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顾雏军的被拘，非主流经济学家扬眉吐气，媒体和中小股东纷纷质问主流经济学家的“良知”何在，甚至对支持顾雏军的经济学家提出了秋后算帐，把2004年10月召开的“科龙20年发展与中国企业改革路径”研讨会中来自政府、学界的重量级官员、学者一一点名道姓，重新提出所谓“集体失语”。一时间，郎顾之争好像郎咸平完全胜利，也是社会良知和公正的胜利……
    从学术的观点看，其实不然。在郎顾之争中，主流经济学家提出了几个关键问题，郎咸平一直无法回答。
    第一个问题是张维迎提出的学者的良知问题。张维迎尖锐地指出：“说到学术研究，如果一个人颠三倒四，一会儿用数据证明民营企业比国有企业效率高，一会又证明国有企业更有效率，你怎么可能认真对待他说的话？如果一个学者用“数据”分析得出某种结论，而同行专家用相同的数据根本没有办法复制他的结论，你说他的研究有多少科学性？他怎么能有公信力？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如果你在做人的基本道德上是为人所不齿的，如果没有基本的科学精神，我们历来认为是不值得认真对待的。”（《北京青年周刊》，2004年9月28日）
    数据是为观点服务的，就像“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但作为一个学者对数据的研究应该是严肃的，如果在同一个问题上出现“一会儿用数据证明民营企业比国有企业效率高，一会又证明国有企业更有效率，”，他的学术良知是应该受到质疑的。
    第二个问题是张军提出的。他在复旦的一次研讨会上提出，即使郎咸平对某个企业在兼并收购中出现的问题质疑是正确的，也不能否定产权改革的趋势。我认为郎咸平从财务分析的角度对公司财务的质疑是正确的，他在这个领域是专家，不服不行；他维护中小股东利益的出发点是正确的，这也是国际上公司治理的一个重要内容和趋势，但他的否定产权改革的结论无疑是错误的，产权改革在逻辑、实证和实践中都得到了检验。郎咸平的结论和推论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哗众取宠之嫌。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和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就要否定产权改革吗？郎咸平在他的著作《公司治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中“公司股利政策”部分中关于信号效果、内部人交易和剥削股民的研究中，为什么不得出否定欧美股市的结论？
    第三个问题是国有资产流失的“冰棒融化说”与国有资产私有化谁更有效率？谁更能增加社会福利？这也是郎咸平和非主流经济学家一直没有回答的问题。主流经济学家选择的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但这涉及到公平、道德和路径选择和路径依赖等问题，我国“国退民进”的改革，问题出现在路径选择和制度规范上，而不是方向问题。
    第四，我们真正应该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在国外卓有成效的MBO制度，在我国不仅没有成为企业效益提高的制度路径，反而成为寻租的沃土？主流经济学家和非主流经济学家都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我的观点是在给定的公司外部治理没有效率时，公司的内部治理的效率就得不到保障。一个完整的治理逻辑是：市场环境——治理结构——治理行为——治理绩效。我国的公司治理在这几个方面都存在似是而非的情况，这也是“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原因。在外部法制监督不利、制度空乏、寻租利益巨大而损失很小的环境下，寻租就是理性的选择。
    至于说顾雏军和格林科尔系的崩溃，揭露了“主流经济学家的画皮”，实际上暴露了“主流经济学家”对资本市场游戏潜规则的陌生。
    顾雏军一直是一个颇受争议的资本玩家。2000年，顾雏军在开曼群岛注册格林柯尔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标志着顾雏军正式登陆资本市场；2001年到2004年，顾雏军斥巨资以旗下企业名义接连收购众多企业。其实早在2001年《财经》杂志就刊登了一篇长文揭露格林科尔系的“资本运作”，还发表了一张天津格林科尔人去楼空、芳草遍地的照片。
    顾雏军之所以成为众矢之的，很大一个原因在于他资本运作的资金来源问题，有 “空手套白狼”的嫌疑，这就会引发社会公平问题，从而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同样受到香港联交所的谴责，创维的黄宏生就没有同顾雏军一样吸引眼球，因为他是一个企业家，企业家和资本玩家犯同样的错误，他的行为可以被原谅，因为不涉及公平。
    顾雏军倒了，并不是主流经济学家的失败和重创。我们的媒体和受众对此津津乐道，非主流经济学家欢欣鼓舞，只能说明我们还处于狂燥之中，缺乏冷静的独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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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何建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