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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已经进入放缓期
从1953-2001年,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总共经历了9次经济周期,其间只有1982-1986年周期上升阶段长达3年,其余8个周期上升时间只有1-2年不等。从2002年开始,我国进入第十个经济周期,2002-2004年GDP增长速度依次达到8.3%、9.5%(见中国统计摘要2005)和9.5%,至今已经经历了3年上升期。从历史经验来看,期望2005年再次成为上升期的第4年,完全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事实上,从2005年开始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已经开始进入增速放缓期。统计数据表明,最近一年我国工业企业效益明显下滑。2004年5月,我国工业企业产品销售收入同比增加33.66%,利润总额同比增加43.67%,企业亏损额同比增加0.42%,而2005年工业企业对应指标分别为27%、15.8%和56.1%。
进出口方面,在2005年出口增长幅度基本维持稳定的同时,进口增幅较2002-2004年明显回落:2005年1-5月,进口增幅仅比去年同期上升13.7%,而2002-2004年进口增幅分别为21.2%、39.9%和36%,至少包含了一定程度的内需不振因素。
货币信贷方面,2005年以来人民币信贷增幅连续5个月回落,由去年12月的14.5%下降到今年5月的12.4%。人民币信贷余额1-5月累计仅增长0.9万亿元,5月份信贷余额甚至由4月份的18.69万亿元下降到18.63万亿元。按照年初制定的货币信贷预期目标,狭义货币供应量M1和广义货币供应量M2均应当增长15%,全部金融机构将新增人民币贷款2.5万亿元。人民币信贷增长明显过缓,延续下去可能造成信贷的过度紧缩,抑制经济稳定增长。
在投资领域,与2005年4月相比,虽然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已经由25.7%上升到5月的26.4%,但是2004年固定资产投资增幅从1-2月的53%猛降到5月的18.1%,考虑到去年同期基数偏低因素,今年5月投资增幅的上升就有非常大的水份。
二、宏观政策要防止宏观经济衰退性因素的全局性蔓延
基于上述分析,2005年宏观经济政策应当强调温和适度,防止经济运行中衰退性因素出现全局性蔓延。
在金融货币政策上,要做到多管齐下,保持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一是近期不宜再提高普通存贷款的基础利率,继续降低商业银行超额准备金利率,甚至可参照国际通行做法将超额准备金利率降为0。去年针对一些过热行业实行的信贷管制现在也应适度放松。二是商业银行改革过程中既要强调较高的资本充足率和较低的不良资产比率,也要强调经营绩效,鼓励银行积极拓展贷款业务。三是鼓励发展地方银行和民营银行。加快落实十六届三中全会决议,鼓励社会资金参与中小金融机构的重组改造。在加强监管和保持资本金充足的前提下,稳步发展各种所有制金融企业。四是积极发展企业债券市场,扩大直接融资比例。应当改革企业债发行审批制度,简化程序,并逐步扩大债券利率浮动上限直至完全放开。我国企业融资过分依赖银行贷款,大力发展债券市场,不仅能有效分散金融风险,而且可以对银行产生竞争效应,有利于缓解中小企业融资困境。
在财税政策上,前一段时间出台的房地产税收政策非常值得关注。按照有关规定,个人购买住房不足2年转手交易的,销售时按其取得的售房收入全额征收营业税,对打击住房投机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但是,上面税收政策仅属于政策微调范畴。实际上,我国现行的房地产税收制度还远不完善,提高不动产的持有成本将是大势所趋,并对稳定房价和保障房地产业的长期健康发展起到关键性作用。
但目前全面改革我国房地产税制,对宏观经济将施加一种紧缩作用。由于对经济冲击较大,从经济周期角度出发,其出台选择在治理这次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之初为佳。在房地产税制微调对房价上涨已经初步发挥作用的前提下,不宜进一步再下猛药。此外,即使建立完善的不动产税制,也要考虑它的长期稳定性。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已经表明,财税政策的制定总是要考虑其市场中性,不宜作为宏观调控的杠杆反复频繁变动。换句话说,政府相关部门不能通过不动产税的时有时无来调节房地产市场的冷热。
除了房地产税制之外,最近还应加大增值税从生产型向消费型转换的推进力度,起到防止投资过度下滑的积极作用；还应加快推进内外资企业税率并轨,减轻由于当前巨额外汇涌入带来的人民币升值压力。
三、继续推进各项改革,延长宏观经济增长期
虽然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出现一些小的波澜,但经济基本面仍然较好,为加快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了有利时机。最近两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主要集中在金融领域,应当深刻反思其他领域一些改革无法推进的深层原因,全面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考虑到未来宏观经济走势,今后一段时间特别应在发展非公经济和深化投资体制改革上取得实质性进展,为经济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一方面,应当允许非公所有制经济进入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行业和领域。放松政府管制已经成为提高我国经济活力的重要手段,但对于垄断性行业改革来说,当前只强调了重组,而忽略了准入。除了具有自然垄断特性的领域,例如电网保持国有控股外,其他领域应对民营资本开放,建立公开、透明的准入制度。目前这项改革之所以推进缓慢,与政府立法和有关部门的认识误区密不可分。
首先,我国《反垄断法》至今没有出台,不利于从法律制度上保障市场竞争的全面引入。其次,公众和政府部门对非公经济的歧视不可能在短期消除,而且也没有一部法律法规保证民营经济必须与国有经济拥有平等的行业准入权,建议政府有关部门在垄断行业改革中将民营经济准入提到战略高度,首先成为重视民营经济的表率。
另一方面,应尽快在我国投融资体制改革领域迈出实质性步伐。目前投融资体制改革之所以没有完全到位,虽然与宏观调控密切相关,但更为重要的是与有关政府部门的实际利益密不可分。2003年下半年开始,我国经济运行出现了投资和货币信贷猛增问题,放弃对企业投资的审批可能会导致投资失控。而2005年经济增长速度减缓给投融资体制改革创造了有利时机,建议有关政府部门从经济体制改革大局出发,尽快实行谁投资、谁决策、谁收益、谁承担风险,进一步确立企业的投资主体地位,进一步实现从政府配置资源到市场配置资源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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