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开拓者、首届中国经济学奖得主、深孚众望的经济学大师薛暮桥于7月22日下午5点12分在北京辞世，享年101岁。薛暮桥之女薛小和特意通过搜狐财经抒发对其父亲的缅怀之情。（全文如下）

　　文/薛小和

　　人说猫有九条命，我说我爸也有九条命。在这住院的六年间，他至少报了五次病危，每一次大夫都会对我们说，不是我们老说“狼来了，狼来了”，这回“狼”真的要来了！可在此之前，“狼”一直没来，或者说，“狼”在爸爸那颗顽强的心脏——那颗被老院长称为“奔驰的发动机”般的心脏面前退却了。那颗心脏，在左胸腔充满血性胸水的时候，坚守着岗位，在肾脏全面衰竭的时候，仍然坚守着岗位。我一直觉得爸爸既执着，又做什么事都能持之以恒，想来这性格是源于那颗顽强的心脏。

　　但是，“狼”终于来了，那颗在岗位上坚守了101年的心脏终于在“狼”的面前退却了，那是7 月22 日17时12分，一个让我刻骨铭心的时刻。

　　按照爸爸的愿望，他的后事应该办成“喜丧”，他说：“我们中国人把丧事办得太悲了。”在我们老家南方，遇到这样高龄的老人逝去，来吊唁的人一进家就会说：“好福气！好福气！”

　　爸爸确实很有福气，比起他1927年同坐监狱的难友张秋人烈士，比起他同为经济学家的堂兄弟孙冶方，比起他很多的老朋友、老同事，他比他们多活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然而，他没有白活这么多年，他把上天多赐予他的时光全部用在了为中国的老百姓谋吃谋穿上，用在了改革我们国家的经济体制，使它能为人民群众创造出更多的财富上。

　　他的寿命长，这让他经历了太多的事情，而他又习惯于把自己经历过的事情在理论上做个归纳，用文字表述出来，这就让他比别人多了很多思考。我觉得他之所以相信商品、相信市场，是因为上个世纪30年代他在上海生活过，那时上海的商品经济相当发达，他深知那是有效的；而五六十年代，他又亲身参与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无数挫折让他很无奈地承认，那是缺乏效率的。与比他小一辈的经济学家不同，对于市场的效率，他们可能是从理论上推导出来的，而父亲，他是从亲身经历中体验出来的。

　　70年代末，我国曾面临严重的劳动就业问题，那时在地方政府门口静坐的多是回城的知识青年，把很多劳动部门搞得手足无措。而父亲认为这事不难解决。他说：“我国解决劳动就业问题不是没有经验的。全国解放时，城市中的失业者约有400多万，同当时公私企业职工总数大体相等。我们采取两条办法：一是生产自救，要他们自找门路，国家帮助他们解决生产中的困难；二是以工代赈，国家用低工资举办一些公益事业。在一两年时间内，把这个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他经历过，参与过，所以他在70年代末又把“自找门路”这种市场的办法提出来。当时的中央领导同志很支持他，要他写文章先在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上发表，后来在《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上发表。父亲不但写文章呼吁，还在早上散步时，亲自到天安门的摄影个体户去询问他们还有什么困难。当摄影的年轻人知道他就是薛暮桥时，非常高兴，他们说，就是您主张我们可以自谋职业，我们才有了这份工作。

　　这事现在听起来太普通了，但在那思想刚刚解禁的年代，一次两次的呼吁很难起作用。父亲曾给我丈夫写过一个条幅：“书到用时方恨少，是非经过不知难”。父亲经历了太多，他深知做每一件事、推动每一次改革有多难。所以在改革初期，他到处做报告，在各种报刊上发表文章。这种状况当时曾引起一些人的非议，他们说，薛老的文章重复的太多。他们不知道，薛老不是以理论家的身份在发表观点，而是以改革者的身份在呼吁、在宣传、在推动改革事业的发展。

　　父亲和别的经济学家不一样，他同时还是党的高级干部，这一方面使他讲话比别人的份量重，有人说，薛老一发表某个观点，就好像开出一辆重型坦克，但另一方面，又让他说话非常谨慎，要遵守党的纪律，吴敬琏老师曾说，薛老的实际思想和观点其实比他表述出来的要开放的多。

　　父亲的思想确实很解放，但他的生活却很保守。他不抽烟，少喝酒，几乎不出去参加什么社交活动。记得我小时候，那时高级干部中很流行跳交际舞，经常有舞会，父亲可能也喜欢跳，但他从不出去参加舞会，而是在家里抱着我跳，一个老式的留声机上放着“小桃红”之类的广东音乐。晚年的父亲，生活极其规律，除了散步、打太极拳，他没有什么娱乐活动。他平和的心态伴随了他漫长的一生。

　　父亲是1999年7月22日住进医院的，2005年7月22日离开了他那住了六年的病房。我亲吻着他那还带有余温的额头祝福他：

　　祝福你，爸爸，你走完了近乎完美的一生！

　　当晚，我们走出医院，天上飘落起淅淅沥沥的小雨，次日，北京大雨一天，天雨人泪，送爸爸驾鹤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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