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温铁军

　　专访翟城合作社发起人、“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

　　采访温铁军那天，他正在接受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的电视采访，在人民大学那片绿色大草坪前，操流利英语的温铁军与记者交谈着，随行翻译便成了看客。人民大学是温铁军的母校，1983年他毕业于新闻专业。待2004年应纪宝成校长之邀出任该校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一职时，他已是著名的“三农问题”专家。

　　研究农村问题十多年，温铁军奉行低调行事，但入选“2003年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则将他置于公共舞台的熠熠光环下。有人说，温铁军的入选，首先在于他十几年“以脚做学问”，但也与两件事不无关系：任《中国改革》杂志总编时创办“农村版”；在河北定州翟城村创办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盛名之下，温铁军继续着他求解“三农”问题的思考路径：2004年5月，有134户农民参加的翟城合作社成立，温铁军是组织、发起人之一。

　　2005年5月，在翟城合作社成立一周年时，一个关于合作社的研讨会在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召开。“分散的小农经济必须组织起来，才能有出路，才能与市场对接”———如果说，温铁军常挂嘴边的这句话，一年前更多地内蕴着理性诉求，那么一年来的合作社实践则使这种理性获得了经验支撑。于是，与温铁军的谈话，就忽而行走在理性层面，忽而渗入具体的事例，他因合作社这个新生的“老”事物而生发的喜怒哀乐，也就杂糅其中。

　　■合作社概念本是常识但直到今天还要反复解释

　　记者：就我所知，现在一些人特别是城市人，听到农村又成立合作社时，第一反应是惊讶：“怎么，又搞合作社啦？”您听过这样的议论吗？

　　温铁军：很多次。人们有这样的反应也属正常，因为在一些人的潜意识中，将合作社与上世纪50年代中国农村的集体化等同起来，实际上那时的合作化运动主要是为了国家的工业化，而从农村提取积累。这同今天农民们所组织的合作社是不同的。

　　记者：最本质的差别有哪些？

　　温铁军：第一，今天的合作社入社、退社自由；第二，保障已有的基本土地制度不变，就是说1980年前后农民承包“分田到户”格局不变；第三，合作社负责人由社员民主选举产生。

　　现在看，大家对合作社的概念被特定年代的一些做法所框定。实际上，世界范围内的合作社组织是在19世纪30年代，随工业化的产生、大资本的出现而形成的弱势群体的联合。这本是个常识，但直到今天还要反复解释。

　　记者：您曾表达过一个观点：“中国农村的改革开放，不是恢复了小农经济就达到目的了。”从翟城的情况看，再次将小农经济组织起来有哪些必要性？

　　温铁军：在农民对土地拥有自主权的前提下，成立合作社可以联合购买生产资料，能减少成本。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央决定减免农业税费后，一些地方职能部门相对弱化，农村的这个公共空间由谁来填补？家族势力、黑恶势力、宗教势力，都可能迅速扩张。如不用良性的农民组织填补，将后患无穷。

　　■翟城合作社运作一年成败得失总结成三句“八字经”

　　记者：我们知道，翟城合作社成立时，您入了1万元“死股”，相当于启动资金。听说有外地农民写信请求您帮助脱贫，您都“照方抓药”：入死股、支持成立合作社。现在一共资助了几个合作社？

　　温铁军：9个，分布在河南、四川、山东等地。100户以上的合作社，我资助1万元；几十户的，资助5000元，总数6万元。其中有写信求助的，也有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培训的学员，回家乡与父老乡亲商量后，决定成立合作社。

　　一般先由他们提出计划，我们乡村建设学院有个班子帮助参谋其合理性。此外，有全国上百所高校参加的大学生支农调查，到这些村里配合宣传、发动工作。我们也派出有合作社经验的农民、工作人员去协助，总之不是完全自发的。成立合作社完全靠自发，难度太大。

　　记者：翟城合作社成立一年了，有没有对办社过程进行经验的梳理？

　　温铁军：最近我们召开了合作社交流研讨会，河南、四川、山东的合作社都来了代表，共70人参加。就谈问题，什么事没办好，找失败的案例，拿出来分析。最后总结出三句“八字经”：联合购销，风险最小；资金互助，制度重要；文化建设，收效最高。

　　■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不知如何与政府打交道

　　记者：问题是什么？

　　温铁军：最大的困难是不知如何与各级政府打交道，如何协调好双方关系；其次，合作社一二百户联合购销生产、生活资料，触及一些私商利益，有的商人利用资本优势打价格战；第三是合作社自身账目开支、管理制度的问题。

　　记者：据我了解，他们面临的似乎是另一种问题，如翟城合作社理事长李志杰讲，缺少主打产品，缺乏能闯市场的人才。

　　温铁军：上项目不是简单的事，村里曾为找项目差点被骗。所以合作社的运作一般都从联合购销开始，既能直接见效，风险又小。

　　记者：但社员们对合作社抱有更大的期望，当年晏阳初有那么高的声望，除了教农民读书识字外，还积极推广高产棉花、小麦种植等，给农民带来了摸得着的收益。

　　温铁军：今天情况已不同，国家对农业的大量投入、对农业科技的支持，都在体制内进行，没在合作社这一块。另外，社员入股每户100元，作用非常有限，不可能产生一夜致富的效果。我们不主张合作社做得很大，也不希望迅速见效。没有主打产品，缺乏闯市场的人才，这正好与中国380万个自然村的基本状况相吻合。翟城合作社刚一年，这是它的发育期，我们要以冷静的态度进行制度建设。否则下一步进行资金互助，制度不完善就会出问题。

　　■一次内部的大矛盾后民主制度建设有了不错的开端

　　记者：合作社内部真的能实行社员民主监督制吗？

　　温铁军：实际上，合作社内部产生过一次大的矛盾。当时派几位理事到保定买农药，但他们在集体购买中顺便捎回了自家那份，省下了批发价和合作社价中的差价。这件事引起社员不满，认为是“以权谋私”。这种情况下，全体社员展开了一场大讨论：这算不算以权谋私？

　　记者：这样看，社员们的确是“较真章儿”了，这在今天很难得。

　　温铁军：后来几位理事提高了认识：作为合作社的干部应奉献不应搞特殊化，并接受了罚款，一场事端平息了。发生问题，由社员们开会讨论解决，民主制度建设有了个不错的开端。

　　在研讨会上，大家还提出“合作社文化”这个概念，强调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就是要增强社员们的幸福感、集体感。大家虽然不太富裕，但可以有花钱买不来的高兴。以文兴农，积极开展文娱活动，创造一个和谐的生产、生活环境。

　　■合作社立法的难点在于牵扯到一些部门的利益

　　记者：最近有报道称，浙江的农民合作社领取了工商执照，获得法人资格。当合作社重新进入公众视野后，很多人关心其法律地位问题。

　　温铁军：由于一些专家的呼吁，合作社立法被纳入本届人大的立法规划，现已出了几稿，请专家们讨论，有望在2006年出台。

　　记者：您认为合作社立法应解决哪些基本问题？

　　温铁军：据我了解，亚洲的日本、韩国等政府都大力支持合作社发展。具体体现在：第一合作社经营免税；第二合作社可经营餐饮、超市乃至金融保险业；第三政府财政支农资金来自全民税收，作为公共品开支不能投给个人，只能投给合作社。总之，全社会都支持合作社的发展，而这些都有相应的法规保障。

　　记者：从目前情况看，合作社立法的难点在什么地方？

　　温铁军：由于历史原因，合作社体系有些“扯皮”，相关部门面对立法都牵涉到一些利益。直白点说，就是免税和财政资助的优惠谁拿走？在我看来，合作社立法要能真正起到缓解资本与农民的对立关系的作用，农民这个弱势群体的代表应参与立法，弱势小农的利益应得到保护。

　　记者：好像美国记者采访您时，对您的直率有些意外？

　　温铁军：是的，他问我：你不担心自己的做法引起麻烦吗？我回答：当你这样做时，第一你必须保证自己没有腐败，第二你要坚信社会正义。

　　■关于合作社的调研曾经向温家宝总理汇报

　　记者：作为“三农问题”专家，您参加过与国家领导人的座谈。在那种情况下，您是否也能直言不讳？

　　温铁军：我可以这样讲：在领导面前，一次都没说过违心话。因为，从过去到现在，领导从来都要求大家反映农村的实际情况。

　　记者：以您的感觉，领导人对农村问题持怎样的态度？

　　温铁军：他们都很谦虚、平和，也比较稳健，想更多地了解情况，更多地发现问题。前些年领导过问“三农”问题时，对很多细节都要问清楚。

　　记者：就是说，没有因为反映了农村问题的严重性而不高兴？

　　温铁军：我所见过的任何一位领导人，都没有因“报忧”而不高兴。他们对专家非常客气，可以说“礼贤下士”。

　　记者：好像您还就乡村建设、合作社和大学生支农活动向温家宝总理作过汇报？

　　温铁军：温总理一再提醒我要认真搞好调查研究。所以，我就在汇报农村问题和对策的时候谈起从基层实验得到的一孔之见，认为应该通过开展乡村建设、成立合作社和大学生下乡支农，自下而上地化解农村矛盾。

　　我一贯遵循“例不十，不足法”的古训，也就是说要有一批不同地区合作社试点经验的支撑，才能够说清楚什么是影响中国农村发展的“真问题”。

　　■编后

　　2005年6月，“大包干”纪念馆在安徽小岗村剪彩，与此同时，河北定州的翟城村合作社也迎来了它的一周年纪念。

　　“大包干”曾为农村经济带来了相当长一个阶段的勃兴，对引领中国农民跨越“温饱线”作出了历史性功绩。20多年过去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分散而封闭的小农经济表现出明显不适，三农问题不断暴露出来，并成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社会稳定的一个结点。如何解开这个慢慢绞紧的“中国结”，成为自上而下都在思考的课题。

　　由社会学家温铁军在河北定州推行的合作社，承续了晏阳初先生于上世纪30年代开展的“定县实验”传统，是带着制度和文化下乡，翟城合作社也表现出“弱者的联合”的特色；而在浙江温岭出现的箬横西瓜合作社，则是农村生产要素的自发重组，是为了应对市场经济风浪而不断壮大的“农业航母”。

　　两种不同“体型”的农村合作社，对应了中国农村的复杂现实：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民迫切需要的是资金、技术和劳动力凝集；在东南沿海，农民则呼唤一种有力的经济结构和一条连接市场的绿色通道。

　　由此不难看出，新兴农村合作社不再是上世纪50年代的简单翻版，也不是无视具体现实的模式化组织方式，而是针对农村现状、呼应农民需求、对应农业生产规模的新事物。当然，我们也不难看到，农村合作社存在不少发展中的弱点与问题，三农问题不可能通过一种方案得到全盘解决。但是，合作社作为一种积极的求解尝试，已在许多地区初步体现出制度活力，它的落地、生根与繁茂，需要政府、社会与公众的共同努力，而酝酿中的关于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法规则让我们看到了对合作社的充分肯定与支持。

(责任编辑：谢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