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0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楼外温度高达37摄氏度，楼内清凉可人，门口的保安警惕地盘问每一位企图进入的行人。

　　看到有记者推门进来，询问第四期“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的事情，孟波吃了一惊：我们没有惊动任何媒体啊？！孟说的没错，他们的确没有有意惊动任何媒体。

　　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KSG）、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三方共同举办的第四期“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清华内部简称“哈佛班”）是在一种悄无声息的状态中展开的。

　　有关该培训班惟一的消息是挂在清华公共管理学院网页上的快讯。该快讯称，培训班于6月27日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报告厅举行了开学典礼，清华大学副校长岑章志主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孙晓郁、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陈清泰、中组部干教局局长李培元、国家外国专家局副局长孙照华、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亚洲项目主任托尼·赛奇等人出席。

　　不过，这还不是重点。

　　“本期参加培训的学员共有61人，均为司局级（地市级）以上的干部。”一句话，点明了培训班的分量。

　　于是，孟波说：“为这些官员安静地学习，要保持低调，不能接受采访。”孟是公共管理学院政府管理研究所的讲师，同时兼任该院国际合作与交流办公室主任，第四期“哈佛班”的具体工作由她来负责，说这番话的时候，她正忙得“四脚朝天”。

　　同时，她所服务的60多位官员也正在楼上的321教室热烈地讨论问题。各方要员云集一室，就某一问题展开激辩，场面甚是壮观。

　　一位来自山西的官员为了向记者表明此次培训的高规格，随便指了另一位官员说：他，河北省人事厅厅长！这位官员还表示，短短几天的接触，班内的官员们正在逐渐互相熟悉。

　　“哈佛班”的来历

　　采访中记者获知，“哈佛班”已经举办了三期，第四期刚刚开学，正处于清华受训阶段。而且这项规模宏大的官员海外培训计划也与20世纪末兴起的政界培训热有关。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政界涌动起出国培训的热潮，不少地方政府纷纷将自己辖区内的官员派到海外接受有关机构的中短期培训。

　　资料表明，1999年至今，北京有超过400名的处级以上官员接受了海外培训；广东省则按计划在5年内将300名官员送往美国和加拿大高校学习；就是经济不甚发达的广西和河南也都纷纷派官员到海外受训。

　　2001年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根据当时的培训热，提出了一项被外界称为是针对中国官员的“最大规模的海外培训计划”——“中国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的构想。

　　曾给“哈佛班”授过课的清华公共管理学院的巫永平老师说，当时，曾经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取得硕士学位的卢迈（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下属的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提出动议后，和熟识的清华公共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薛澜以及哈佛肯尼迪学院的赛奇教授聊起这个事情，得到他们一致赞同。

　　巧合的是，清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陈清泰本人就曾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党委书记和副主任，两家机构关系良好，而且，KSG的院长约瑟夫·Ｓ·奈，当时正受聘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顾问委员。虽然当时的清华大学公管学院成立才一年多，但清华的名气、哈佛与清华的良好合作关系，加上公共管理学院没有传统的思维定势，“更能接受新的改变”。

　　于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这所以培养过罗斯福、肯尼迪等美国总统和大量美国国会议员及其他领袖人才而在全世界最负盛名的政府学院，以及成立不久的清华公共管理学院，都被没有培训资格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列为首要合作伙伴。

　　在取得了中组部的全力配合与大力支持以及教育部的同意后，2002年1月18日，三方在人民大会堂正式高调签约。

　　对此，哈佛大学KSG中国项目部主任助理Edward Cunning向媒体承认，这是哈佛历史上针对某一国政府官员进行的最大规模的培训计划。“我们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政府官员的素质和能力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哈佛有必要帮助受训者丰富经济管理方面的最新知识，扩展他们的战略远见，以便使他们有效地应对变动中的公共政策环境”。

　　按照计划，从2002年起的5年内，三方共同持续开办针对中国政府官员的“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每年一期，每期为中国政府培训60名左右的地方和中央官员，中组部负责从全国各地进行选拔。有资格接受这项培训的官员的基本前提之一就是应当具备副厅以上的级别，在本岗位有至少两年的工作经验；45岁以下（副部级可适当放宽）；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具有相当于大学英语四级的水平等。

　　培训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清华，为期六周，由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教授和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来华教授重点讲授有关基础理论和国内政策的课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有关专家将围绕当前中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做专题讲座。

　　第二阶段到国外培训，地点在哈佛大学，为期六周，重点讲授公共管理最新的理论和工作方法。学习结束后，将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和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三方共同向学员颁发结业证书。

　　争议与低调

　　按照培训班的目的——“使学员掌握国际先进工作模式，提高分析能力、决策能力及领导能力，从而有效地适应市场经济下的政府管理”，这当然是阳光之下的事情。但微妙的是，相对于刚开始在人民大会堂声势浩大的高调签约，后来的“哈佛班”则愈显低调。

　　清华公共管理学院的孟波老师已经算是比较客气的了，但她也只限于让记者浏览一下往届学员受训的案例，其他则“无可奉告”。

　　此项目发起人之一的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告诉本刊，关于此次培训，中组部干教局是最清楚、最权威的部门。他们之所以低调，是不想引人注意，而且一些媒体的报道，已经致使一些人包括华人华侨反对此次官员哈佛受训。

　　卢迈没有直接点明是哪些媒体给这个培训带来了麻烦，但是本刊记者查阅几年来关于“哈佛班”的报道时，发现报道的基调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始从一味的赞扬向有选择的质疑转变。

　　尤其是卢迈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不小心说出每人收费20万元的天价学费后，媒体报道开始变调：“哈佛培训遭遇中国特色”、“中国官员每人20万元去哈佛培训三周值吗?”“谨防官员海外培训‘大跃进’”、“出国培训不能变成公费旅游”……

　　“树大招风，明明一件好事也可能变成坏事。”卢迈说。

　　卢迈的担心有他的理由，但是如此一项号称“最大规模官员海外受训”计划不敢面对公众，则公众心意难平是顺理成章之事。

　　按照已经公布的项目计划书，“哈佛班”“不以营利为目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下设的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将支付国内培训费用150万元人民币，而在哈佛的学习费则由美国安利公司赞助，金额为100万美元。但学员们培训所需的车旅费等仍应当由其原单位支付。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主任毛寿龙教授表示，让一家在中国有着商业利益的公司赞助中国官员出国培训，可能会有些问题。比如过去很多国外公司以多种方式公关，一种是向私人提供好处；另一种是给官员家属提供出国机会，尤其是给孩子出国提供学习费用和奖学金担保等。像这种资助就让人感觉有一定的嫌疑，可能会被认为是对某些官员进行集体公关。

　　毛建议，最好由人民代表大会决定每年有多少培训费用，并进行拨款，然后从培训费用中分出一部分来用于培训的跟踪调查、绩效评估。这样老百姓会比较放心。公司赞助官员培训，也最好是先建立一个基金，捐款是公开的，然后官员再到这个基金去申请，这样可以切断公司和官员的直接联系。

　　另外一些观察家的担心是，这些中国建设与政治发展的生力军，从美国受训归来，是否会因此而染上什么颜色？美国人帮助中国官员成长，是简单的“国际互助”吗？美国人有没有“醉翁之意”？

　　“我们的官员到美国的政府学院学习城市规划、公共投资、人力资源等专业课程，肯定会触及价值观，其中就涉及到认同与演变的问题。但不能因为这样，我们就不能到美国培训，就不能学习美国的优点。就像打开窗子，可能会有苍蝇、蚊子的侵入，但新鲜空气也是我们所需要的。”社科院的一位学者说。

　　收获了什么？

　　“哈佛班”集中培训的时间不长，国内、国外的时间加在一起总共3个月，那么，短短3个月时间，这些高官们究竟收获些什么呢？

　　2002年9月29日的“哈佛班”第一期结业仪式上，该培训班班长、教育部部长助理李连宁代表学员第一个发言。李坦承，在培训前，他对“私有化问题”、“政府管理创新”、“外国投资优惠政策”等问题还心存困惑，但通过60多个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案例分析及对美国的实地考察后，对这些问题不仅豁然开朗，而且在认知程度上获得了提升。

　　“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国外投资实施优惠政策，使其享受超国民待遇的措施，将产生越来越大的消极作用，逐步取消对国外投资的优惠政策，并不会影响中国今后对外资的吸引力。”李连宁说。

　　爱给美国教授“挑刺儿”的北京市丰台区副区长邓小钢的发言形象而生动。他将培训当中的60个案例比作是60道菜，一道道吃下来不仅强身，而且醒脑。

　　他说：“在基层工作最大的难题是水、电、煤、气、路等样样都要，但基层财力往往不足，到底该先干哪样，缺乏一个完整而有效的项目评价、组织决策与风险承担体系，经过案例分析及实地考察后，对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及公共财政体制改革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也得到了新的启发。”

　　济南市副市长王天义刚开始参加培训班时满脸疑惑：“领导能力是培训出来的吗？3个月后他说：我收获了“信心、知识和能力”。

　　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副主任史美兰告诉本刊记者，在第三期“哈佛班”受训，让她感觉收获良多，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哈佛大学的案例教学。

　　“哈佛大学的案例闻名遐迩，我也很早就在书本上研读过哈佛大学的案例。但是，只有当我真正到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学习之后，才知道书本上的哈佛案例和亲身感受的哈佛案例是大不相同的，有许许多多的东西是在教科书上读不到的。”史美兰说，“应该在全国行政学院系统分阶段和分班次地推广案例教学。”

　　史很谦虚，她介绍像她这样“有备而去”学习的不在少数，很多人都结合哈佛的学习经历出版了专著：中国教育电视台台长康宁在参加了首届“哈佛班”后，出版了《走近哈佛课堂》一书；参加“哈佛班”第三期培训的苏州市市长杨卫泽出版了《理论与实践——来自苏州的报告》；广州市芳村区区委书记潘潇出版了富有浓郁人文色彩的《感悟哈佛》一书……

　　本刊记者翻看过多位“哈佛班”学员结业后的“心得”，频频出现的字眼是：“开阔了视野”、“近距离观察了美国社会”、“初步掌握了现代公共管理的基本理论和分析方法”……

　　哈佛班的学员们自我感觉良好，作为培训方的老师对他们也赞许有加。哈佛KSG的赛奇教授透露，一开始，美国的教授们还担心中国学生“内向”、“不爱提问”、“不爱发表意见”。但他们很快就发现自己错了。围绕一个问题，学员们提出的不同意见竟达五六种之多。由于有丰富的行政管理经验，学员们对一些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有时连教授们都觉得很有启发。

　　“中国学员培训班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所经历的最成功的一个培训班，也是哈佛教授们遇到的最尖锐的一班学生。”赛奇说。

　　清华公共管理学院的巫永平老师告诉本刊，和普通的MPA学生相比，“哈佛班”的学生思想更开放、视野更开阔。“这与他们的经验和所处的位置有关系，他们是中国政坛务实、开放的一代。”

　　然而，哈佛班的学员们收获的并不仅仅止于这些，清华公共管理学院的一位老师告诉记者，由于这些学员都是地厅级干部，所以等他们结业后，清华会每年组织一次聚会，以便联络感情。此外，这些同一期的“哈佛班”也会自发地组织一些活动。

　　“你想想，在一起生活3个月，这是一种特殊的感情，不是其他活动所能代替的。日后他们在工作中能够帮助的肯定会互相帮助。”这位老师说。

　　史美兰告诉记者，6月25日，他们第三期的“哈佛班”学员刚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了同学聚会。

　　采访过程中，本刊记者了解到，通过了中组部干教局的考核参加“哈佛班”培训的许多学员，在结业之后，大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升迁：刘世锦调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康宁调任中国教育电视台台长；苏州市市长杨卫泽调任无锡市委书记；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张苗根调任温州市副市长；贵州省统计局局长郝嘉伍调任省政府秘书长……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首届学员坦率地告诉记者：“也许很多人会认为出国一两个月学不到多少东西，但自己的事情只有自己心里清楚。”

　　“在哈佛呆的时间太短太短，而我的收获确实太多太多，上到观念，下到处理问题的方法方式，我觉得短暂的培训使我变了个人。我建议，如果有可能，我们的干部要多到外面去接受这种真正的培训。”这位学员说。

(责任编辑：单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