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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曾经备受追捧的温州商人和温州经济,如今正走下神坛,甚至面临被妖魔化的尴尬。
几年前,许多地方把吸引温州人投资兴业视为“政绩”;现在,“温州炒房团”、“温州炒煤团”被指责为房价、煤价上涨的罪魁,人们避之惟恐不及。几年前,温州模式是各地竞相称颂、模仿的对象;现在,媒体上更多见的是对这种模式的唱衰和质疑。
冲动vs理性
以坚定不移地走市场道路和放手发展民营经济为鲜明特点的温州模式,真的已到了穷途末路吗?
知名策划人王志纲并不这么认为。在日前一场名为“活力温州”的论坛上,王志纲预言:“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国家队’,很可能就在温州这样的草根商帮中产生。”在他看来,温州经济要比珠三角地区,特别是靠“三来一补”发展起来的“东莞模式”更有创造力和生命力。
不过,即便是这样一位力挺温州模式的学者,也不讳言温州商人身上存在的弱点。王志纲举例说,不久前曾有温州企业家同他探讨什么投资项目见效快、收益大,王试探地问:“你们指的是炒房地产吗?”孰料对方回答:“不,我们是想炒城市!”
王志纲对论坛现场的温州听众慨叹道:温州商帮就像一个小伙子,年轻、充满活力,但他最大的问题是——有时候太过卤莽了。“要成为‘国家队’,温州企业必须完成从‘野马’向‘战马’的转变。”
观察人士指出,尽管把房价飙升归咎于温州人多少有点找替罪羊的味道,但是作为温州人和温州企业,的确有需要反思的地方。5月下旬,多家财经媒体报道了温州中瑞财团拖延交付地款的消息,内中详情和结局虽然尚不可知,但这家“中国第一民间财团”从立志进军金融业到转投房地产,毕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温州民营企业和民间资本当下的某种茫然与冲动。
在一片喧嚣浮躁中,也有心态平和的温州企业家,邀请王志纲到温州演讲的红蜻蜓集团董事长兼总裁钱金波就是其中的一位。刚办完十周年庆典的红蜻蜓将“归零、跨越”确定为下一个十年的主题,钱金波告诉记者,“归零”有多重涵义,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把诸多诱惑抛到一边,从多元投资归零为专注于主业。他引用多元化典范企业GE前CEO韦尔奇的话说,“在主业上做到行业前三名,否则就不要谈多元化。”
国际化vs本土化
红蜻蜓的主业是制鞋,它也是“鞋都”温州的领军企业之一。近几年,中国鞋尤其是温州鞋在海外频遭抵制,去年更是爆发了激烈的“西班牙焚鞋事件”。与十多年前的杭州焚鞋事件不同,西班牙人烧掉的温州鞋并非劣质品,恰恰是它们的物美价廉引来了“烧身之祸”。
在这个问题上,欧美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理所当然地招致广泛的批评,但也同时引发了温州企业的自我反思。温州鞋革行业协会的一位负责人就表示,应当正视温州人的经营思路和贸易方式与西方公平竞争的游戏规则之间的冲撞。他说,“温州有那么多企业在做外贸,大家各显神通,其中有些‘神通’是不符合国际规则和当地法律的。”
钱金波也对记者说,“如果每个企业都能真正对‘中国制造’负责,烧鞋这样的事件就会少发生些。”
曾有专家为温州的中小民营企业支招:避免在国外遭到抵制的一个途径是放弃自身品牌,专心致志给名牌产品做外包加工。钱金波似乎并不认同这种做法,他说,2003年美国沃尔玛曾以6美元一双的价格请红蜻蜓做代工,红蜻蜓拒绝了这笔生意,因为“鞋子进入美国的大卖场后价格将翻6倍,我们必须按照合适的国际对比成本提供满足国际消费者需求的产品”。
钱金波还有一套与别人不太一样的想法,他的红蜻蜓并不急于走外销路线,理由是:“中国有13亿人口,是足以产生世界级企业的大市场”,“国际品牌已经进入中国市场,我们的门前就是国际化,狼来了,我们却走出去了,可能就永远回不来了”,“没有本土化,就没有国际化”。
有数据显示,温州鞋的内外销之比已达37。而据最新报道,欧盟委员会6月8日表示,由于担心中国对欧出口的鞋数量猛增从而影响市场稳定,欧盟将考虑对中国鞋类进行反倾销调查。
对于占据温州鞋业七分天下的外销企业来说,当然不必非要接受钱金波的理论,但在贸易壁垒森严的背景下,它至少提供了另一种观察问题的角度。
政府vs市场
记者走访温州时发现,“温州模式转型”正成为当地从官方到民间热议的话题。但官民双方的关注点不尽相同。在官方的语境中,温州模式转型最紧迫的任务是扩大吸引外资和实现产业的重化工化。
舆论普遍认为,政府的这一决策是基于温州经济后劲不足、产业升级乏力的窘迫现实——统计资料显示,温州的GDP增速2003年在浙江省排名倒数第二,2004年排名倒数第三。然而,在记者接触的温州企业家、市民及学者当中,有不少人对在温州这样一个靠底层力量推动发展起来的城市,使用行政强力进行转型表示怀疑。
众所周知,温州模式的本质是市场化和民营化,民营企业的自主制度创新是温州经济奇迹的根本动力。在这个过程中,政府长期扮演的是“默许”和“事后认可”的角色。而近年来的温州,发生在微观领域的民企制度创新日趋式微,不止一位学者指出,是宏观层面改革的滞后窒息了微观领域的创新活力,这也正是制约温州模式的最大瓶颈。
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政府来说最重要的也许并不是制定引进多少外资、培育多少大企业之类的硬指标,而是在继续保护、引导和激发民营企业创新能力的同时,加快自身体制及经济管理制度的改革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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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胡立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