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韩德强

　　编者按：近几年，国企改革一直是全民关注的焦点问题，8月12日在《新财富》杂志社、北京乌有之乡书店主办了《深化国企改革与健全法制研讨会》，搜狐财经报道此次研讨会旨在关注国企产权改革,希望不同的言论能引起学界交流,该研讨会所有学者言论不代表搜狐财经立场。研讨会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韩德强对近几年来国企产权改革的现状发表了精彩的演讲，以下是其主要观点。

　　韩德强：“郎顾之争”告一段落，但是围绕“郎顾之争”爆发的这场国有企业改革方向的争论恐怕还刚刚开始，还有待深化。

　　今天发言的主题，我也就是想就为什么形成这样改革的思路他的出发点是什么？基本逻辑是什么？为什么会导致今天的后果？和我们怎么样面对今后国有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的问题？想就这样一个大方向的问题，也就是改革方向的问题。

　　国有企业第一大成绩就是公平和效率

　　我们国有企业改革存在弊端，效率低下，生产的质量、数量不尽人意，我们从这些角度对国有企业提出改革的要求。但是我后来逐步逐步认识到，这样一些对国有企业弊端的批评有没有道理？有，但是是小道理而不是大道理。为什么说呢？我想先说西方杂志500强他们的效率。

　　2000年的时候财富杂志500强的平均销售利润率是4.7％，2002年的销售利润率是0.7，我们就不按0.7来说，因为是纳斯达克崩溃以后产生的危机。我们就说2000年的4.7％高不高？我认为是不高的。为什么呢？我们大家都知道西方的500强常常有种种的垄断因素，比如微软的技术垄断，比如像罗克西德马丁公司有政府保护的垄断，大企业常常是多重垄断因素，我们讲起来会很多，比如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经验曲线、政府保护、产品奇异、资源垄断技术，我们有种种垄断保护之下，这个公司的销售利润率可以达到20％、30％，甚至更高。像微软的销售毛利率可以达到99％，因为他99块钱的一套光盘只需要一美元不到就够了他的生产复制成本，所以有非常大的毛利空间，最后销售利润率只有4.7％，就说明跨国公司500强的效率是不高的。如果和跨国公司500强的销售利润相比，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批评国有企业的效率低下的时候，那时候的效率是什么样的，我没有指标。按照喻老师提供的数字，国有企业在1978年的百元资金利润率大概是15元到22元之间，这个百元资金利润率到了1996年、1997年是1.6元、1.7元。

　　我们国有企业原来的百元销售利润率按照这个数字也高于西方500强的销售利润率，如果说我们有弊端，我承认是有，可是问题是如果按照同样的逻辑，是不是通用汽车公司、松下公司、东芝公司也一样的应该进行产权改革，因为我们知道大公司都是事业部制，每个事业部人事权是不独立的、财产权是不独立的、项目审批权是不独立的，实际上和我们国有企业的管理模式是一样的。内部制度上和文化上是母公司共同的制度和问题，人事上是母公司任命的，财务上是母公司任命的。如果严格讲起来，那个事业部制是不是应该都变成产权明晰的独立企业。如果说他不变光我们变，我们会在竞争当中非常被动。我们变成无依无靠的独立企业了，而对方是一个章鱼，他绞杀对方的能力很强，我们只剩下章鱼的一条触角。如果按照这些的逻辑，是不是西方的企业，像通用电器公厕、汽车公司，是不是也应该解体，应该产权明晰化。如果他没有产权明晰化而我们要产权明晰化，这个会削弱我们。

　　进一步往前说，中国的国有企业哪怕百元资金利润率在17元或者22元的时候有没有弊端？我认为有弊端，但是这个弊端怎么看。我们设想比如宝钢这样的企业，里头的每个工人都把这个企业当成自己的企业来经营，这个宝钢的效率恐怕还会提高30％、50％，我承认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可是你这样一个思想是什么思想呢？就是说一个要每个人把这个企业当成自己的企业，这才拥有高利润，这实际上是小农经济思想。实际上这个大企业在每一个员工不是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来工作的情况下，有制度、有问题约束，同样可以让这个企业效率比较高。而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实际上要允许企业一定的弊端存在，你说话说要把这个大企业的弊端完全消除，那只有回来道路一家一户单独经营的模式上才没有大企业的弊端，但是大企业的优势就没有了，我们知道任何事情都是利弊兼在的。我们改革开放初期，我认为我们改革的很大误区是只看到国有企业的弊端而没有看到成绩，我愿意先讲一点国有企业的成绩。

　　我认为国有企业的第一大成绩就是公平和效率的成绩。我先说效率，国有企业前30年的效率，首先体现在建立了鼓励的工业体系和国防科技体系。回忆新中国现在50多年的历史，重大的成就恰好都是1978年之前。我们知道西方企业赚钱的真正奥秘是技术上，我们技术上要能赶上去我们离赚钱的日子就很尽了，我们认为效率是不低的，我们前30年是缩短了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现在改革开放20多年了，我们尽管经济总量上增长速度确实比较快。

　　改革开放前我们工业增长的年均速度是13.6％，这个速度和改革开放之比是比较低的，但是速度如果不和增长的质量联系起来，这个速度是要打问号的。我经常打比方，我们两个人，一个是大胖子，骨骼萎缩、神经系统有问题、血液、免疫系统都有问题，可是脂肪非常多，一称很重，有200多斤，但是另一个人没有这么重，但是各方面都非常好，这样一个人和前面的大胖子相比你更喜欢哪个人？我们前30年的增长恰恰是中国经济健康的增加，他30年如果说有缺陷就是脂肪少了点，但是我们的骨骼、我们的血液、我们的神经系统是健全发展的，而我们今天神经系统的腐败是有目共睹的。我们血液循环系统，就是银行系统的不良呆坏账造成的问题我们是有目共睹的，前30年13.6％的增长我认为作为均衡增长的速度是可以接受的。

　　另外，微观绩效。我们百元资金利润率是22或者15、16元，我们微观绩效也是不错的。

　　改革弊端更大程度上来自我们的管理思想

　　如果说我们对于这样的基本事实做重新认识之后，我们就发现要不要改？怎么改？都需要重新思考，这是一个改革出发点问题。

　　如果讲下去就是这样一个问题，法家有一个基本主张，实际上是力不实不变法，如果变法产生十倍的力我们才有必要性，否则是现有的体制下的弊端，力不实不变法，这是韩非子的基本思想。

　　如果这么说下去，前30年里是不是有弊端？有，那个弊端更大程度上来自我们管理思想、管理方法上存在的问题，管理手段上存在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属于改良性质的问题，不见得是改革性质的问题。

　　我进一步再思考，为什么当初那么多的专家、学者就认识不到国有企业和西方企业对比的绩效，我认为很可能是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改革设计师自身使用的基本逻辑我认为可能有问题，他假设所有人都是自私的，在所有人都是自私的情况下一定要把产权明晰化，才是最有效率的。可是这样的基本假设，实际上不是当时国有企业管理者的切身感受，我们国有企业的整个管理体系没有哪个人是符合这样的基本假设的，如果符合这个基本假设的人如果有，是在企业个别工人里真有这种情况。但是到了国有企业的领导层哪怕真有问题，在决策上也不容易表现出来。实际上我观察到的国有企业，我认为当时的管理绩效是比较好的，那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设计改革是可以重新思考的，形成这样一种改革思维，我认为一定程度上是跟我们普通老百姓也有关系的。我们普通老百姓也容易接受这样一个追求尽善尽美思维的影响，我认为我们全民有一种追求尽善尽美的思想，我们希望把国有企业的效率提高到100％的基础上。这种思想使得我们最后要追求龙种收获跳蚤，我认为这是极端的行为，而且有些弊端是人间的弊端，只有到共产主义的社会才可能完全消除弊端，可是我们没有追求共产主义，那我们干吗要把所有的弊端都取消掉。我认为这样一种思维实际上对于我们普通人而言是通过什么词汇来完成影响的？是产权明晰这个词汇。我认为产权明晰了，对于我们国有企业的改革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什么叫产权明晰？今天在座有法学家，也有经济学家，大家都清楚，实际上股份制企业是产权不明晰的。不要说股权分散的企业是产权不明晰的，而且股权不那么分散的企业，比如两个人拥有的企业、三个人拥有的企业，产权是不是明晰？依然是不明晰的。我经常愿意举的例子是爱多的企业，胡志彪、陈天南和亿龙春，他们几个产权本来是清晰了，但是经过1994年的大发展之后，胡志彪认为我的45％是不对的，而陈天南认为是对的，认为我陈天南没有欠你胡志彪什么，可是胡志彪看来这个企业做大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评什么增加几十亿的资产我要跟你陈天南分呢，他认为产权是不清晰的。企业如果是静态的、死的，那产权就清晰的，只要一经营就有贡献多少的问题，说不清楚。所以说企业产权到底能不能清晰化？可以，企业死亡就清晰了。企业一旦经营产权就不清晰，如果说我给联想采购500万元的CPU，我给他节省了100元，这个落到我兜里产权就清晰了，采购部部长落到我兜里就清晰了，销售部部长落到自己兜里也就清晰了，那就没有联想了，如果任何部门都产权清晰那这个企业就解体。这个问题恰恰不是经济学的问题，是管理学的问题，本人恰好是教管理学的。我认为非常有意思的，我们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的设计，居然没有管理学家参与，全是一群经济学家参与，我认为从根本上来说在选择专家群体上可能就犯了错误。

　　如果按照产权明晰的思路，一方面我们要瓦解到一个人拥有、一个人经营，这是产权最清晰的，这是完全竞争模型，这倒跟市场崇拜是联合起来的，一方面市场崇拜，一方面制度崇拜。可这和西方企业界的基本判断是不一致的，威廉姆斯也讲，企业为什么诞生？看得见的手的协调比看不见的手的协调效率更高，这才是清晰的。

　　进一步讲，我甚至认为政企分开这个词汇也值得重新思考，什么叫政企分开？如果放到通用汽车公司、通用电器公司，这就意味着事业部要脱离总公司，如果总公司要控制事业部的产权、事权，那政企就是不分开的。

　　进一步说，我们国家的产权是不是明晰的？如果说企业产权是因为公有所以缺位，那国家我们是归谁所有。如果严格按照产权明晰，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就是帝制。这样一种产权明晰论是不是就是帝制复辟论，那他们到底让中国社会进步还是倒退？我们过去没有对产权明晰严格的推敲过，这是最后让整个社会解体的逻辑，这样下去会不会让中国解体我深深地感到担心。如果做动机的推论，是不是有一些改革者设计改革方案的时候就蕴含着把几十年或者十几年之后让中国解体的目标，如果这些人还把持着体改委的改革大权，我们岂不是让破坏国家的人领导国家嘛，这是值得我们深深反思的问题。

　　国有企业一个个跨掉的原因

　　国有企业改革按照产权明晰论下，我们究竟为什么企业会一个个的跨掉，我总结了十八个字。

　　第一，内腐。由于产权明晰，国有企业就变成地区所有、企业所有、个人所有，这就变成厂长吃支票，车间主任吃发票，工人吃原料。

　　第二，上压。国有企业为了支撑改革的成本，所以国有企业长期比私营企业、外资企业交更多的税收，不但是名义税收是高于外资阶级一倍多，而且外资企业还可以减税、免税，所以实质的税收国有企业是外资企业的3—4倍，这样的税收压力使得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按照形势的竞争也是不公平的。第三，外逼。第四，下挤。

　　一个是上压，一个是下挤，一个是内腐，一个是外逼，综合的作用就让我们现在的国有企业走到全面破产的地步，如果说不破产你要它干什么？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到了这样一个情况。改革之初我们希望实现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的制度，今天我们实际的收入是按地位分配、按机会分配、按权利分配，最后按资本分配，如果这样社会会失去最基本的公平。怎么办？实际上要让站到国有企业立场上的人设计国有企业的改革、管理的思路，我们要重新认识计划的优越性和局限性，用制度和文化相结合的办法来重建国有企业的活力和效率，这样我认为才是我们国有企业的出路，也才是中国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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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谢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