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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人类社会告别茹毛饮血、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后，剩余财富的形成和积累就让社会分配问题成为千百年来万众瞩目的焦点。而随着人类社会在两极分化扩大中走向整体更为富裕、文明的历史阶段，“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也逐步被大多数人所认同，或者说是习惯。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社会进步也悄然无声地带来了“两极分化的两极分化”，在富裕阶层一方，超级富裕者和普通富裕者之间的财富鸿沟接近甚至超过了富裕阶层和贫困阶层之间的传统距离。
在美国，近年来超级富裕者（占社会劳动人口总数千分之一左右的富人）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为7.4%，大约是1980年的两倍，普通富裕者的收入份额有所上升，但幅度远远低于超级富裕者，而占人口总数90%的中等收入者和贫困者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有了明显下降。财富一方面迅速由多数贫困阶层向少数富裕阶层整体转移，另一方面也更为迅速地向更为少数的超级富裕者集中。
富裕阶层两极分化的原因不一而足，不同国家超级富裕者的形成途径也许不尽相同，但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可以归纳出大致类似的几大原因。
首先，经济政策向超级富裕者倾斜。随着纯粹意义上的自由经济在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和70年代滞胀的先后冲击下逐步失去了主流地位，各国政府对市场经济的调控作用愈发重要，经济政策不仅对经济周期、经济增长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对收入分配施加了魔力。而超级富裕者作为最有话语权、最有影响力的社会阶层，或者本身就作为政策制定者，自然成为了经济政策强大力量的最大受益者。以美国为例，如果说里根的“减税大计”和克林顿的“新经济政策”将政策金苹果丢给了富裕阶层，那么布什在这条道路上走的更远。他的减税政策不仅“劫贫济富”，甚至加剧了富裕阶层的两极分化。
其次，累进税制一定程度上名存实亡。毫不夸张地说，累进税制是人类经济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它通过向高收入者征收更高比例税收的方式成为了潜在的“社会稳定器”。这种财富再分配方式虽然能够很好地缩小贫富差距，但它很自然地受到了既得利益者的反感和抵触。超级富裕者不仅有意愿，而且也有能力向累进税制发起挑战。一方面，他们利用雄厚的资金实力雇佣专业法律、财务人员努力缩小税基，通过寻觅法律漏洞和监管松动将一部分收入转移入“税收真空”，或者干脆直接通过串通、行贿等非法手段赤裸裸地逃税漏税。另一方面，他们在政策转变过程中间接获得了较低税率。以美国为例，布什减税政策下，最低年收入8700万美元的前400位超级富裕者所缴纳收入、医疗和社会保障的总体税率大致和年收入5万到7.5万美元的中等收入者相当；而年收入1000万美元以上的少数超级富裕者的实际税率甚至比年收入10万到20万美元的普通富裕者还要少。
最后，国际并购的盛行造就了超级垄断者。超级富裕者无疑是经济全球化、金融一体化的最大受益者。随着生产要素国际流动的日益流畅、国际贸易自由化的日益改善，以及国际金融市场运作的日益规范，许多行业的“规模经济”特征日益凸现。如此背景之下，超级富裕者的资本实力有了大施拳脚的空间和条件，通过大鱼吃小鱼式的并购，超级垄断者充分享受到了协同效应带来的超额利润。行业垄断程度的加深在造就了超级富裕者无与伦比的辉煌同时，也带来普通富裕者的落寞。
富裕阶层的两极分化和贫富分化一样，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当然，这种影响有些是令人欣慰的，而有些则是令人忧虑的。
从激励的角度看，富裕阶层的两极分化可能带来更多的经济活力。对于一个梦想着成为跨越阶层鸿沟的年轻人而言，超级富裕者庞大的财富对他们而言就是一种努力工作、不断创新的动力。但实际上，也许这种激励作用对于普通富裕者而言并不存在，因为他们部分作为超级富裕者形成的牺牲品对财富的迅速集中比之其他阶层有着更为清醒和冷酷的认识，在他们眼里，资本永远比天赋、才能和努力更重要，因为往往只有超级富裕者的继承人才更有可能站在财富世界的最高峰。
从公平角度看，富裕阶层的两极分化显然降低了整个社会的和谐程度。在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基础上，富裕阶层和贫困阶层的对立和矛盾不断加剧，而富裕阶层的两极分化又使得超级富裕者和普通富裕者的摩擦和纠纷日益增加。
从法制角度看，富裕阶层的两极分化可能会引致社会制度的腐化。虽然大多数超级富裕者的形成是经济全球化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但依然有一部分超级富裕者是利用权力寻租实现了财富的超高速积累。这种负面示范效应对法制社会而言是种负面激励，而这种政治风险也构成了富裕阶层两极分化最大的潜在危害。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国际金融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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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宇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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