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雏军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格林柯尔系四家公司集体停牌”（8月2日《京华时报》）。综合近一段时间以来各方面消息看，说顾雏军这次肯定栽了一个大跟头，恐怕谁也不会再怀疑。平心而论，如果说企业家的素质是一种天赋的话，那么顾雏军能够从一文不名上升到今天的江湖地位，说明他并不缺乏天赋。如果环境适宜，谁敢说他不会成为中国的索罗斯、巴菲特呢？所以当我看到这条消息时，心中居然掠过一丝惋惜，同时也禁不住想问：谁害惨了顾雏军？

　　这个问题可能首先会让人联想到郎咸平。但在我看来，顾雏军的“坍塌”恰恰和郎咸平没有什么关系。郎咸平扮演的角色，不过是那个大声地说出了“皇帝什么也没有穿呀”的孩子罢了。如果把今天的结局仅仅归咎于顾雏军的道德，那自然是最省事的，同时也是最不负责任的。因为这和我们看到一个人偷东西被捉，就简单地说他“偷盗成性”，而不去思考背后的社会原因一样，无助于遏制盗窃案的上升。因此，如果我们不能找到顾雏军“坍塌”的深层次原因，并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那么就还会出现第二个、第三个乃至更多的顾雏军。

　　谁害惨了顾雏军呢？在我看来，正是MBO害了颇有“企业家”天赋的顾雏军，而在这个过程中，主流经济学家则对顾雏军的悲剧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正如郎咸平去年在题为《在“国退民进”的盛筵中狂欢》的演讲中所指出的那样，所谓MBO，不过是用“安营扎寨、乘虚而入、反客为主、投桃报李、洗个大澡、相貌迎人、借鸡生蛋”等手段，对国有资产巧取豪夺罢了，而主流经济学家却用“产权理论”为这种巧取豪夺给予合理化的解释。在他们看来，国有企业由于“产权不明”，所以没有人真正爱惜和关心，就像夏天的冰棍一样不可避免地会“融化”、流失。因此不管通过什么手段将其转到私人手中，企业就会因为有了“真正的主人”而“扭亏为盈”。在主流经济学家那里，MBO和顾雏军俨然成了“中国企业改革路径”的方向。

　　但这种做法和理论，其实存在一个巨大的盲区：那就是由于企业来得太容易，再加上未来的不确定性，所以新的“真正的主人”会倾向于迅速把它“变现”而不是努力把它经营好。正如一个小偷，在他成功地偷到一辆出租车之后，他肯定是要迅速把它卖掉，而不会用来“经营”。也许张维迎教授会说：只要赦免小偷的“原罪”就可以解决这个困难。但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如果小偷预期偷了车之后可以得到赦免，那么偷车就仍然是一件比“跑出租”更有“效率”的买卖，所以他仍然会选择偷车而不是“跑出租”。从“顾雏军被拘”新闻中披露的信息来看，顾可能涉嫌“挪用公司资金”和“虚假披露信息”两大罪名———显然，顾雏军的确是把他过人的旺盛精力用于“变现”，而不是“扭亏为盈”了。

　　弄清楚谁害惨了顾雏军是很有意义的。以MBO为主要模式的“中国企业改革路径”，既不公平，也没有效率。而且在“国退民进”盛筵散后，不仅国家要出来埋单，不在酒席上的下岗职工要出来埋单，现在看来，原以为可以免单的“顾雏军们”最终也要出来埋单———既然无人能够免单，那么这个“盛宴”还有必要继续进行下去吗？

(责任编辑：谢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