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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以来，在新技术革命和市场经济的共同推动下，全球化的触角逐步伸向了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为国际经济关系的发展赋予了新的特征与机制。加入ＷＴＯ后，我国步入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的新阶段。全球化时代，如何界定和实现中国的国家利益，在世界经济大舞台上如何更好地扮演发展中大国的角色，成为关系到２１世纪我国经济发展以及中国在未来全球经济中地位和作用的重大战略问题。
开放的发展中大国要求将对外经济关系作为我国实现国家利益的主要途径，在充分把握、理解国际经济秩序运行规律的基础上，对我国的外部经济关系进行战略整合与创造性构想。为此，我国应确立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战略重点，并采取相应措施，改善对外经济关系，不断丰富国家利益的实现手段。
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目前，我国钢铁、煤炭、棉纱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已经居于世界首位，但同时我国的资源消耗量也在不断攀升。其中，钢材消耗相当于全球产量的１／４；水泥消费占全球产量的４０％以上。
２１世纪，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我国应彻底摈弃对经济总量扩张和增长速度的盲目追求，树立科学的发展观，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以技术创新核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逐步形成“以人为本”、环境友好、资源集约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面对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日益加重的人口和环境压力，单纯依靠自身力量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尚有较大难度，今后，我国应积极推进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国际合作，消除市场化障碍、完善可持续发展项目的管理制度，为国内外先进技术的应用创造有利条件。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确立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改革开放２０多年以来，我国一直朝着市场经济道路迈进。目前，新西兰、东盟十国、巴西、阿根廷等南美国家相继承认了我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尽管在与美国和欧盟的谈判中，我国遭遇了阶段性挫折，但这些谈判的象征意义已引起了全球的广泛关注。
从根本上讲，确定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不是一个概念上的问题，重要的是如何在这种概念确立中认清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不足，以便使我国以更加快速、坚实的步伐迈向市场经济。配合“入市”谈判，首先要找出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与国际通行标准的差距。目前，我国在政府对要素配置的控制程度、企业产出和价格决策的控制程度等方面，仍存在着政府过度干预、政策透明度不高、对市场变化反应滞后等一系列问题。针对这些差距，我国应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市场体制和政府职能，使中国尽快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国家；其次，中国的“入市”谈判不应单纯以满足发达国家的要求为目标，而要将其视为改善对外经济关系、提升国际形象的契机。在谈判过程中，通过各种手段的综合运用，向全世界展示中国经济增长的成就以及这种成就的实质，澄清国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各种误解，表明中国市场经济虽然不完善，但中国已经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并将发展市场经济作为长期战略。
逐步确立外贸均衡发展的政策目标，完善外贸管理体制
综观世界各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历史变迁，一国的贸易收支格局表现出了具有普遍性的阶段特征，即逆差——顺差——再逆差，美国对外贸易余额的变化已经印证了这一特征和趋势。我国虽然不具备支持大规模逆差的美元霸权，但随着我国贸易顺差存量以及外汇储备的增加，我国贸易政策的目标应由单纯追求出口规模扩大和贸易赢余增加，转变为优化对外贸易结构与效益，并由现行的非均衡发展逐步向均衡发展过渡。这不仅有利于增加国内消费者福利，而且还可以一定程度上减轻外部经济压力，缓和与主要贸易伙伴的摩擦。
２００４年，我国进出口总额突破了１万亿美元，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出口国，但同时外贸高速度、粗放式、低水平扩张的空间相对缩小，我国对外贸易应进入集约发展、注重质量与效益的新阶段。目前，尽管我国外贸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但现行进出口制度在市场开放程度、政策透明度、贸易管理方式等方面，与ＷＴＯ规则和中国入世议定书的要求尚有一定差距，存在诸多不适应之处及自身的矛盾和问题。为此，我国应围绕着对外贸易集约、均衡发展的目标，对进出口制度进行全面调整，构建与ＷＴＯ规则相吻合的新型外贸体制。
从ＷＴＯ的基本规则和运行机制可以看出，尽管ＷＴＯ以自由贸易为宗旨，但它又是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组织，允许成员在其规则下，对贸易和国内产业成长进行有限但有效的扶植和管理。目前，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已经普遍采用了建立管理贸易的政策体系。中国作为工业部门较为健全、制造业生产和出口能力不断扩张的发展中大国，部分行业的规模经济已经或正在形成，加之跨国公司进入后一些行业已经出现了垄断竞争或寡占型的市场结构，因而，我国有条件也有必要实行更有利于产业成长和竞争的进出口管理体制，着眼于形成动态比较优势和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在ＷＴＯ规则下，实施有管理的贸易自由化战略则是我国的现实选择。这一战略的核心在于把低调的产业保护、灵活规范的进口限制和温和的出口鼓励政策相结合，突出政府对产业结构调整的积极干预，通过综合运用ＷＴＯ允许的关税、反倾销与反补贴、保障机制、政府采购、合理补贴、国内竞争法规等一系列政策手段，使我国总体贸易制度的定位趋向中性化，具体政策手段趋向弹性化、柔性化。
调整外援战略，带动我国产品出口和对外投资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冷战时期后，为缓和西方国家对我国在政治、经济、外交上的孤立，我国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在自身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向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了大量援助，不仅帮助一些国家和地区解决了食品、原材料、基础建设、医疗、教育等实际困难，而且在广大发展中国家树立起了中国无私、慷慨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然而，尽管当时的外援政策出于政治和外交需要，但实际上，在外援计划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我国更多强调了“崇高”的道义原则，坚持对外援助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不谋求任何政治特权。在这种指导思想下，我国的外援不仅并未与国家利益和国际战略高度契合，而且其规模超过了国家正常的承载能力，造成了沉重的经济和道义负担。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与美国、日本、欧盟等发达国家经贸交往的快速发展，我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以及外经贸发展的战略重点逐步转向了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经贸关系越来越密切，而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以及其他经贸活动则相对弱化。这不仅引起了一些与中国有着长期友好关系的发展中国家的怀疑和不满，而且个别国家利用联合国等国际平台，在台湾、人权等问题上站在了中国的对立面，给我国制造了一些不必要麻烦和障碍。
因而，有必要重新审视外援在我国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中的意义和作用。应该说，以目前我国的经济实力，完全有条件对一些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实施一定的援助，而且这也是一个大国应逐步具备的责任。我国要想在未来的国际事务中获得更大的号召力和发言权，仍将主要依靠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新时期的外援政策应从我国的自身条件出发，既考虑到传统的伦理需要，又要体现我国对外经济关系的现实战略，争取道义与利益的协调平衡。具体来说，应将外援与我国商品、劳务、技术和资本输出有机结合起来，使外援不仅成为改善我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重要手段，而且通过外援带动我国商品出口和对外投资的发展，为国内产业升级与转移开辟新的通道，并使双方在外援中都获得真正的实惠。
有序、有条件地开放资本项目，逐步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
目前，我国金融领域的市场化程度以及对外开放程度都相对滞后于贸易、投资等领域，不仅银行等金融市场主体的经营机制及其监管体制不完善，而且国内利率及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仍处于一种半市场化状态，致使利率和汇率的经济杠杆作用受到限制。全球化时代，随着符号经济的急剧扩张，一国的金融自由化与国际化程度已经成为衡量其对外开放水平的重要指标，同时也是体现一国驾御国际经济关系能力的重要方面。尽管现阶段我国金融领域的开放水平和进程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金融领域改革开放滞后的状况已经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服务业发展以及产业结构升级，并为我国更广泛地开展国际经济交流与合作构成了障碍。特别是近年来在持续高涨的人民币升值的国际压力下，我国国内宏观经济调控与对外经济关系一再陷入被动或受到约束，金融领域开放的紧迫性日益凸显。
我国金融自由化与国际化的终极目标在于通过有序、有条件开放资本项目，逐步实现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并成为国际金融体系的重要参与者和规则制定者。首先，加快国有金融机构改革，优化其资产结构和经营范围，促进各种类型金融机构之间的有效竞争，提高金融机构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自我发展、抵御风险的能力。其次，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机制，在资本项目开放之前，建立起高效、稳健的监管体系。再次，确立人民币汇率制度调整的短期、中期和长期目标，使人民币汇率制度由固定钉住美元逐步过渡到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并逐步增强汇率制度的弹性。资本项目开放以及人民币的国际化是直接影响到我国宏观经济稳定增长的关键步骤。因此，必须采取积极而审慎的态度，兼顾政策的自主性与开放性，既要考虑到自身的发展目标和承受能力，又要充分了解国际上方方面面对我国的要求与期望。顶住各种不合理压力的同时，在制度建设和方案实施过程中，广泛吸纳有益的建议、帮助和经验，少走弯路，尽量减少金融自由化与国际化带来的震荡与冲击。
以区域合作为突破口，全面参与国际经济协调
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十分迅速，逐渐步入了良性循环的轨迹，将成为世界范围内区域经济合作最活跃的地区之一。从目前的进展状况来看，东亚的区域经济合作具有显著的多元性和广泛性特征。
参与区域合作不仅体现了中国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新思路，而且还扩展了国家利益的实现范围和方式，有助于增强地缘经济的协同效应和塑造能力。在具体步骤上，我国应首先促使“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和“ＣＥＰＡ”的顺利实施，以巩固在区域合作和建立自由协定（ＦＴＡ）方面的初步成果。在此基础上，从建立更广泛的ＦＴＡ入手，合理确定ＦＴＡ目标签约国的战略次序，以双边ＦＴＡ带动区域一体化进程。从合作的基础、各方利益目标及其协调难度来看，在未来东亚区域合作中，中日韩三国之间的区域合作将是最困难和最复杂的门槛，也将是影响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关键，而且以这三国关系的现状来看，要想跨越这一门槛，难度相当大。因而，要充分发挥政府和民间机构的作用，积极化解分歧，尽量避免为争夺领导地位消耗过多精力，激化固有矛盾，应在实现三个“１０＋１”模式条件下，探讨“１０＋３”模式以及中、日、韩三国之间的合作，实行有别与其他区域一体化组织的渐进、叠加的模式，稳步推进合作进程，实现地区资源的整合和利益共享。
区域经济合作不仅将使我国具有更大的地区影响力，而且还将为我国全面参与国际经济协调积累经验，有助于我国进一步参与国际经济规则制定以及国际事务的议程设计。尽管我国的经济实力和外交战略要求我们在处理国际经济关系时保持平和的心态，但“永不称霸”不等于放弃权利，“韬光养晦”也并不意味着回避责任。在国际经济大舞台上，只有全面、主动把握权利与义务的对等关系，才是实现、彰显国家利益的根本保证，在ＷＴＯ等国际组织上，才能听到来自中国的更清晰、有力、公正的声音。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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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魏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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