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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石油案新动态分析
民企开采石油会亡党亡国？
1970年以前，陕北地区只有延长油矿独家进行石油天然气开采。1971年，长庆石油勘探局进入陕北进行石油勘探。在1989年~1991年间，延长油矿共登记4个项目，总面积1.7992平方公里。1993年，油气资源登记工作由原能源部移交国家计委，进行了新的一轮登记，陕北地区的石油资源大部分被长庆油田登记。在陕北8万平方公里的资源面积中，长庆油田登记面积6.6万平方公里，中石化登记面积0.36万平方公里，延长油矿登记面积1.0752万平方公里。但是，由于登记面积界限不精确，各家势力范围划界不准，中央军(长庆、中石化)和地方军（延长）常常就越界问题发生矛盾冲突。
1994年4月13日，中石油与陕西省政府签署了《关于开发陕北地区石油资源的协议》（简称4·13协议）。协议的核心内容是从长庆油田登记范围内划出约500平方公里，由安塞等6个县组织开发。同时约定，从长庆油田和延长油矿划出1080平方公里，以委托、联合等方式，由延安、榆林有关县区组织开发，将靖边以南的3500平方公里归长庆油田和地方联合开发。各县由于缺乏资金和技术，可采用招商引资、出让井位的方式，引进联营单位参与石油开发，其中包括个体私营企业。
以“4·13”协议为依据，各县政府开始大规模对外招商引资，民间投资人涌入石油开发。到1998年底，延安、榆林地区各县石油开发总投入已达50.5亿元，其中联营企业32.9亿元，共钻井5561口，年产油量达到168万吨。石油开发收入占到地方财政的80%，6年翻了50倍。到2000年底，仅延安、榆林两市就引进民间石油投资者1039家，打井4473口，形成原油生产能力100万吨。
就这样，陕北石油开发上，形成了中央军（长庆油田、中石化）、地方军（延长油矿）和民间石油商（含油农）割据的局面。但是，由于区块没有划清四界，相应的采矿权登记变更手续不完备，资源争夺矛盾不断。这以后，世界油价持续上涨，石油利益持续膨胀。中央军，地方军，各打各的扩张算盘，而民营石油投资商群体，成了被各级权力首先要排除的对象。
2002年9月11日，国家经贸委、监察部等有关部门到陕西，要求立即收回原招商引资联合开发油井的所有权、经营管理权和收益权。
陕西省政府石油整顿办公室给榆林市政府所发（2003）003 号文即《关于采取果断措施彻底收回联营单位油井收益权的紧急通知》指出：“为了实现省政府确定和省内地方企业重组的目标，彻底收回联营单位所打油井的收益权，你市立即对联营单位所打油井收益权的收回情况进行一次全面检查，查清没有收回的原因和责任，总结经验教训，采取果断措施，下决心于 2003 年 5 月底以前全部彻底收回”。
2003年6月14日，榆林市政府所发榆政发[2003]55 号文，要求“采取有力措施对油井实施接管”，“先接管后清算，一次清算，一步到位，原投投资者彻底退出，”“公、检、法、司要切实肩负起维权护法的职责，要为收回‘三权’工作保驾护航”。
2003年5月 ，靖边县政府从人大、政协、检察院、法院等其他部门抽调的1600名工作人员进驻民营投资人油井，6月7号将民营油井投资人及井场工人赶出井场，强行接管了民营油井。
强行驱逐了民营石油商后，目前在陕西只有中石化的长庆油田以及陕西延长油矿管理局开发石油的资质。这些被接收的民营石油开发企业重组到中央军（长庆）还是地方军（延长），最终要由上面来决定。
“昨天让干就让你们来，今天不让干就让你们滚，补偿多少由我说了算”，大概这就是地方政府留给民营投资人和当地百姓的印象。开发陕北石油资源的邀约，是由政府主动发出的。民营企业踊跃投资，一是看好利润前景，二是对政府招商引资政策的信任。遗憾的是，正当民营企业承受了风险成本，开始能将利润预期转变为利润现实的时候，公权力的信誉出了问题。地方政府不仅主动毁约，而且以强制驱逐民营投资人，对拒不服从者，则施以暴力，甚至抓捕监禁。
地方政府在给上面的报告中称：“不这样做，将严重威胁到党的执政地位，若不尽快采取断然措施，就有走向亡党亡国的危险。”这样的逻辑是如何成立的？如果这样的逻辑成立，为了不亡党亡国，自然可以采取非常手段了！其实，明明是地方垄断利益，却硬说成是为了整个政权的利益。执政地位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就业和税收，靠的是民众的满意，靠的是天下无事，不是靠经济利益由那几家公司来垄断，这点道理，恐怕是中学生都会懂的。
谈判之道不能塞，司法之路不能堵
搞个房屋拆迁，都会遇到钉子户。但好像拆迁公司还没有说过钉子户们是要“亡党亡国”，也不好意思说钉子户们会“严重威胁到党的执政地位”。拆迁公司似乎还明白这个简单的道理：不就是钱多钱少吗？哪会这么严重？私下谈判，多给钉子户点利益，不就行了。但是，各拆迁公司所习惯的思考，不是陕北地方政府所习惯的，它僵硬地出手了。隶属于陕西省政府的陕西省政府石油整顿办公室自己将油井全部回收的限期确定在2003年5月，让下面用乌纱帽来担保完成，这样的命令，难道不是硬逼着下面动粗强抢吗？时下，在一些地方，下对上的态度是，你不逼，我不干。你逼急了，我用一切手段。现在，1000多家民营石油开发企业被强迫出局，陕西石油开发垄断权回归了中石化的长庆油田以及陕西延长油矿管理局。用如此简单粗暴的方法来处理多元化的、复杂的利益纠纷，事情当然不会如此简单就了结。受益者自然会弹冠相庆，受损者自然也会内心愤慨。受益者自然会强调“陕北石油开采秩序由乱到治”，受害者自然会强调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了行政权的侵犯。
此案涉及地域广阔（延安、榆林2市15县），涉案人数众多（1000多家民企6万多投资人10多万利益相关人），涉案资产庞大（民营石油投资人认为2003年价值70多亿，现值更多）。陕北地方政府主动毁约，“先接管后清算，一次清算，一步到位，原投投资者彻底退出”的做法，会遇到不少油井钉子户的抗拒，这是完全可以想见的。不就是个投资权益大小的问题吗？
民营油井钉子户用什么手段来抗拒呢？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如此大的冲突，迄今还没有报道称出现了流血冲突。也就是说，陕北石油商们与人类历史上的商人阶层一样，不习惯于走街头政治之路，而是采取了商人最习惯的冲突处理方式，组成压力集团，以和平方式斗争，求助于舆论、上访、谈判和司法救济，这些活动中最为核心的，就是联合起来提起集体诉讼。无论从什么角度分析，这正是一个走向现代化的政府应当最期望和鼓励的冲突调解方式。
2004年7月，冯秉先、冯孝元等原石油投资人与何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朱九虎等9名学者、律师，分别召集定边、靖边县部分原石油投资者和油区群众在靖边县城和青阳岔镇开会，强调收回油井“三权”违法的，侵犯了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决定通过法律途径纠正。会后，北京致远、杰通等4家律师事务所多名律师受靖边部分原石油投资者委托，赴榆林市各产油县进行调查取证，形成了《关于陕西省靖边县民营石油油井被地方政府收回的律师调查报告》。
2004年10月8日，民营石油投资人维权诉讼代表大会在靖边县召开，通过了《靖边县民营石油维权诉讼代表章程》，选举产生了马启明、冯秉先等15名诉讼代表，选举冯孝元为总代表，马启明为总理事，对诉讼费的收取等具体问题进行了安排。
2005年4月30日，北京杰通、内蒙古慧聪律师事务所朱九虎等九名律师提交《关于陕西省政府、榆林市政府、靖边县政府违法行政，强行接管民营油井资产律师意见书》和《关于靖边县诉讼主体诉陕西省政府、榆林市政府、靖边县政府行政起诉状》，认为地方政府的行为是动用行政权力超越职权干预合同关系的行政违法行为，应当依法被撤销。
虽然决定进行集体诉讼，但民营石油商们还是希望好说好讲，一边走司法调解的诉讼之路，一边与政府进行对话和沟通。
2005年5月11日，“ 陕北石油事件”民企维权代表300多人向省政府递交《要求与陕西省政府对话书》，向省人大递交《请求人大提起个案监督书》，向省政协递交《请求政协民主监督书》、向省委递交《请求省委责成陕西省各级政府纠正违法行政行为书》，内称“陕北民营石油案发生始，我们曾多次要求县、市、省进行对话协商，均告失败，最后不得已才选择了法律诉讼的办法。我们不愿对抗，我们希望对话，但各级政府不愿与我们对话，或者认为我们根本不具备对话的资格。现在诉讼在即，我们还是本着发生纠纷的当事人双方首先应协商解决、协商无效再诉诸法律程序的原则，要求和县、市、省政府进行对话协商。”而且，要求对话的内容也十分清楚，委曲求全：你们强制回收油井的行为是否合法，我们不理论了，油井被收回的事实，我们也认了，但是，咱们应该就补偿的问题谈谈，你们给的补偿太少了。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并不让人心惊肉跳，民营石油商和油农的行动，仍然限制在法律框架的范围内，这在任何一个工商社会，都是极为正常的事件。利益矛盾，和平斗争，走司法调解之路，争利而不斗气，再正常不过了！但是，最为遗憾的事件发生了，地方政府打破了继续对话和司法调解的可能，谈判之道被阻塞，司法之路被堵死。
据燕南网报道，2005年5月14日晚22点，靖边县石油民营企业诉讼总代表冯孝元和陕北石油民企律师办公室工作人员仝宗瑞在西安下塌的宾馆中突然被榆林市警方带走。16日凌晨两点，仝宗瑞被投入靖边县拘留所。15日，定边县民企诉讼总代表张万兴被定边警方抓走，处以刑事拘留，现于取保候审中。同时被拘留的还有靖边县青阳岔油农、诉讼代表王志军，靖边县青阳岔油农袁佩祥。26日凌晨1点左右，陕北石油民企诉讼代理主办律师朱久虎被榆林市警方抓走！律师、诉讼代表6人被捕，诉讼代表冯秉先等相关人员在逃。
同时，民营石油企业聘请的律师团于2005年5月20日和5月25日先后两次向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递交的“榆林市、靖边、定边两县投资人状告陕西省政府、榆林市政府、靖边、定边两县政府行政起诉状”，均被陕西省高院拒绝。拒绝的理由，一是该政府行为为抽象行政行为；二是该案件政府正在处理。陕西省地方政府就这样堵死了司法调解之路。
事已至此，陕北地方政府不谈判、不准司法调解的态度明确而坚决，一个本来并不复杂的经济利益纠纷事件，被陕北地方政府彻底提到了“讲政治的高度”来处理。但我相信，历史的发展将证明，这种貌似“讲政治”的强硬做法，其实是最不讲政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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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悲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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