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癌牙膏，禽兽教师，夺命疫苗，在我们对公共生活的关注中，这样的修辞正在频频出现，我们似乎也已视这样的媒体叙事为当然。
在安徽泗县疫苗事件中，6岁女童李威的死成为一根导火索，引发了继有毒奶粉、致癌牙膏之后关注公众卫生安全的新一轮高潮。有致病嫌疑的3000余支甲肝疫苗，在检验结果得出之前，被部分媒体迅速判定为“问题疫苗”和“夺命疫苗”，一时间成为千夫所指的焦点。但根据卫生部专家组的调查，李威之死与注射甲肝疫苗并无直接联系。而300多名住院治疗的孩子所显现的身体症状则是一种群体性心因性反应。
然而，部分媒体为了吸引公众关注，使用“夺命疫苗”以及“问题疫苗”等说法，对事件进行匆忙定性或者暗示，并渲染注射疫苗之后“孩子肝脏受损程度甚比喝农药”等单方面不严谨的说法，使媒体成为群体心理恐慌的明示者之一。
其实，这种在报道和传播中出现的跟风和臆断早已有之，例如在对今年4月份关于高露洁牙膏可能致癌的报道中，部分媒体采用未经验证的一面之辞，就曾导致了消费者的恐慌，后来被证明是一场虚惊。
药品是一个复杂的领域，对复杂领域的报道需要具备更多专业知识的记者，以及相关专业独立和权威的消息源。在泗县疫苗事件中，媒体的报道着重于对受害人的单方面采访，如此得来的信息重要但并不全面，在科学检验得出正式结果尚须时日的情况下，对客观情况作出报道本来无可厚非，但在对原因的寻找上，媒体不应该根据手中已有的信息轻易作出结论。
公共卫生安全事关我们每一个人，无辜的李威和300余名躺在医院的孩子，更激起公众巨大的道德义愤，对疫苗事件的所有关注者都意识到，必需有人为这一切负责。此时媒体显然已经缺乏站在第三方立场对事件的冷静审视。随着事件的调查进展，当越来越多的违法事实被揭露出来，这种道德义愤似乎也有了越来越明确的指向，驱使着媒体按照习惯，对疫苗事件作出像“黑心棉花”、“大头奶粉”、“禽兽教师”这样泛道德化的定性。
泛道德化的恶果就是把具体事件符号化，最后以一元的标准去衡量事件中的一切。一个简单的事实判断是，并不是一个人有问题，他的一切包括他卖出的疫苗就都有问题。在真正审慎的新闻工作者眼里，每一个事件都是具体而独特的，没有任何一个模式可以套用。疫苗专家初步证实，当事人在运输过程中的违规操作可能导致疫苗失效，但不会引起住院儿童的病征，而作为李威死因的一项关键指数，心肌酶谱的升高与甲肝疫苗的注射并无病理关系，也不可能仅仅由心理作用而引起。
媒体对事件泛道德化的定性，将导致媒体倚重记者的个人推论，忽略与结论不相符合的事实。而对于媒体而言，对事实的冷漠才是真正的冷漠。事件的符号化和报道的模式化，同样是媒体社会责任感缺失的表现，因为在道德批判的激情背后，往往是对事实既不够了解也缺乏关注。
西方媒体强调新闻专业主义，强调报道的客观性，事实报道与评论相分离，强调报道可以验证的事实，以及消息源的多样与平衡。我们的有些媒体往往对“无背景”的个人轻率定性，肆意打压。在今天的媒体市场化过程中，媒体的正常化日益成为可以期待的前景，但媒体自身臆断与宣判的权力习惯正是阻碍媒体达至这一目标的原因之一。因此媒体市场化的过程，也必然是一个学习和建立自我规范的过程。媒体需要在市场上互相制约，也需要基于新闻专业主义精神的自我约束。一个不能自我约束的媒体，很有可能沦为一种无助于公众知情权的摆设，也就无助于形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公共舆论空间。
(作者系《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 责任编辑：悲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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