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计划经济的缔造者到批判者

　　本报记者 刘世昕 实习生 商伟

　　几天前，经济学大师薛暮桥在洁白的病床上定格了6年的最后人生走到了尽头，而在他身边的人看来，薛暮桥一生“不断思索、不断追求、勇于否定自己的精神”并没有逝去。

　　经济学家吴敬琏曾评价说，薛暮桥从上个世纪30年代起研究经济学，中间经历了相信计划经济，后来又力主改革、走市场经济之路的漫长过程。吴敬琏认为，薛老最了不起的是，即使到了耄耋之年，仍然能够不断汲取新的知识，不断更新自己的观念。

　　中国保监会副主席李克穆曾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任过薛暮桥的秘书，他说，年长他48岁的老人留给后人最重要的财富是执著和淡泊名利。

　　李克穆曾经在1996年帮助薛暮桥整理回忆录，在他看来，老师薛暮桥一生著作等身，更重要的是他运用经济学理论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以及改革开放之后……

　　择其大的方面说，上个世纪40年代，薛暮桥运用货币理论取得了山东解放区对敌货币斗争的胜利，并对全国范围的对敌货币斗争、贸易斗争产生重要影响；50年代，薛老主持创立了新中国的统计体系；60年代，主持建立了我国的物价管理制度，并在“大跃进”后成功地对物价进行了调整，实现了稳定物价的目标；70年代末，提出准许待业青年自找就业门路，支持乡镇企业，鼓励长途贩运，推进了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发展；80年代初，他深刻论述了我国必须实行商品经济，并系统地提出了财税、金融、价格、外贸以及国有企业等体制改革方案。

　　“勇于修正错误的、过时的观点”

　　2005年3月，101岁的薛暮桥荣获首届中国经济学奖，颁奖词是，薛暮桥从事经济研究的最大特点是理论联系实际，善于在实践中形成、发展和坚持正确的观点，并勇于在实践中修正错误的、过时的观点。“勇于修正错误的、过时的观点”的背后是几十年来薛暮桥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留下的重要印记。这个印记就是中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

　　薛暮桥的女儿薛小和在父亲百岁生日时，撰文记录了曾任国家计委主要领导的薛暮桥“转轨”的过程。

　　薛小和说，从1948年在西柏坡时，父亲就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开始筹备成立新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直到“文革”被打倒，都一直在计划经济体制里辛勤地工作，为建立和完善计划经济体制呕心沥血。

　　正因为如此，薛暮桥也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有着切身的体验，他曾有过两三次对计划体制非常委婉的批评，但都因形势所迫，一露头就收了回来，即便如此也付出了一些政治上的代价。

　　1976年“文革”结束后，薛暮桥开始一步步系统地深入批判计划经济体制，1980年后，更是亲身参加到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工作中，任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顾问。

　　1980年夏天，由国务院体改办起草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以下简称《初步意见》）明确指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

　　薛小和回忆说，这个《初步意见》和父亲后来代表体改办在各省区市第一书记会议上做的“说明”虽然没有公开发表，但从改革的历史来看，《初步意见》可以说是我国市场取向改革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父亲这个当时的国家计委副主任，站出来批评自己过去从事的事业，否定计划经济体制，不但体现了他不断探索、勇于批判的精神，更使这种批评和否定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薛小和说。

　　只有初中学历，却写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启蒙教材

　　1979年年末，日本《经济新闻》发表一则消息说，中国有一本书，跑遍全北京都买不到，这就是薛暮桥所著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这本印刷5万册的书居然不到两个月就被一抢而空，不仅各个经济相关部门、公司在买，就连一些驻北京的使领馆都想买。

　　这本书批评说，过去20多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多次受挫，是因为违背社会主义客观经济规律，书中还强调按客观经济规律把社会主义建设引上正确轨道，并对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初步探索。由此也被一些学者称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启蒙教材”。

　　书的作者薛暮桥虽然被称作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但他只有初中文化水平，他的经济学知识一方面是在年轻时候在3年的牢狱生活中从书本上自学来的，一方面是上世纪30年代追随陈翰笙先生做农村调查时从实际中摸索出来的。

　　而在李克穆看来，薛暮桥毕生浩瀚的成就则得益于他对知识孜孜不倦、执著的追求，哪怕在追求的过程中荆棘丛生。

　　这本后来卖了1000万册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却是在牛棚里一遍遍思索成稿的。

　　薛暮桥开始动笔时，正是“文革”中的1968年，当时他在被关押的房间里写，在干校坐在小马扎上伏在床铺上写，自己复写，自己装订，一块黑底红花的头巾包裹着那一摞摞的手稿。

　　曾有人评价说，在那个年代，这显然是一部写给抽屉，而不是写给出版社的书稿。但薛暮桥仍然执著地写着、改着。

　　在《薛暮桥回忆录》里记载了一段薛暮桥写《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的故事，“1970年在‘五七’干校劳动。连里种了一块花生地，当地农民很少种花生，孩子们爱吃，常常到地里偷挖，而收花生是一次收不尽的，要多次反复拣收。那年一直拖到冬天，地下还有花生，要有人昼夜守护。有一天雨雪交加，连部要派人夜里去守护，派谁，谁也不去，只有‘走资派’去。在雨雪中，坐在板凳上，环顾四周，防止小偷，浑身湿透，冻得发抖。虽然环境恶劣，但脑子是清楚的，还在想着白天写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果然有些思路，到清晨6点，有人来接班，赶快回到宿舍，把夜里想的内容写出来，之后才倒头大睡。”

　　生活中的点滴细节也能折射出薛暮桥做事的高度专一。李克穆说，在薛暮桥专心工作时，无论外界发生什么事情他都听不见。在他女儿小的时候，薛老在写作，女儿在他衣服的后面缝了一些小扣子，他一点都不知道，带着这些红红绿绿的扣子就出门了。

　　李克穆还记得，薛暮桥在87岁时被诊断患有帕金森综合症，在发病的初期，被病情折磨得非常痛苦，可一旦病情稳定，薛老又以非凡的毅力，在助手们的帮助下，完成了《薛暮桥回忆录》一书的写作。

　　写文章总要亲自调研

　　“3月4日下午，经济学家薛暮桥到北京北太平庄农副产品市场赶集。这位75岁高龄的老人，兴致勃勃地挤入人群，东瞧西看，问这问那。见到卖鲜鱼的，便问是怎么运进城里来的……”这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媒体刊登过的文章《经济学家赶集》。

　　而在李克穆看来，这篇小小的特写浓缩了薛暮桥这一辈子严谨的治学态度，写任何一篇文章之前都要亲自到现场调查。

　　女儿薛小和说，“父亲对中国经济问题的了解，完全来自于实际工作和不断的调查。家里有很多经济学的书，但父亲很少读这些书，他阅读的东西一般都是国民经济统计资料、调查研究报告等从实际中来的文字。”

　　1975年薛暮桥恢复工作后，分两次去了山东、江苏、安徽3个省，在对“文革”后的国民经济情况做了深入了解之后，才动笔完成《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书。86岁那年，他还不顾高龄，风尘仆仆地赶到老家无锡考察乡镇企业。

　　薛暮桥在文章中这样剖析自己：“经济学家有价值的学术观点，既不可能产生于书斋里的冥思苦想，也不可能产生于忙忙碌碌而毫无思考的实际工作，而只能产生于扎实理论同艰苦实践之间的结合。”

(责任编辑：谢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