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行政的主宰色彩还相当浓厚，许多制度还带着鲜明的行政指令色彩。很多时候，大学和教授不得不在教育行政面前扮演“婢女”的角色，从招生体制到教师考核体制，从考试体制到大学评估，无不打着各种僵化指令的烙印。

　　教授要启大众的蒙昧，必先启教育行政、教育体制之蒙昧

　　■曹林

　　清华大学教授陈丹青辞职的风波尚未淡出公众视野，北大又传出教授“不与体制合作”的高贵声音：同样由于不满于招生体制的弊端，名教授贺卫方决定罢招。

　　在6月24日发出的《关于本人暂停招收硕士生的声明——致北大法学院暨校研究生院负责同志的公开信》中，贺卫方解释了罢招的两个原因：现行法学研究生入学考试设计存在着相当严重的缺陷，这种撒大网式的考试严重抑制了考试时应有的专业倾向；保送制度存在很大缺陷，已经达到相当不合理的程度，严重影响到招考公平。贺就此事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罢招是“已经做了很多很多努力”后无奈的表达方式。

　　作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标杆、代表着中国大学改革方向的清华、北大，短时间内先后发出教授“抗拒招生体制”的声音，可能表明僵化的研究生招生体制已经到了改革的临界点——自主意识越来越强的教授们，已经不能容忍一个如此僵化、蒙昧的招生体制束缚着自我传道理想的伸张。

　　可能大家注意到了，我在这种“声音”前用了一个高规格的形容词——高贵，这个词鲜明地表达了笔者对这种“不合作姿态”的赞赏，不仅赞赏两位教授的道德勇气、师道自尊和学者良心，更值得赞赏的是他们的“不服从”隐含的一种价值判断：教授要启人类之蒙昧，必先启教育行政、教育体制之蒙昧——在一个转型的国度里，教育行政之蒙昧不除，启蒙大众也就很难完成。

　　辞职也罢，罢招也罢，都是教授与招生体制的一种博弈姿态——当“已经做了很多很多努力”这些正常协商方式不奏效时，相对激烈的方式对于启蒙的推进是很有必要的。

　　说到教授的责任，很多人立即会想到“传道、授业、解惑”的传统界定，认为教授对于社会的责任就是“启蒙大众”：是社会灵魂的工程师，所谓“识高为师，德高为范”，肩负着传授知识文化和传播道德理想的责任，塑造知性人格和公民人格；是知识的积累者，认真的总结人类先进的成功的经验，为当代社会发展丰富与积累宝贵的精神财富，为后人超越前人奠定基础和备足后劲等等。

　　在一个现代化已经完成了的国度里，这种“传承知识，启蒙大众”的教授定位可能准确，但在一个现代化未完成、尚处于转型期的国家来讲，这种定位是很不够的，在“传承知识，启蒙大众”的普世责任基础之上，还肩负着一种甚至比这些责任更重要的“元责任”，就是“启教育行政、教育体制之蒙昧”，自下而上地革僵化教育体制的命。

　　所以将其放到“元责任”的位置上，在于我们特殊的国情：在大学与政治还高度关联的高教系统中，教育行政的主宰色彩还相当浓厚，许多制度还带着鲜明的行政指令色彩。很多时候，大学和教授不得不在教育行政面前扮演“婢女”的角色，从招生体制到教师考核体制，从考试体制到大学评估，无不打着各种僵化指令的烙印。

　　确实，教授的本职工作是“传承知识，启蒙大众”，可是，在这样的体制基础上，如何传承？以何启蒙？手被僵化的考核体制束缚着，僵化的招生体制下招不到心仪的学生，“传承与启蒙”大打折扣甚至扭曲了方向——如此，为了“传承与启蒙”的健康，必须先促进体制的变革，也就是：教授要启人类的蒙昧，必先启教育行政、教育体制之蒙昧——清华陈丹青与北大贺卫方的“不合作”之举是“向上启蒙”的一种方式吧。

　　期待更多的教授能告别做“沉默的羔羊”，告别“私下的抱怨”，站到公共平台上，推动这种“不合作”的启蒙此伏彼起，给既有的教育行政与体制以持续的刺激，敦促其改革。

（ 责任编辑：魏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