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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积极财政的逐步退出，财政政策应当审时度势，以促进社会公平为首要目标，致力于解决多年来积累的深层次的社会经济问题，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挥积极作用。财政政策目标的定位问题是一个重大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需要深入研究。
随着积极财政的逐步退出，财政政策应当审时度势，以促进社会公平为首要目标，致力于解决多年来积累的深层次的社会经济问题，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挥积极作用。财政政策目标的定位问题是一个重大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需要深入研究。这里提出几个观点，以期抛砖引玉，引发更多的思考。
第一，我国已经进入市场管效率、财政管公平的发展阶段。过去两年财政减少建设国债的发行数额，同时减少投资性支出，这个变化不仅仅是由宏观调控引起的。事实上，这个变化有深层的体制基础。这就是我国以市场为基础的增长机制基本形成，政府作为一个直接
经济主体的角色日趋式微。可以预计今后一个时期，即使在财政大规模压缩建设性支出的情况下，单凭社会投资、出口、城市中产阶级消费升级这三种力量，也足以推动中国经济保持快速增长。但是也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系统的政策出台，我国社会经济中不平衡趋势将会不断扩大，紧张关系不会缓解，社会有被撕裂的危险。当前，矛盾的焦点集中在社会公平问题上面，财政应当抓住这个主题。
第二，我国解决社会公平问题的物质条件已经具备。首先，经过26年的发展，我国已经形成了较强的生产能力，出现了全面的生产过剩。从现有的生产力水平来看，有条件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基本的公共产品需求和社会保障，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由于社会收入再分配缺陷所引起的有效需求不足，而不是供给不足。其次，我国财政收入处于上升时期，估计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以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而论，从改革开始呈现下降的趋势，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达到了最低点，从而使我国变成了世界上财政收入比重最低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但从90年代末期，财政收入比重开始回升，2000年以来回升速度明显加快。这为解决社会公平问题提供了财力基础。再次，我国已经积累了庞大的物质财富，居民储蓄
和外汇储备以较快速度增加，国家的整体储蓄水平较高，政府掌握着数额巨大的优质的企业资产，这是有利的宏观环境。政府可以通过财富分配渠道调整和国有资产转换等方式，统筹社会资金，集中解决社会公平问题。
第三，财政思想需要根本性转变。政策目标的重新定位要求财政思想的根本性转变。其一，财政应当以人为本，从根本上转变按行政需要和权力关系分配财政资源的格局，把社会伦理价值和公民权利作为分配财政资源的依据。从这一点出发，财政资源应该优先分配于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和城市廉租房等领域，使社会做到幼有所教、老有所养、病且贫者有所医、贫且困者居有屋。其二，财政资源的分配应当以全体社会成员为对象，突破城乡和阶层的桎梏，向全体公民提供公共产品和基本保障。譬如，在农村，由于大量青年进城，家庭养老、土地养老的模式解体，农村需要公共财政；在城市，由于存在大量流动人口和失业，以及青年人失业问题日益突出，公共财政亦需改变原有的分配模式。今后，在财政资源的分配上应该更多地以收入阶层为标准。其三，在我国现阶段，由于税收调节收入差距的功能有限，并且在短期内也不可能很快完善，财政分配的重点应当在低收入阶层和弱势群体。也就是说，财
政解决现阶段的社会公平问题，主要不是放在限制高收入上面，而是放在增加低收入阶层和弱势群体的社会福利上面，如农村老年人的养老、低收入家庭的子女教育、失业人口等，应成为财政重点考虑的对象。
第四，不必拘泥于简单的收支平衡。2004年后政府提出了中性财政或稳定财政的政策，从财政将逐步退出投资领域的角度考虑，确实没有必要再发行更多的建设债券了，强调收支平衡也是对的。但是，从解决社会公平问题的迫切需求出发，似可重新考虑。归根结底，财政的收支关系是要服从这个时期社会经济的基本需求。应当从促进社会公平的角度，制定财政收支战略。我认为，可以定一个目标，到2008年使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由现在的20％大幅提高到25％，然后缓一点，到2015年把这个比重提高到30％；同时保证新增财政收入的70％以上用于公共财政和社会保障。如果这个计划能够得到实行，社会经济矛盾将会大大缓解，我国将会出现一个比较和谐的局面。这个计划的关键是前三年。在这一段时间内，如果税收增长不足以支持这个目标，我认为可以用发行社会福利债券的方式弥补。理由有三点：一是由于税收仍然会快速增长，初步测算发行量不会很大，赤字数额有限。同时也可以
为税收体制改革创造宽松的环境。二是有后续的税源保证，由于社会福利支出具有刚性，持续的收入保证是必需的。预计随着税收体制的完善，个人收入税、遗产税等所占比重会迅速上升，它们会成为替代手段。三是可以用部分国有资产变现等方式偿还社会福利债券。许多专家提出把部分国有资产转为养老基金，但是直接划拨不易操作，通过财政发行社会福利债券的形式，可以有效地进行转换，也可以帮助解决一系列理论和实践的问题。
第五，把握住难得的历史机遇。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时，由于担心出口下降引起经济增长放慢，提出了启动内需的思想，积极财政遂应运而生。当时所指的内需，实际上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两部分，但在实践中真正启动的是投资需求，消费需求中增长比较快的也只是城市里中高收入阶层而已。真正的大众消费并没有启动。这是因为，大多数民众皆因公共福利的贫乏和社会保障的不足，对未来普遍缺少稳定的预期，由此降低社会边际消费倾向。现在，我国经济正处在一个新的上升周期，社会资金和国家财力都比较宽松，应该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制定一个有魄力的财政战略，大幅度增加公共福利和社会保障支出，全面促进社会公平和社会进步。这也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最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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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悲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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