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品牌之惑

　　齐 璇/文

　　经过了长时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反复洗礼，经过了极左路线的一次又一次风潮的冲刷和拍打，中国人终于开始了空前觉醒的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但这是一个百废待兴、百业待醒的新时期，是一个世界经济发生重大变化并已对中国市场虎视眈眈的新时期。

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里，中国人民在取得令世界瞩目的伟大成就的同时，开始了向世界知名品牌的进军。在这次前所未有的进军途中，我们不但深深地感受到了“敌”我力量的悬殊，实际经验的落差，而且深深地感受到了种种的不适，种种的无奈，种种的辛酸，由此引发了种种困惑。这些困惑，有的来自于不把中国品牌吞到肚子里不甘心的跨国公司，有的则是来自于我们内部的观念的封闭、思维的僵化、方式的陈旧、体制的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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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穿的这双鞋子是十年前买的，就是‘made in China’，是中国生产的，它非常结实，质量很好，一直穿到现在还很好，但是我并不知道它是中国哪家公司生产的。”

　　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纳什不久前来京参加第八届科博会中国经济高峰会时说的一段话。我们没有理由怀疑纳什这段话有什么不友好的成份，但细一品来，还是让中国的企业界有点伤心。我们的东西质量那么好，连世界经济学大师都愿意穿，可为什么连个自己的名字都没有，为什么等同于便宜货。

　　不久前，香港《信报》上的一篇报道说：“中国的货物卖到西方，便宜得离谱，”“目前只要是有‘中国制造’的衣鞋产品，价格就起不来。”“中国的商品价格太便宜，人们就看不起中国货。朋友之间谁买了次货，大家会开玩笑地说：这一定是中国生产的。”

　　2004年，中国出口总额高达5934亿美元，但其中自主品牌出口不足10％。从出口结构上分析，加工贸易占据半壁江山，这部分出口主要使用外方品牌，剩下45％的一般贸易出口中，又以订单贸易为主，大部分使用贴牌方式出口。这说明，中国主要是在加工生产这一低端环节参与国际分工，以品牌为标志的研发和营销等高端环节主要还控制在外方手中掌握着。

　　从国际市场的价值链看，生产环节创造的增加值占30％，剩下的70％来自于以品牌为标志的研发和营销环节。缺乏自主出口品牌，在国际交换中只能靠廉价出卖资源和劳动力，获取微薄的贸易收益。一条成本为32元人民币（折3.9美元）的全棉长裤，在美国卖到40～50美元，中国企业赚取的只是可怜的8.5～12元人民币（折1～1.5美元）的加工费，而且，还包含了口袋布、棉线等辅料，扣掉辅料成本所剩无几。

　　丝绸本是我国可以称得上“国粹”的产品，但出口到国际市场上，却仍只能归类到便宜货的行列。“领带之乡”嵊州每年出口“高档丝绸标志”领带1.5亿条，占世界领带销量的1/3左右，但每条均价只有20元人民币多一点。而在欧洲，一条真丝乔其纱围巾可卖到200多欧元，一条丝绸领带也要上百欧元。

　　中国是陶瓷大国，但在日常生活中，从餐具到卫浴设备，用的都是日本、德国的品牌。中国的陶瓷烟灰缸可能是250元一箱，而德国企业可能就是250元一个。

　　如今，国际市场已全面进入品牌竞争时代，而中国则仍以价格为主要的国际竞争手段。中国的微波炉产量已占据全球份额的50％，在广东的格兰仕制造基地，许多世界知名品牌都在这里生产，但出自同一条生产线上的产品却价格悬殊。

　　哪个商家不想把自己的产品卖出好价钱，哪个企业不愿把自己的产品制造得精益求精，但是，我们努力和奋斗了这么多年，价格怎么就反而越来越低呢？

　　为什么我们的“中国制造”能够遍布全球？为什么许多出国的同胞为了能够买到不是“中国制造”的东西而绞尽脑汁？答案简单得几乎整个中华民族都知道，许多“中国制造”的能力一点也不比外国的企业差，许多“中国制造”的产品一点也不逊色于世界级知名品牌，但是，我们生产的东西那么好，怎么就不能成为世界知名品牌呢。

　　“惑”者，实在是“闹不明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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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曾一再标榜自己的劳动力资源庞大而且便宜。这也是我们当初十分热衷于“三来一补”的重要理论依据之一。我们改革开放初期就是以庞大而又廉价的人力资源挺进国际市场的。

　　我们兴高彩烈地沿着这条为人做嫁衣裳的道路轰轰烈烈地走到了今天，虽然取得了制造能力的提高、集群经济的形成、就业压力的减缓、GDP快速提升等等一系列重大成就，但是也必须承认，在一定意义上说，这不是一条越走越宽阔的路，而是越走压力越大的路。首先是我们的劳动力廉价优势会遭遇到其他更廉价劳动力资源国家的竞争。由于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掌握在外国老板们的手里，他们随时部可能把自己的资金、工厂、订单重新投向别的更“合适”的国家或地区。

　　其次，我们终于看到，价廉物美不再是中国商品的优势。据统计，中国每1万美元国内生产总值的能耗是日本的40倍。英国《金融时报》的调查显示，如果中国企业都按照国际标准实施环保措施，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将丧失殆尽。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最近指出：“中国在人均GDP400至1000美元时，出现了发达国家人均GDP3000至10000美元期间出现的严重污染。按照目前的污染水平，15年后我们的经济总量翻两番时，污染负荷也会跟着翻两番。”

　　清华大学教授柳百成指出：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只是暂时优势，不能持久。原因有两个，一是投入产出比并没有优势。制造业1小时劳动力的价格，美国是30美元左右，中国大约是2美元，美国的成本比中国高15倍。但是，美国的劳动生产率也比中国高10～20倍。二是世界上还有比我们更“发展中”的国家，如印度、巴基斯坦，这些国家的劳动力成本是1美元左右，比中国还低。

　　中国制造业存在的问题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首先是能源消耗大，污染严重。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仅占世界的4％左右，但是却消耗了全世界50％的水泥，30％的钢材。其次是产品低端，附加值不高。以铸造行业来说，我国铸件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25％，居世界第一位，但是普通铸件占到了大约60％，国外是40％。我国的普通铸件比例比国外高20个百分点。第三是产业结构不合理。装备制造业占整个制造业的比重，我国比工业发达国家差10个百分点左右。

　　也许很多的中国人还没有意识到，中国劳动力的“物美价廉”和“中国制造”的“物美价廉”同样都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一波又一波的“反倾销”风潮，让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廉价商品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尴尬，尴尬得太多，尴尬得习以为常，就将会成为一种灾难。

　　就象是我们一些大城市的“城里人”不太待见“乡下人”一样，一旦形成了“不待见”的定势，“乡下人”要在城市里抬起头来就非常艰难。“中国制造”再这样继续下去，“便宜货”的名声将很难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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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14日，北京市食品安全办下令，将一些屡教不改的问题食品生产企业赶出北京。其中广东潮安所有的果脯蜜饯生产企业，天津蓟县所有的菌类罐头生产企业都被列入了这份黑名单。顾名思义，所谓的“所有企业”，就是包括这两地所有的果脯蜜饯或菌类罐头企业，都别想进入北京这个令人垂涎的大市场。此令一出，两地的一些较好企业连喊无辜，甚至指责北京不问青红皂白，良莠不辨。但北京食品安全办的回答十分干脆：乱市需用重典。

　　作为被拒北京市场大门之外的企业以及地方政府心中自然不快，严格说来，不问青红皂白的“一律”也确实有失公道。但是，北京市的市民们肯定是拍手称快的。老百姓们不是鉴定专家，更不具有检测手段，政府替他们把好“病从口入”的大门，绝对是为人民服务的大好事。谁让你们的食品这么不让人放心呢。

　　前不久，国家工商总局的一位处长在一个企业界为主的论坛上讲话：“乱市须用重典，对于罪行严重危害极大的造假分子，要重判一批，要杀掉一批！”全场顿时掌声一片。

　　乱市用重典，几乎是社会各界的一致呼声。

　　有关专家指出，我们国家的打假形势依然严峻，对假冒伪劣的“三低一高”构成了假冒伪劣屡禁不止甚至愈演愈烈的基本原因。三低：一是查处概率低，而且越来越低，在上世纪90年代，我国对制假售假行为的查处概率是1/2，到现在，这一概率变成了1/10。制假售假者光天化日之下我行我素，胆大妄为。二是判刑概率低，对于严重的制假行为最终能够得到刑事判决的概率，上世纪90年代为万分之九，现在有所提高，但也只能达到千分之二。大量的制假售假分子逍遥法外，得不到应有的惩治。三是造假风险成本低，造假制假分子轻而易举就赚到了大钱，但很少得到查处，即便是受到处罚，几乎没有一个是人们所期盼的那样，处罚得倾家荡产。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高”，即高暴利，造假售假，利益巨大。

　　山东阿胶集团打假办负责人向记者提到一组数据，她介绍，山东阿胶全年产量是2000吨。但今年前几个月他们就查获假冒阿胶100多吨。大家估计，市场上的假阿胶数量远远不止这个数量，至少比例为10：1。

　　我们国家关于监管产品质量安全，打击假冒伪劣行为的“典”究竟重不重呢？举例来说，现在有一些医院在重复使用一次性高压针筒，而一次性高压针筒重复使用极易引起艾滋病、乙肝等传染性疾病的传播，因此国家法律明确规定“医疗机构对一次性使用医疗器械不得重复使用”。但是，这些医院为什么还要明知故犯呢？

　　按照《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的规定，重复使用一次性使用的医疗器械一旦被发现，可以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处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对医疗机构处3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纪律处分。这样的“典”，不但起不到多少警示的作用，甚至可能会引发“激励”效应。马克思说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投机者会铤而走险。而对于中国目前这些造假者和售假者而言，不但利益巨大，而且几乎无险可“铤”。

　　但是，一些司法界的人士则认为，我国的有关法律与世界一些国家相比，是比较严厉的。比如制假售假，欧盟最高可判5年徒刑，而我国则可判7年。法律过严，可能引起一些西方国家的攻击。

　　中国的“市”乱还是不乱，中国的“典”重还是不重，老百姓们有点一头雾水，深受冒牌货侵害的企业界更是有点手足无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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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柏林在担任我国打假办副主任期间访问欧洲一些国家，“对口”接待他们的是这些国家的刑警组织。可见这些国家对于质量监管和打击假劣伪冒的严厉程度，也可见识这些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硬性程度。

　　相比较而言，我国至今还没有一部完整的打击假冒伪劣的法律，我国诸多有打假职能的行政执法部门现今依据的法律规定，散见于不同执法主体的法规之中，并不十分一致。而且在其严肃性上，也存在着明显的问题。其体制性和制度性缺陷，也已显而易见。

　　据公安司法部门人士介绍，我们国家现在的行政处罚体系比较庞大，许多法律的执法主体是各行政机关，而不是司法机关。各行政执法部门因为有了执法的权力，就配备了相应的执法稽查队伍，当然，有了队伍就必然会有行为。

　　但是，这些行政执法部门在执法能力上都比较弱，举证、调查等手段不可能具有象公安部门那样的强制性。因此在行政执法的过程中，行政相对人毁灭物证，转移物资，以及公然逃脱的现象十分普遍，对执法人员不予理睬，甚至威胁的现象也比较常见。

　　案件在这样的情况下，行政执法部门往往由于证据不足，数额不够等原因，无法向公安部门移送，由于行政案件与刑事案件在办理复杂程度的较大差异，公安部门在一般情况下也无法接受行政执法部门的移送。

　　而在国外，这样的制假售假案件往往直接由刑事执法部门负责处理，行政部门也没有这样的权力和职能。

　　据司法界人士介绍，现在中国的老百姓受到了假冒伪劣的侵害，往往向行政管理部门投诉，而忽视了向公安部门求助。

　　专家提出，我们目前的行政执法，要向司法执法过渡，不然无法遏制住假冒伪劣蔓延的势头。

　　这样的执法体系和执法环境，很难说是有益培育和造就知名品牌，更难以让这些品牌昂首挺胸地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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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假的“典”问题。一方面有人呼吁十分不“重”，一方面有人指出已经很“重”。我们暂且放下“重”和不“重”的问题，先把眼下的“典”执行的严肃一些，也许假劣伪冒问题不至于象现在这般屡禁不止，肆意猖狂。

　　首先，执法部门面对假冒伪劣的行为，在检查和处罚之前往往要了解一下行政相对人的背景，比如有没有什么达官贵人当后台；是不是“招商引资”的项目；是不是当地的“政绩工程”、“利税大户”；是不是当地纪检监察部门的“重点保护单位”…… 一旦给予处罚会不会引起麻烦；“行风评比”能不能过关；自己的官帽子会不会受到影响……

　　更重要的是，近些年来，凡是在当地影响比较大的私企老板，差不多都会有一顶不同级别的“人大代表”的桂冠戴在头上。一旦当上人大代表，就随之而来地镀上一道坚硬的保护层，不但老虎屁股摸不得，而且这些人大代表们还将利用各种机会和手中的权利时不时地投你一张反对票，甚至罢免票。记者曾对北方一个省有假冒伪劣行为的重点私企进行过一点调查，这些私企的老板大都是全国、省、市的人大代表，监管稽查人员反映，这些企业制假售假有恃无恐，对执法检查置之不理，如果非要这些老板到监管部门接受调查，都会有副市长级别的地方领导陪同前来。

　　北方一座城市的执法部门查出了一家大型石化企业无标生产并出售一种副产品，违规金额过千万元。当地市长亲自出面，把监管部门和企业找到一起进行“协调”，企业提出要求减少处罚，监管部门提出“打折方案”，违法收入一千多万去掉大头，剩下几十万元；再打对折，处罚40万元。市长说就20万吧，你们愿听就听，不愿听就不用找我了，反正你们是垂直管理，我也管不了你们。比法还大的市长说了话，监管部门谁还敢“依法办案”。本该最低处罚一千多万元的案子，市长一句话就变成了20万。

　　乱市用不用重“典”，暂且不论，先把现有的“典”落到实处，也许比什么都强。如果我们的“典”如此这般地具有随意性甚至儿戏性，到现在是法大还是权大的问题都没掰扯清楚，中国品牌走向世界将难上加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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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化是品牌最重要的基础。没有标准化，别说是品牌，甚至连现代工业化生产都无从谈起。

　　但是，由于多年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中国的标准化工作至今与市场经济的需求还相差甚远。这样的局面不但严重地影响了中国自主品牌建设的进程，甚至对品牌成长重要基础的市场经济体制也构成了严重的障碍。

　　标准化的基本特征是体系化，实现不了体系化就无法形成完全意义上的标准化。以对食品质量安全的监管为例，农业部门只管农产品种植环节的食品安全，质量监督部门只管生产环节的食品安全，商务部门只管流通环节的食品安全，工商部门只管市场上的食品安全，此外，还有卫生部门，食品药品监管等部门。各部门都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不仅如此，各管理部门又都有一部或几部以本部门为执法主体的法律法规，而且，这些法规相互之间还有诸多不完全一致的地方，我们就是运用这样一部无论是执法队伍，还是执法程序，甚至执法依据都很不统一的监管机器对食品质量安全进行管理的。

　　有专家指出，这种分散、分段、分权，甚至分割标准、分割技术的管理办法，本身就不是标准化，不但不能充分发挥标准化在国民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作用，更不利于企业走向世界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比较典型的事例是，工商部门和质监部门的监督抽查，虽然是针对于同一企业的同一产品，但得出的抽查检测结果经常不一致。在北方的一个城市里就出现过这样的事情，生产经销金银珠宝的企业先是接受质监部门委托的检验机构检测，其质量、纯度、品级为一组数据，而后工商部门指令另一家检验机构对同一生产经销企业的同一产品进行检测，得出的则是另外一组不符合数据，并依据这个检测结果对商家进行处罚。在这个比较典型的事例中，我们暂不怀疑两个检测机构之间是否有利益纷争的关系，但出现这样的局面，却是一件万万不该出现但却在许多地方仍然存在着的现象。尴尬的不只是企业，贻笑大方的则是我们整个的监管体系。被逼入窘境的是一家十分重视自身形象和品牌效应的大型商场，但却敢怒不敢言，想告不敢告。政府部门之间矛盾给企业造成的严重损失，不但得不到一丝的歉意和关爱，而且还要企业自己去买单。

　　标准化的分权管理，实际上形成了建设市场经济的障碍。这已成为了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就象是皇帝的新衣，歌舞升平者众，敢于捅破这层窗户纸的几无人等。纳税人投入了巨大的管理成本，供养着连他们自己都数不清楚有多少支的监管大军，结果却把市场监管得近乎支离破碎，漏洞频出，甚至不得不求助于纯粹以营利为目的的“打假英雄”们。

　　“惑”者，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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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这样一个口号：对于假冒伪劣要象对待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对于产品质量，各级政府各个部门都要抓。于是，喊打的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人人喊打，人人都在喊。这可以体现在任何一种经过生产加工的产品上，一片又一片的形形色色的印记，极为经典地凸现了许许多多的部门都在监管。构成了中国所独有的人人喊打的奇观。比如一瓶饮用水，除了商品名称和条型代码之外，还要印上“QC标志”、“驰名商标”、“免检产品”标识，有的企业还要印上“中国名牌”、“ISO质量体系认证”、“防伪标识”，再加上执行标准文号，各种荣誉名称，各种排行榜成绩……，小小一瓶饮用水，这么多“人人喊打”的部门及其标记，五六公分宽的一条透明塑纸挤得满满当当。先别说老百姓们是否看得清楚，就是看得清楚了，也绝对有十之八九不能说明每个印记都代表了什么意思。

　　这样的景观在药品、保健品、食品、家电等产品上亦表现得十分鲜明，比如家电，节能、安全、健康、环保多家共管，节能标志、环境认证标志、3C认识标志、CE认证标志、能效标志一时数不胜数。就环保标识就有“十环”和“三叶”两枚。记者看到一种家电产品的“标识方阵”颇有创意，在十几个形形色色的标识下面印上八个大字：“专业保证 权威认同”。这么多的“权威”部门都在“认同”，却“认同”得假冒伪劣层出不穷，屡禁不止。而作为企业，把这么多的标识挤在一张纸条上，也不能说明是对自己产品充满着信心。他们离不开这些形形色色的标识，他们已无法离开。

　　一旦离开，他们将无法在市场上行走。

　　缺乏信心，说明了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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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以计划经济和国门闭塞为背景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技术标准的显著特征是生产性。就是说这些标准只基本满足于制造，只满足于以供给不足为特征的社会需求，而极大地轻视了其技术标准的贸易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技术标准以生产性为主要特征的趋势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尤其是加入了WTO以后，我们以这一特征为特性的“中国制造”在走出国门的过程中，频频遭遇国外技术贸易壁垒的阻击，常常一筹莫展，无计可施，眼瞅着巨大的经济损失案例一起接着一起发生。

　　我们技术标准体系到了应该变革，应该追赶的关头。

　　但是，在我们的追赶进程中，“等同等效”的思想又构成了在新的形势下的旧思维：单纯追赶，盲目跟进。

　　我们现阶段的基本国情是：发展中的国家，追赶型的经济，超越式的模式。当今世界，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对于发达国家实施单纯的“跟进”战略，是难以实现跨越式发展目标的。过去我们对于技术标准的制修订强调与国际标准“等同等效”的原则，而较少考虑对我们企业有没有利，这样的思维模式已不适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形势要求。由于我国的企业实力水平低，外贸依存度又高，行业组织的能力又比较弱，这样做的结果往往给企业增加了困难。跟来跟去，仍然是跟在了人家的屁股后边。

　　2002年以前，我们都是参照国际标准制定我国标准，或者直接采用国际标准。所以，衡量我国标准化工作指标一直是“采标率”和“参标率”。这种观点，没有看到标准和知识产权的关系，尤其是当前这两者在国际社会中越来越融合在一起的事实。实际上标准是知识产权的最集中的体现，过多注意参照国际标准制定我国标准，或者直接采用国际标准，这相当于强制实施国外标准，导致我国产业界掉入国外的专利陷阱。以后试图跳出陷阱，都要付出巨大的转移成本，这种观点和做法限制了中国产业的发展，危害会越来越突出。在标准制定和推广的问题上，我们既要考虑TBT协议和国际兼容问题，也要充分考虑TRIPS协议和标准的私有利益问题，我们必须重新评估和改革现有标准化政策。

　　根据经济全球化大格局的形势和我国的国情，我国技术标准战略选择的是“全面跟踪、重点突破”。

　　标准一旦作为战略，就有战斗、战争、战胜的含义。西方国家，甚至包括一些发展中国家都已纷纷制定自己的标准化战略，抢占产业的制高点，以期在全球化的竞争中占据有利于自己的位置。

　　但是，我们的技术标准战略则是刚刚提出，作为战略，还远没有形成。

　　用技术标准进攻敌手，或抵抗进剿，我们还有好多的事情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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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一个企业要想描述自己在国际或国内的综合实力，勿须多言，只要说是全球500强，或是美国500强，或是中国500强就行了。道理很简单，《财富》已经为其定好了标准。

　　1955年开始，《财富》推出“美国工业企业500强”，后来演变为“全球企业500强”。《财富》杂志坚持做500强栏目，已经奠定了在全世界的权威地位，产生了极大的品牌效应，进入500强成了许多企业追求的目标。

　　反观中国现阶段的市场状况，一方面，有关部门反复强调不准乱评比，不准搞排行榜，另一方面，中国的各种评比，各种排行满天飞。此情此景，用“无奈”二字来表达心情已显得十分不够，但实在没有更为理想的中国词汇来形容当前形势给予人们的感受。

　　评比和排行，对于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鼓励企业争创品牌和提升品牌的影响力，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财富》、《福布斯》、《商业周刊》等的排行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就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但是，这一行为在中国一出现，就立刻形成了乱糟糟的一片喧嚣，不但没有一家排行留给人们如《财富》500强般的印象，反而极大地干扰了正在建设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难道，什么规规矩矩的好玩艺到了中国，就准得变得乱哄哄的一片？

　　记者近日看到了一家行业协会“放心产品评比的通知”，其中两条颇引人注目，一是要求各地方协会组织企业报名，二是明码实价地规定了申报不同级别“放心产品”的费用。显而易见，第一条表现了强烈的计划经济的色彩和重权管轻服务的官老爷陋习。不言而喻，第二条等于宣布，不如数交钱，你的产品就“放心”不了。就是这样一纸“通知”，就在我们的互联网上明晃晃地挂着，除了相关企业争先恐后地交钱，趋之若骛地报名之外，没有人提出疑义，没有人出面制止。更没有人查一查，他们这样评比是不是公正，他们收的钱是不是合理，他们收的钱都干什么用了。

　　至于其他一些社会组织进行的评比和排行，就显得更加创意无限，有叫“最具影响力”的，有叫“最具希望”的，有叫“最有发展潜力”的，有叫“最有价值的”，还有叫十大什么“星”什么“家”什么“人物”的。所有这些评比和排行尽管各自有所不同，但有一点则是绝对的一致：缺少公平。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评比和排行，真是管也不行，放也不行。让企业痛苦地感到，对于这些评比和排行，跟也不行，不跟也不行。

　　这种各式奖牌满天飞的形势导致的另一个结果，是许多企业把大部分的零花钱都花在了“买”牌子上面，用于抓管理抓质量的钱所剩无几。一“牌”遮百丑，就象是现在到处都有做假证件的“业务”一样，花个几百元钱，转眼之间就把自己小学生的学历提到研究生水平，不费吹灰之力就跻身“高级知识分子”行列，何乐不为乎？

　　这次第，惶惶然，怎一个“惑”字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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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乎和中国名牌产品评价的境遇一样，国家免检产品制度诞生以来，也是不断遭到多方责问。尤其是近一时期，光明、金龙鱼、雀巢因为不同的问题被媒体曝光，更引发了一波空前的质疑和声讨。有的说免检是问题产品的“保护伞”，有的说免检是问题产品的“安乐窝”，有的说免检产品是问题产品的“挡箭牌”。还有的舆论认为，免检产品出了问题，应该追究实行免检产品制度的主管部门国家质检总局。更有甚者，一些舆论提出：免检产品制度应该取消。

　　这次空前规模的对国家产品免检制度的质疑和声讨，再一次折射出我国自主品牌培育的环境问题。就是说，我们目前的舆论环境究竟适合不适合自主品牌的成长，这样的环境能否加快中国自主品牌走向世界的步伐。

　　国家免检产品制度是2000年8月开始实施的。国家质检总局颁布的《国家免于质量监督检查管理办法》对此有着具体的规定，对“国家免检产品”的标准从内在质量、市场占有率、执行标准、连续抽查结果、甚至是否符合国家有关法律和产业政策都有明确的要求；在认定程序上，也都有着明确的规范。

　　国家质检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在实行免检制度以前，我国大型企业疲于应付各种检查，最乱的时候一天可以碰到好几个部门来抽查。面对名目繁多的各种检查，企业哪个部门也得罪不起，有些企业竟因此被拖垮了。与此同时，许多小企业却没有人去管，“优难胜，劣不汰”的现象影响了企业抓质量的积极性。免检制度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出台的。截至目前，共有1489家企业申报的产品获得国家免检资格，据调查，这些企业每年减少检验费用支出近1亿元。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吴汉洪说，实施国家免检制度其实是对企业信誉的一种奖励，有些类似于一些发达国家的做法，如美国的“国家质量奖”。他认为，在现有的经济条件下，免检制度本身的存在是非常合理的。

　　作为一种新型的管理制度，不管设计得多么尽力，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缺陷是难免的，尤其是随着形势的不断发展和变化，更需要不断的修改和完善。关键的问题是这一制度有没有必要，对这一制度的非议出发点是否端正。

　　勿须讳言，在我国目前的市场环境里，什么样的舆论都不会是空穴来风，为什么其他一些部门授予企业的荣誉、奖项、特许权限没有受到非议，在这里不好说中国的例子，举个外国的例子也许同样能够说明问题：美国的“国家质量奖”也并非完美无缺，但出了问题的企业怎么就没有人去追究“国家质量奖”的“连带责任”，有谁说“国家质量奖”是问题企业的保护伞、安乐窝？

　　中国的部门权力分割，权益结合，权限混杂是个多年来在光天化日之下明摆着的问题。这一严重阻碍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问题，不仅干扰了企业品牌建设的进程，甚至导致了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私有化的执法腐败。在这样的形势笼罩下，许多企业常常陷入无所适从的境地。

　　这样的土壤，这样的舆论环境，再谈培育和建设自主品牌，并将中国品牌推向世界，多少显得有点力不从心，甚至有点荒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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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又听到多年从事打假工作的负责同志说：展望世界工业发展的历程，一个国家在人均GDP1000美元左右的时期，是假冒伪劣最为猖獗的阶段，只有到了人均GDP4000美元之后，假冒伪劣猖獗的势头才能被制止。也就是说，还需至少20年的时间，我国的打假才能初见成效。

　　这话听来并不陌生，因为许多政府领导、企业老板、专家学者都这么说，经常说，反复说。

　　如果这种说法能够成立，也许我们现在对于打假维权，对于品牌建设所做出的种种努力，就都变成了明知不可而为之的徒劳之举。就是说，我们正在进行着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事业，必须要补上世界上一些国家工业化时期猖狂制假售假的那一课，不然的话，我们将无法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在这样的主导理论面前，我们非常不幸地看到，我们的相关法律法规缺少起码的严肃性，我们的行政执法部门在执法的过程，表现出了普遍的近乎儿戏般的随意性，制假售假者表现得不屈不挠，气势汹涌，年年岁岁的3.15，质量月，表现得越来越程式化，越来越象是在应付一种形式的需要，越来越没有生气，越来越没有信心……

　　许多中国人是比较容易接受“宿命”思想的，一旦遇到了并不乐观的形势，十分愿意用“命该如此”来解释一切。虽然几十年前“人的因素第一”的革命思想曾洪流滚滚，汪洋恣肆，以此批判当时称之为反动的宿命论，但后来这种革命洪流作为脱离实际的世界观早已被批得体无完肤。“宿命论”又重新回归到主流思想的地位上来。

　　在这样一种宿命思想的笼罩之下，中国这支堪称世界上最为庞大的打假大军，也就应该称之为没有胜利曙光的队伍，或者应该称之为本来就没想取得胜利的哀兵。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甚至直到现在，与国际形势接轨，按国际惯例办事，已成为许多人理解问题和解释问题的理论依据，张口闭口都会说欧美如何发展的，日韩怎样崛起的。实际上，欧美也好，日韩也罢，他们当初的发展轨迹与我们今天面临的“轨迹”有很大的不同。欧美日发动工业化是进行大规模的海外扩张，通过殖民地的原料和市场积累起雄厚的工业资本，当时积贫积弱处于蒙昧状态的国家占大多数，他们起飞的资源环境成本是全世界买的单。而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发展，所有国际规则与市场早已划定分割完毕，我们的环境成本只有我们自己消化。而且，我国的人口资源环境结构比欧美差得太多，人均资源占有量和环境容量只有欧美国家的几分之一，甚至几十分之一，我们没有本钱和人家拼消耗。发达国家在人均GDP8000～10000美元的时候解决了环境问题，我们不可能支持到那一天。当中国人均GDP3000美元时，环境危机就可能夹带着其他社会问题提前到来，我们取得的那点经济成果根本无法抵挡。

　　现在，我们每天所能接触到的诸多言必称“国际惯例”者，很少有人认为“惯例”可以“破例”：按国际惯例，我们现在正是假冒伪劣猖獗之时；按国际惯例，我们的社会问题正是最多之时；按国际惯例，我们的法制正是混乱之时；按国际惯例，我只有到多少多少年后才能……

　　沉湎在“国际惯例”里的国人们，用“宿命”思想为自己“减压”的同胞们，是否可以警醒：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事业，究竟有没有“国际惯例”？

　　12

　　美国官方最近接连在经贸问题上出手，制造中美间的摩擦，美国府院合演了一出用经贸大棒打压中国的闹剧，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一向将自由贸易奉为法度和准则的美国，为何此时大搞贸易保护主义？一向鼓吹平等自由的美国，为何在此时搞双重标准？人民币升不升值，何劳你美国把手伸得这么长？

　　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美国说的经贸问题只不过是个借口。就连美国的许多议员，也都明明白白地承认，他们从心眼里不愿看到中国的崛起，认为中国崛起后会成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他们主张美国要采取一切手段遏制中国，延缓中国崛起的进程，贸易摩擦就是一个重要手段。

　　美国的新保守派们从推进民主的理念出发，将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看成是眼中钉，老保守派则从权力政治理念出发，认为中国崛起后必定要挑战美国的世界地位，甚至威胁美国的安全。

　　在这个大的形势和趋势笼罩下，中国品牌的崛起也同样会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跨国公司不择手段的围追堵截和打压。这就是政治，不是我们非要讲政治不可，而是政治随时随地都会找上门上。不“突出”是绝对不行的。

　　去年11月8日至12日，国际标准化组织在美国奥兰多召开会议，会上将讨论中国无线局域网国家标准（WAPI）成为国际标准的问题。中国代表团提前一个月将全部资料向美国驻中国使馆进行了提交。但是，美国使馆却把面谈的时间推拖到11月5日。当日上午，中国代表团除两名管理人员外，4名技术专家全部遭到拒签。由于此时已是会议开始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也就是说，再想什么补救措施已根本来不及了。可想而知，中国别说会议上的话语权，连参会的资格都被粗暴地剥夺了。中国标准再先进完美，也不可能成为国际标准。

　　据有关规定，“任何希望承办会议的国家团体应首先保证其所在国对以参会为目的的技术委员会的所有P成员体（P为正式成员，与之相对应的是O成员，即观察成员）代表的入境没有限制。”中国正好是P成员。而且，也只有中国国家团体的专家遭到了拒签。

　　这就是政治，残酷的政治。遗憾的是，我们的企业界，包括一些政府部门的同志常常忽视了这一点。

　　不久前，美国和欧盟一再对中国的纺织品出口挥舞大棒，设置种种限制，挑起贸易争端。中国政府为此与欧美进行了短兵相接的斗争，努力为中国企业争取应有的权力。但是，许多中国纺织品企业还不太知道世贸的相关规则，不太知道中国究竟承诺了什么，不太知道中国企业应该进行怎样的发展战略。尽管中国政府已经有了预警机制，但是效果并不理想。因为什么呢？据有关人士介绍，中国不少纺织企业老板是从来不看新闻的。直到6月1日以后，还有一些纺织品企业的领导向有关负责人发问：你能不能告诉我，6月1日的关税税率到底是多少？

　　应对挑战！应对挑战！！这样的口号在许多企业界领导人的头上顶了很久，口号在脑袋上顶得太久了，就将仅仅定型为一个口号了。

　　13

　　一个知名品牌的诞生，一定是一个企业优秀文化长期坚持和沉淀的结果。无论是可口可乐、吉列，还是柯达、索尼，几乎所有享誉世界的品牌成长发展的历史，都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然而恰恰是在这一点上，无数中国企业的过去和现在，让包括外国人在内的许多人陷入了深深的疑惑之中。

　　按说，中国是世界公认的文明古国，中国的企业家受到的是充满儒学特色的古代文化熏陶。崇尚儒商，信奉黄老，本是中企业的题中应有之义，在企业文化建设上，中国的企业界也已张罗了不短的时间，怎么直至今日，中国成功的企业文化建设还是一派荒漠？难道是中国博大精深的商业哲学、商业文化、消费文化影响了中国企业今天的创造和创新？

　　也许，中国的企业家们目光太过狭隘，虽然他们总是高呼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口号，但实际上他们目光始终没有盯住世界成功企业的精髓之处。中国许许多多的企业家们，他们可以把自以为是企业文化的口号编得成篇大论朗朗上口，甚至文法精美对仗工谨，但是，有太多的浮躁，太多的雷同，唯一缺乏的恰恰是文化。中国大多数的企业文化主要体现在标语上。这是总也改不掉的毛病。

　　也许，中国的企业家们太急功近利，虽然他们也常说要建百年企业，创世界品牌，但实际上他们心里常常想的是“一把一利索”，“船小好掉头”。中国不少的品牌是投机性品牌，老总们关心的不是客户的价值，从设计上如何体现人们的生活方式，而是一味地关心销售，模仿设计，这样的短期行为如何造就强势品牌？

　　也许，中国太爱刮风，尤其是刮向企业的风太强，也太频，让企业家们站不住脚跟，只有懵懵懂懂地跟着跑。结果根本就没弄懂什么是企业文化就开始向外介绍自己的企业文化了。新浪网上最近有个调查报道，中国只有16％的人发自内心地喜欢自己的企业，72％的人非常不喜欢自己的公司，76％的人表示正等着某天离开所在公司。如此这般，中国企业的向心力在哪？中国企业的后续发展动力在哪？这样的企业哪里还有一点什么“企业文化”？

　　也许，中国的企业家们至今还没有找到自己搞好企业的锲点。在美国做管理，你可能不用感动员工，只要按合同支付报酬就行，于是中国的企业家们就摒弃了自己民族的管理方式，板起面孔，端起架式。结果，让企业成为了一盘散沙。企业家们不得不转回身来，再寻找自己的管理文化，营造亲情，感动员工，但这一招式又感动不了员工。这样反反复复，让中国的企业家们一片茫然，不知道哪边的炕头热乎。几乎是完全失去了自我。

　　也许，中国的企业家们应该埋怨中国的老百姓，崇洋迷外，不喜欢中国品牌。不象日本，也不象韩国，他们最大的共同点是对外来的产品很抵制，给了本土企业充分的发展余地。在韩国，根本看不到日本产的车，在日本也很难看到外国的家电。日本市场卖的日立洗衣机虽然在中国制造，但是中国的品牌很难进入日本市场，“海尔”也不例外。但是，中国就是这样的国情，难道这种情况不改变，中国的品牌就不走向世界了？

(责任编辑：李淑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