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北京公布了一项人事任命：原中国社科院法学所长夏勇，出任国家保密局长。

　　学而优则仕，以学术能力拔擢人才，本是中国历代王朝的传统取士之道。就是在现当代，学者入仕也不罕见，历史学家吴晗做到了北京市副市长，现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当年是复旦大学的知名政治学教授。

　　但夏勇——这位对人权理论有精深研究的法学家的身份转换后面，却隐匿了一个不寻常的现象，这一现象，已被媒体敏锐地概括为“法学家从政”：仅今年以来，就有华东政法大学的两位知名教授郝铁川和孙潮，离开校园，分别担任上海两个区的区长。

　　其实，“法学家从政”并非始于今日。1990年代后期，武汉大学教授万鄂湘、华东政法大学教授曹建明出任最高法院副院长；湖南省高级法院等省市级法院的副院长职务由江必新等有声望的学者担任；2003年起，信春鹰等法学家任全国人大专职常委——清晰勾勒出当代法学家参政的现实脉络。

　　法学家参政议政，还只是法律人士以专长服务社会的一个缩影。江平等名教授的法律启蒙，对宪政、民权意识、有限政府等理念的推广和普及；以著名的张思之老先生、维权律师高智晟等为代表的律师群体，在维护公民合法权利、防止公权力滥用等方面，都有各自的贡献。

　　而在全国政府系统，一个以外派官员留学、“充电”后推动政府职能转变的“留学运动”正在进行中。根据留学地点的不同，目前中国官员的“留学运动”呈现出两种思维，一是欧美，以美国和欧洲为师；一是新加坡。

　　其中，最著名的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合办的“中国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据本刊记者采访了解，该班目前已举办了三期，第四期刚刚开学，正处于清华受训阶段。

　　一个以法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为知识背景、精于公共事务管理的官员群体，正在形成中。

　　认真考察起来，“法治”、“人权”观念成为公共用语，只是近一二十年的事。而早在古希腊时代，法律和逻辑，已成为独立的知识部类。中世纪人类最早的大学里，神学与法学，都是几个独立的院系之一。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神权之外，法律成了制衡世俗权力和协调人类关系的准绳之一。

　　中国的数千年历史，士大夫阶层钟情的是儒家经典，所谓“春秋决狱”、“半部论语治天下”，“律学”、“刑名之学”，还算不上精深博雅的专门学问。即使在崇尚刑罚的法家那里，“法”也更多地和“势”、权谋、“乱世用重典”等治国术联系在一起。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政治理念里，有过“礼治”、“德治”、“人治”，惟独没有“法治”。

　　在此情况下，法律人地位不高、社会声誉低下已可想而知。“绍兴师爷”，就是一个饱含蔑视的称谓。

　　近代中国衰落的原因，论者纷纷，但越来越多的学者达成共识：根本症结在于缺乏法治。自由、民主、平等固然是令人怀想的高尚的人权理想，但其得以实施，却不能仅仅是浪漫的空想，更要依托于法律保障。

　　而经济与法律的辨证互动，早已由中国当代市场经济运动史所证实：市场经济，首先是法律主导下的经济。

　　经济学家吴敬琏早年以不遗余力地鼓吹自由经济而著称，人称“吴市场”，但他渐渐发现：缺乏宪政法治的市场经济，必将是混乱的权贵市场经济。从2002年起，吴教授联合江平教授，带领一批经济学家和法学家，在上海成立了法律与经济研究所，他又成了“吴法治”，在各种重要场合，开口闭口谈的更多是法律。

　　政府与法律，更是须臾不可分离。某种程度上讲，一部西方近现代政治思想史，就是政府权力不断被法律约束限制、防止滥用的演进史。

　　就中国而言，由于现代法律制度尚未完全建立，法律秩序没有形成，民众缺少法律意识，法治缺失，遂造成人治当头，中国这艘巨轮因此而起伏摇摆不定。

　　在全世界范围内，法政官员已是一个普遍现象。仅以国内熟悉的台湾政坛来看，最重要的政治人几乎都是法律人出身：陈文茜、马英九、陈水扁、吕秀莲，都毕业于台大法律系，只有政治学博士宋楚瑜稍稍是个例外。

　　重庆大学法学院教授程燎原在他的论文中写道：美国是一个典型的由律师治理的国家，即“律师共和国”。美国的法治，从一个角度看典型地体现为“律师之治”。 这种广泛的律师统治，几乎是二百多年美国政治史和法治史亦即美国“法治政府”发展史的一个表征或缩影。

　　今天，中国的政治文明正在逐渐成熟。在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里，“法治政府”、“责任政府”等字眼已成为主流语汇。

　　然而在我们这样一个有数千年中央集权传统的国家里，当代又经历了一段全权政府无所不至的惨痛历史后，全权政府如何过渡到有限政府、官本位意识如何让位于人本意识，还将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们不推崇精英政治，但专家治国却是大势所趋。在短短25年的改革历史中，技术专家、经济学家已跃上了政治舞台，尤其是后者，经济学被称作“经济学帝国主义”，无所不在的经济学家们几乎垄断了媒体的话语空间。

　　但，仅有市场经济的制度设计是不够的。某种意义上，经济学家的出现，意味着速度与效率优先，而法学家的必然出现，是要保证公平与“和谐社会”的和谐实现。

　　“法政官员”的亮相，正与国家摈弃以GDP为中心的发展观，强调构建和谐社会这一大背景有关。也可以说，法政官员是科学发展观对官员素质的必然要求。

(责任编辑：单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