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谁来养老？》

　　先让我们来看一个数据，1.45亿，这是截止到2004年年底，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数量，这就意味着，我国大约每9个人当中，就有一位60岁以上的老人。并且这个数字还正在以每年3%的速度继续增长。可以说，老龄化社会已经就在眼前，这也引发了一个我们今天必须要关注的问题，那就是我们该怎么养老？

　　小标题一：诸多不满 老人为寻找养老院四处奔波

　　这位老先生叫王远巨，曾经是北京理工大学的教授，退休后他一直跟儿子一家人生活在一起，尽享天伦之乐，然而多年前的一场大病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

　　北京理工大学退休教授王远巨：因为我身体不太好，我退休以后，当时由于做手术，结肠癌做手术，做完手术以后就需要一个比较好的环境。

　　王远巨的老伴早在1989年就去世了。王远巨原本打算出院以后好好调养一下，但当他从医院回到家以后，却发现对于他来说，“家”已经只是一个温暖的字眼了。

　　王远巨：在家里面一个是三顿饭，我自己得买菜，买菜的话，儿子儿媳妇今天吃什么啊，我还得给他们做。

　　记者：您还得照顾孩子吗？

　　王远巨：我得照顾啊，因为他们上班，早出晚归，所以得照顾他们。另外一个，自己一个人在家里面，就我一个人在家里面，觉得很孤独。

　　为了避开家庭琐事的困扰，有一个安静的休养环境，老人决定到养老院生活，他的想法也得到了儿子的支持。但是让王远巨老人想不到的是，要找一个合适的养老院也挺难的。

　　记者：您当时找了多少家养老院进行比较？

　　王远巨：一共找了12家进行比较。

　　记者：您觉得找一家自己满意的养老院容易吗？

　　王远巨：不是那么很容易，我找了12家。它们有的是太偏僻，有的是交通不方便，有的就是卫生条件不太满意。

　　在随后的半年多时间里，王远巨在一家又一家养老院之间奔波，挑来挑去，他最终选择了香山老年公寓。

　　王远巨：这个地方就是回避了一切矛盾，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为生活小事，不为柴米油盐，不为这个犯愁，就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这个地方只要你三顿饭别耽误了就行了。

　　王远巨现在已经在这个老年公寓住了整整八年，身体一直还不错，并且找到了自己的知心爱人。

　　记者：您两口子在这边，一间房一个月多少钱？

　　王远巨：1500多块钱，包括伙食在内。如果冬天再加300块钱的取暖费。

　　记者：您的退休金是不是就花不了了？

　　王远巨：差不多吧，我现在每月2000多一点。

　　据了解，目前北京市养老机构的平均收费在每人每月800元左右，高级一些的老年公寓一般都需要1000元以上。如果老人完全不能自理，费用就高达2000元甚至更多。这样的收费标准对于收入稳定的王远巨老人来说还可以接受，但也并不是谁都能承受得起的。有关数据显示，北京市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平均只有800元，这就意味着，至少有一半的老人单靠退休金是不可能负担得起养老院费用的。

　　小标题二：观念传统 居家养老仍是首选

　　看到老人们欢快地跳舞，健康地生活，我们也真的很替他们高兴，也真诚地祝福他们。毫无疑问，王远巨老人在敬老院得到了他想要的生活。但据我们的记者了解，这只是一部分老人的养老方式。那么，其他的老人又以什么样的方式养老呢？他们又希望自己拥有什么样的老年生活呢？周刊记者在北京展开了调查。

　　在北京西城区汽南社区，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老人。

　　记者：您希望将来选择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养老呢？

　　北京市民1：我就希望这种业余生活挺充足的，在自己的家门口，朋友又多。我不喜欢上敬老院那种的，那种就是远离家庭，子女什么的都比较远。

　　北京市民2：要我说的话，如果说家里条件够，那就在家里头，大家都很方便，儿女也方便。

　　北京市民3：要是有条件还是在家养老比较好。因为在家养老，如果子女呢，你不全靠他，但是他总有一部分时间，能和你在一起。因为左邻右舍的都是些老人，老同事的关系。一般来说，像我们现在一到这时候就出来聊聊天、说说话，也挺好的。

　　采访中记者发现，对于大多数身体健康的老人来说，家庭养老依然是他们的第一选择。他们希望能够跟子女生活在一起，周围是自己熟悉的邻居，并且能够自由地支配自己的时间。但是如果有一天他们照顾不了自己的时候，他们的选择又是什么呢？

　　北京市民4：我选择在敬老院，到最后还是到敬老院好，这样给子女不要添麻烦。

　　北京市民5：那个时候还是选择去敬老院，不给孩子们增加负担。按照自己有限的工资，能找一个适合我们水准的敬老院，给孩子也解除后顾之忧。

　　北京市民6：老了以后，像我们这心态，不愿意给孩子找麻烦。因为现在工作节奏都挺快的，年轻人不容易。你看他们又要工作，又要创业，又要治家，还得照顾他的下一代，我们老一辈的能够尽量给他减少点麻烦就减少点麻烦。

　　看来这选择居家养老的，最终还是要把自己的归宿放在养老院。其实有这种心态的老人并不只是他们几位，为了减少子女的负担，很多老人，尤其是城市里退休后生活有保障的老人，大都会选择在养老院里度过自己的老年。然而他们也和王远巨老人当初选养老院时一样为难。

　　北京市民7：看了二十几个，北京都看了，二十几个老年公寓。

　　北京市民8：我在北京没往南考虑、往西考虑，北边、东边我都去了，最后我为了选房问题都选病了。

　　北京市民9：我觉得好多老年公寓也好，或者敬老院也好，好像活动面比较窄一点，俩人一屋，一个人一个屋，就是在一个院子里头，或者一个楼里头。我们希望能够把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结合起来，有社区生活，有文化生活，然后又有医疗保健这方面，所以找了好多地方，有的看材料，有的打电话，有的我亲自去。

　　这些老人们的烦心事并非个例。据统计，北京市现有188万老年人，按照现在全市的养老院床位数计算，每100位老人才能摊上1.5张床，从全国来看情况更不容乐观，每100位老人只能摊上0.8张床，要在床位这么紧张的情况下，找到自己满意的养老院真的是难上加难。

　　小标题三：鼓励投资 北京市民政局出台资助政策

　　不仅仅是老人们自己喜欢在家里养老，按照发达国家的经验，居家养老确实是未来养老的主要方式。但是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随着老龄化速度的加快，“四二一”结构的家庭，也就是四位老人，一对夫妻加一个孩子的家庭将越来越多，年轻一代的养老负担不堪重负，仅仅靠家庭养老显然是不够的，越来越多的老人的养老问题不可避免地被推向社会，而目前的养老机构却严重不足。那么，这些老人们的养老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的养老机构都是由各级政府或者民政部门投资兴建的福利机构，所有的花费都由政府拨款。北京石景山区社会福利院就是这样的福利机构，这里是五保老人和孤儿、弃儿的家，但是近年来，政府的拨款已经满足不了老人们的养老需求。

　　记者：国家养的那些老人，他们每个月国家拨款是多少？

　　北京石景山区社会福利院党委书记曹淑琴：国家养的，平均每个月400块钱。

　　记者：就是这样的拨款，每个月给一个老人400块钱，养他们您觉得够吗？

　　曹淑琴：应该说差一点。

　　记者：在什么时候您会觉得比较困难？

　　曹淑琴：假如说他们一生病，住院押金就要达到最低是5000块钱，那可能几天就花完了，所以说靠拨这个款，应该说还是差一块的。

　　曹淑琴告诉记者，原本政府开办的福利院只接收五保老人，但是为了弥补政府拨款的不足，福利机构只好自己想办法，吸收社会上像王远巨这样有养老需求的老人，通过他们交纳的服务费用艰难地维持发展。

　　曹淑琴：自费的要占90％，国家养的五保老人呢也就占10％吧。养老机构内部给予一个调整，把这个收费，也就是说自费的这些老人，社会上这些老人，收来的这些养老费，然后剩余的部分可以补贴。

　　资金短缺，并不仅仅是石景山福利院特有的现象，据北京市社会福利管理处社会科负责人介绍，由于我们国家是在发展中迎来了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国家的财力有限，经营原有的福利机构已经感到有些吃力，面对日益增长的养老需求，完全由政府包揽福利已经不可能了。

　　北京社会福利管理处社会科科长李邦华：相关的研究证明，在北京市办一个养老机构，它的一张床位所需要的投入大约在四万块钱左右。北京市面临那么高的一个养老服务需求，如果是四万块钱一张床位的话，那么政府办这么一个机构需要巨大的财政支出，对政府来说是不可能承担的一个负担。

　　政府统一包办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是老人们的养老需求却不能视而不见，由谁来满足这种需求呢？李邦华认为，社会福利社会化的道路是目前中国福利机构的必由之路。

　　李邦华：要动员和引导各种社会力量，让他们来兴办福利机构，兴办老年机构，让他们主动地参与到社会福利事业里来，和政府一起来构建一个和谐的养老服务体系，让更多的老人能够得到机构照料这个服务。

　　为了调动社会力量兴办福利机构的积极性，今年3月份，北京市民政局出台了相关的资助政策，规定社会力量兴办的养老服务机构，可以向民政部门申请每月每张床位100元的资助金，残疾人福利服务机构，每月每张床位补助50元。

　　李邦华告诉记者，社会力量参与兴办福利机构以后，政府的角色将发生转变，逐渐由兴办福利机构并直接管理的模式中脱离出来，更多的是对这些机构进行宏观指导和服务。

　　小标题四：资助有限 福利机构举步维艰

　　由原来的投资四万块钱才能建设一个床位，到现在花一万块钱就能动员社会力量建设100个床位，这样简单地算起来，当然是一个很不错的政策。可是仔细想想，福利机构属于非赢利性质，是一个薄利的行业，可以说投资成本很高，但是赢利却很低，就连政府都背负不起这样的包袱，又有谁愿意来参与呢？政府提供的每月每张床位100块钱的补助，对于民营福利机构又有多大的作用呢？

　　北京泰福春老年公寓是一家个人投资的福利机构，副院长崔艳玲说，长期以来，社会力量办的福利机构跟政府办的福利机构一直有着很大的不同，经营起来也非常吃力。

　　记者：您觉得现在跟国家办的、集体办的那些养老机构，你们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北京泰福春老年公寓副院长崔艳玲：不一样的地方太多了，它们处处都被宠爱着，我们处处都被冷落着，我觉得是这样啊。说来说去还是资金的问题，我们需要往外出的资金太多了。

　　长期以来，民营福利机构的土地租金、水电费、员工工资都要自负盈亏，相关的优惠政策也很难落实到位。说到资金问题，崔艳玲当场给记者算了这样一笔帐。

　　崔艳玲：我们公寓六年前是经理个人投资，他的首批投资是160万，到现在这六年，每年有一点钱了，就建一点东西，有点钱就建点东西，这么滚下来，滚雪球的方式来滚，目前外债还有不到50万块钱。

　　记者：就是说六年了还有外债。

　　崔艳玲：对，因为我们又相继投资了，往里头又投入了，现在已经投了将近400万了。

　　六年经营下来，投入在不断地加大，收回成本的日子却遥遥无期。所以一听到北京市对民营福利机构有资助的政策，崔艳玲第一个就向民政局提出了申请。

　　崔艳玲：首先感到特别高兴，就是政府重视我们这些民办机构；第二个呢可以给我们解决燃眉之急。

　　记者：您觉得它能解决多大的问题呢？

　　崔艳玲：如果按照我们目前实际入住的老人的人数来讲，咱们目前是不到200个老人，基本上要给我们资助的话，这一年能给我们20万。我们的一个暖棚，就是冬天让老人活动的一个场所，我们就投资了12万，这笔钱拿来就可以填这个窟窿了。

　　崔艳玲对政府的资助政策满心欢喜，但是另一家养老机构的负责人，香山老年公寓的院长赵宏丽却没有那么乐观。

　　北京香山老年公寓院长赵宏丽：就现在说，一个民营养老机构，它的床位每月补助100元，一年呢，要住满一年的人一天都不差，才能得到1200元的资助，要是与建设一个养老机构，一个床位的数目相比，相差得比较远。

　　赵宏丽院长的说法是有根据的，香山老年公寓是一个由村集体兴办的提供养老服务福利机构，从1997年投入使用到现在，8年的时间已经投入1500万元，而什么时候能收回成本她却心里没底。

　　赵宏丽：需要多少年，那就看我们后投资的床位是否能够入住得很快，如果入住得比较快，收入比较好的话，我们也需要时间不短，怎么也得10年以上。

　　有人认为这种资助很重要，也有人说作用不大，根本就不足以支撑养老机构的发展。面对种种不同的议论，北京社会福利管理处社会科科长李邦华是这么解释的。

　　李邦华：我们想，它的重要的作用是在于，它表明了政府的一个态度，表明了政府将来一个政策的走向。尤其是这一点，从我们了解的情况来看，社会的力量非常感兴趣，对他们来说鼓励非常大，可能这个对他们的影响来说，我想是超过100块钱这么简单的一个数字了。

　　小标题五：资本趋利 非赢利福利机构前景堪忧

　　在采访中，有一位养老机构的负责人跟我们说，不管这种资助能起到多大的作用，有钱总是比没钱要好。并且也正像专家所说的，这个政策使养老机构的经营者重新看到了希望，这个意义就超越了金钱本身的价值。在调查中记者也发现，北京市民政局资助政策的推出，也确实吸引了为数不少的投资者。

　　海淀区民政局社会救助科科长张平友：海淀区的养老机构，本身这几年来讲发展比较快。特别是今年资助政策出台之后，对于集体和个人来讲申请的，根据目前来讲已经有10家。

　　短短的时间内就有10拨人来咨询建立养老机构的事情，看来民营资本对福利机构的热情可谓不低。但张科长告诉记者，在经过咨询之后，竟然有9家已经放弃了投资福利机构的打算。

　　张平友：说白了他是想赚钱，那不可能说他干任何事情我就想赔钱。

　　由于福利机构属于非赢利性机构，这跟资本的逐利本质形成了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

　　张平友：一个大的企业家，说实在话，包括我们海淀来讲，还没有哪个大企业家想建一个相当规模非常漂亮的养老机构。为什么？我认为作为一个企业家，他是要讲究经济效益的。

　　既然不能挣钱，那又为什么要投资呢？所以很多人在咨询之后就不声不响地退出来了。采访中，我们刚巧碰上了坚持到最后要建养老机构的两位大姐。

　　准备投资者王维平：我就想办个养老院吧，感觉老人越来越多了，我们前期投入估计得二百多万吧。

　　张平友：投资数量拿一二百万也想投个养老事业，那看不见结果的。你想挣一二百万，不是个企业家，你这一二百万怎么去挣啊？这是非常现实的问题。

　　王维平：我算了两个星期的帐了，就是说这个也是对的，首先把困难多想一些

　　张平友：最后反过来讲，例子在那儿摆着，现在我可以说，我们有一所养老机构，不瞒你说，去年申办的一所养老机构，目前一个老人都没住。

　　在交谈的过程中，张科长依然处处提醒这两位大姐要谨慎考虑，但是她俩好像也很坚决，她们对于投资养老机构真的就有这么大的把握吗？

　　王维平：它初期的建设不少花钱，就是说能不能收回投资，我还真的没想呢。

　　记者：毕竟你们挣一两百万块钱也不容易，没有人投资进去是想打水漂的。

　　王维平：不想这个呢，就是说它这个房子，不是有一天还要拆嘛，只要拆的话，国家相应的，政府还能给补贴吧，就说不赚钱也赔不了钱，就是这样想的。

　　抱着肯定赔不了的信心，两位大姐铁了心要建养老院。她们热情地邀请记者去参观未来的养老院宏图。

　　王维平：这个房子拆掉，那个改成一个平台，那个全部改造，搞成平台，上面老人可以活动。这外面改成一个花园，装上凉椅，修条宽路，

　　张：就是那边整个房子拆掉吗？

　　王维平：拆掉，全部拆掉，搞成平房，上面搞上有护栏，然后老人在上面玩。

　　记者：准备什么时候把它建好？

　　王维平：两个月的时间，最多就两个月，两个月的时间就要开业了，就是说今天批了，明天我就把这儿给拆了，可着急呢。我们现在装修队、工程队全部找好了。

　　政策的支持让这两位大姐义无反顾地加入了福利事业的行列。她们的热情真让我们感动，但是我们也确实为她们担心，这样匆匆忙忙急着建设急着开张，除了那一两百万块钱，她们真的什么都准备好了吗？说到这里，我们再来听听一些专家和业界人士对北京市民政局鼓励社会力量进入福利事业的看法。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刘继同：社会福利它的核心的本质就是国家的福利责任。它就是免费的，不是商业化的服务。

　　北京太阳城房地产开发公司董事长朱凤泊：在中国总的发展趋势下，我觉得这样的福利设施连政府都不愿意去做，更何况一个民营企业。我讲的是一个大实话。

　　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袁新立：你投入了社会福利就不能讲回报，就不能讲盈利了。

　　北京社会福利管理处社会科科长李邦华：我们想将来是两条腿走路，一个方向是走市场化的，就是一部分可以走向赢利性为目的的机构，它们要走向市场化。但是另外一部分是作为福利服务的，政府应该承担福利责任的一块，是不能走向市场化的，它也不可能走向市场化。

　　其实从早些年完全由政府投资、政府管理的福利院，到如今社会力量参与兴办的各式各样的老年公寓、敬老院，我想对于老人们来说，是谁来投资的并不重要，到底走社会化的道路还是走市场化的道路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来解决他们养老的实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