边！”很温和的语气，但听得出，易宪容的底气，很足。
没见到易宪容之前，就听到过关于他的几个段子。
一个说他不修边幅。一次，为了向一女士说明香港的东西如何价廉物美，易宪容当场脱鞋让该女士欣赏之，以证实自己所言非虚。众皆愕然。
一个说他爱笑。某日，他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看书，满脸蜜糖般的笑意。这引起了售货员小姐的注意，到底是什么书这么有趣？他的回答出人意料：“人生中有什么事情值得不开心的？我每天都这么高高兴兴。”
6月4日，记者见到易博士。这果然是一个“笑嘻嘻、不修边幅”的男子：随和的笑容牢牢地挂在脸上；天蓝色衬衫松松垮垮地束在腰带内，纽扣开了几个；趿拉个拖鞋，头发没怎么梳理，一绺斜斜地塌向一边。
一坐下，易博士的二郎腿便跷了起来，本来就不算长的裤腿便蹭到了小腿上。随着聊天的深入，他的二郎腿不由自主地开始晃动，脚跟和拖鞋之间有节奏的碰撞声，伴着一口有浓重乡音的江西普通话，在夏日习习的凉风中，在堆满书籍的宽大厅房中，飘散开去。
我为何站在民众一边
“我之所以如此坚定地站在民众这一边，一个是跟过去的生活经历、家庭背景有关；另外一个就是跟自己作为一个学者的信念有关。” 易宪容说。
47岁的易宪容出生于一个革命家庭。祖父毕业于国民革命时期赫赫有名的黄埔军校，后来战死在南京抗日战场。易的父亲也是抗日老干部，参加过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前因一颗子弹留在肺部没能取出来，就留在南京工作了。后来因易宪容祖母的要求，返回江西上高老家。
“我父亲一辈子经历坎坷，受过文革迫害，背过‘黑五类’帽子，但是他一直信念不改。在这样的家庭熏陶下，我受到的教育也是：做人不管怎么样，一定要为社会做点贡献。”易宪容说。
文革爆发后，因易宪容伯父在台湾，小学毕业后他就不再被允许读书。雪上加霜的是，他的父亲也被打为“黑五类”分子，停发工资，断绝了家庭的经济来源。
“那个时候，真的是太困难了，我一辈子都忘不了！全家6个孩子，父母带着，拖着3辆板车的全部家当回到农村老家，没有吃、没有喝，又背着‘黑五类’的帽子，全靠老乡们晚上偷偷送吃的才能勉强度日。”短暂而又极其艰难的农村生活经历，让易宪容对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底层民众有了更深的了解和同情。
随着父亲的平反，年仅14岁的易宪容开始到县商业局上班。不久，“文革”结束，恢复高考，眼瞅着两个弟弟接连考上大学，被“文革”耽误的易宪容也动了心：我难道不行么？
易宪容开始了艰难的向大学冲刺的努力。让人惊讶的是，经过一年多的刻苦学习，1982年，24岁，仅有小学学历的他竟然考上了华东师范大学！这在江西上高小城简直成了一个轰动性的新闻。易宪容坦言，这其间少不了弟弟们的帮助。
“当初下放农村时没事干，整天看《毛泽东选集》，所以我政治很好，考了全县最高的88分，就是英语太差，只考了19分。不然，能上北大了。”事隔多年，易宪容依然神采飞扬。
1990年7月，工作一年后的易宪容不如意，暂时离开湖南师范大学，偷偷来到广州一家台资企业打工。先是培训3个月，每天跑步3小时，末了居然行走如飞，对这项运动的爱好保持至今。
尽管待遇不错，在人们普遍每月还都是几十元工资的时候，易宪容已经拿到上千元的月薪，但是作为知识分子，他常感到压抑和郁闷，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公司管理的非人性化。
“比如说我是上级，带领下级一起干活，一起搬桌子什么的，但公司的领导就坚决不让，说这是下级该干的活，应该各司其职。”
“当时那些员工都是非常好的人，大都来自农村，很朴实，我们相处得也很好，偏用一个非人性化的制度以隔离，我感到不习惯。”后来湖南师范大学让易宪容回去工作，他便离开了那个工厂。送行的时候，很多员工都哭了。易宪容说，这段特殊的“打工”经历再一次让他感触基层民众的美好情怀。
“所以，我不能为了个人利益而去误导和欺骗民众。”
经济学者赚钱的故事
易宪容说他不缺钱，并不是说他有钱，而是在他心目中，经济学者——一个握有丰富经济学知识的人应该能够拿知识换钱。
“我生活不清苦。最低也要保证自己有体面的生活吧，生活都未解决，何来底气和房地产商叫板？”
在自己那宽大的复式结构房子里，易宪容很自信。看得出，他不是吹牛。
从某种意义上，易宪容是个赚钱的能手。
1991年从广州的企业回到湖南师大后，他被分配到了学校的校报编辑部。不安分的他除了招聘大批学生做记者，还想弄一个激光照排工作室，对外营业。
为了筹备购买设备的钱，他建议同事们集资入股。在别人都不敢承包的情况下，他将这个激光照排室揽了下来。
“我那时候，没日没夜地干，几乎每天都是只睡三四个小时，效益很好，在别人都只吃固定工资的时候，我赚了一笔钱。”
这笔钱在今天看来并不算多。刚满一年，单位不让他继续承包，他的心思也转了，想求学北京。
1994年，易宪容考入中国社科院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他的妻子比他早一年考上，夫妻两人一同读书，孩子也在上学，经济压力可想而知。
学习经济学的易宪容又动起了赚钱的脑筋。
一次逛书店，他发现刚刚翻译出版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因出版社推广不够，加上价格昂贵，竟然无人问津。
易宪容眼睛一亮，他决定出手。
经过协商，出版社以七折的优惠价把书批发给易宪容，然后，他开始精心挑选潜在的买家。易宪容从自己熟悉的专业领域内挑出了一百多人，然后开始一一寄信，推介此书。
这一专门针对目标消费群体的销售行动果然收效甚好，易宪容一下卖了100多本书。他挣了1万多元。
学以致用。易宪容自嘲。
专栏作者和书虫
相较于抨击房地产泡沫的斗士，易宪容更愿意别人把自己看成是一个经济学者，他说今年会有六七篇学术论文发表在国内一流期刊上。和一些经济学者不同，他并非整天埋首书堆，搞纯学术的理论，在《南方都市报》等大众报刊上经常能看到他发表经济评论，他想“最好能够影响到国家的经济政策”。
“数一下影响整个20世纪的人，纯粹的经济学家有几个？倒是几个写经济评论的入选了。我如果钻下去做学问，纯学术可能做得更好，但和经济评论比起来，哪一个对社会影响更大？”易宪容说。
以目前每月写50篇左右经济评论的速度（有时会变化），易宪容已然是“国内第一”，但他觉得依然没有达到他的创作高潮期。“我刚刚47岁，随着积累的加深，爆发期还会在后面呢！”
满屋子的书，床上、桌上、沙发上、柜子上，都是。靠近窗户的走廊里，两排近1米高的报纸和杂志，码得整整齐齐。
易宪容逛书店，经常一逛就是一天。他爱买书，每次去书店，都要掏光口袋里的钱。报纸和杂志，看完后就随手放在窗沿，记者粗略估算了一下，杂志至少七八种，报纸有十余种之多。
今年大年初一，家里来了好多人，热闹非凡。见人多，易宪容就偷偷溜了出去，在书店一呆就是一天。出书店时，拎了5塑料袋的书，回到家后发现，有3袋落在公交车上。
第二天又去书店把那些书重新买了一遍。“我就是喜欢读书，没办法。”易宪容说。（顾晓芳对本文有贡献）
易宪容相关资料：
1958年生于江西上高；
1989年获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
1997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
1997年7月进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
1998-2000年到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做合作研究；
1999年7月到台湾清华大学做访问研究；
从1998年起为国际新制度经济学学会会员。目前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发展与金融制度室主任。
著有：《现代合约经济学导论》、《交易行为与合约选择》、《科斯经济思想研究》、《金融市场与制度选择》、《金融市场的合约分析》、《经济学与经济的迷思》、《金融市场的震荡与发展》、《经济繁荣与权力运作》等书；译作：《佃农理论》、《经济解释》等；1990年代以来，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300篇，并为多家报刊撰写专栏。
（ 责任编辑：单秀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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