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3月5日，便宜的糙米到达之后，上海的居民围攻一家商店。

　　1940年3月5日，便宜的糙米到达之后，上海的居民围攻一家商店。

　　战事是在1937年7月7日午夜前不久的黑暗中开始的。

　　按照1901年签署的庚子协定，从1901年开始，日本就已经在华北的北平和天津间屯驻了军队。

　　而那个1937年的夜晚，几乎所有的记载都提到，“这是一个和煦的夏夜，空气中有粮食的香气”，一中队日本军队在距北平15公里的卢沟桥附近举行军事演习。那里是控制所有与中国南方交通的具有战略意义的铁路枢纽所在地。

　　同样驻扎在那里的国民革命军第29军219团3营11连，一位叫申仲明的排长正在听他的士兵唱歌：“日本军阀，国民之敌，为国为民，我辈天职……”此后很多年，无数中国军人唱着类似的歌慷慨赴死。

　　日本人在午夜的时候突然宣称，他们遭到了中国士兵射击，而后在清点人数的时候，他们说自己的一名士兵失踪了。于是，他们要求进入29军驻守的宛平城搜查。中国士兵拒绝后，他们妄图猛攻这座城镇，未能得逞。

　　这就是战争的最初冲突。

　　战前的“黄金十年”

　　在1937年7月7日这一天，对于这场战事的最终来临，蒋介石已经从1931年“9·18”事变的猝不及防变得无比确信。

　　在政治上，1936年的“西安事变”最终使他在口头上答应了抗日；而在经济上，他更加意识到，财政部长宋子文正在使这个庞大的国家迈进金融和税收统一这个环节，而利用重工业和资源管理手段将会使他的政府能够应对未来的战争。

　　从金融和货币政策的统一，进而推动重工业发展，这就是1937年之前的中国经济的明显脉络。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的专家们向本报提供的报告显示，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有些经济政策正在改变落后的中国。

　　韩国学者金正贤说，从经济共同体的观点来看，近代的民族国家就是要形成统一的国家市场，而其中心是货币制造权。

　　在国民政府的统治下，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经济经历了一个曲折的、缓慢的发展过程。经过实施新的财政经济方针，1928年至1930年间，经济水平是上升的。而1931年后，经济状况恶化，经济水平下降。

　　于是，1933年，国民政府财政部发布了《废两改元令》，规定从4月6日起，所有交易，一律使用国民政府新铸造的银币，彻底废除从晚清流通至今的银两。然而，当时全球爆发的经济危机迫使美英放弃金本位制，立法限制白银出口，使并非产银国的中国的金融和经济受到严重打击。

　　为此国民政府再次痛下决心，废除银本位制，于1935年开始发行法币。从此中国经济不再随世界市场银价的变动而波动，中国的经济水平迅速恢复，至1936年达到了民国时期最高的经济水平。

　　但这项货币改革政策的出台，在更大程度上，是为了保证从1927年至1937年的经济政策不会受到货币变化的影响，最终使金融和税收这两个维持政府运转的基本手段能得到贯彻。

　　之前，作为铺垫的国民政府公布的《统税条例》于1928年2月正式实施，它是一种以大宗机制品为课税对象的消费税。此项税收在国民政府的中央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有所上升。从1931年的7.4％到1935年的12.17％，数量上也从1931年的0.53亿元增至1936年的1.17亿元。

　　延续上述思路，南京国民政府在财政经济方面做了如下工作：第一，整理财政，统一财政制度和财政政策，改革税制。第二，发表与各国重订新约的宣言，开展关税自主运动，否定领事裁判权。第三，统一国家货币，限制白银外流。第四，开展国民经济建设运动。

　　一系列财政经济措施，促进了中国基础经济的发展：与英美等国新的关税条约的缔结带来了关税的显著增长，由1927年的1.53亿元增至1934年的3.83亿元，占总收入的41％，比1927年增加了两倍。

　　从1931年到1936年，中国工业年增长率保持在9.3％的水平，10年间兴建了8000公里铁路，超过以前几十年的两倍，现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比20年代翻了一番。

　　经济的发展也使城市化进程加快，到1937年出现了沪、平(京)、津等人口过百万的大型城市，这一切表明，中国已向现代化工业文明迈进，但是由于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打乱了中国的现代化之路。

　　历史学家罗荣渠估计，日本的侵略至少使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延误了20年时间。

　　此时，日本正竭力阻止国民政府形成作为近代民族国家所必须具备的统一货币体系。早在1932年6月，在伪满洲国成立中央银行并成功进行货币整理后，日本就企图在华北成立第二伪满洲国，形成日满华经济区域，从而把华北纳入日元区。

　　而1937年之前的中国，正在延续着“实业救国”的思绪当中。1932年，国民政府实业部制定四年计划，至1936年，将该项计划延续成资源委员会重工业建设的三年计划，此后1937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又决定了经济建设五年计划，这些计划的目标重点是推动国家资本工矿事业的建设和发展。

　　按照《剑桥中华民国史》的说法，1927年到1937年，是一个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十年。

　　与此同时，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在陕西边区进行着“大生产”运动，这场运动至少保证了该地区平民的自给自足。而毛泽东所推行的农民路线，最终使他解决了更大的问题——工业、农业以及其他资本在一个庞大的社会体系中如何排除外部压力，实现共存而且改变这个国家。

　　战时经济重创标志：“上海陷落”

　　战争在1937年7月8日之后终于全面展开。

　　战争的重心从北京转移到了上海。彼时的上海，已经有了一个至今仍被提起的名字：“东方威尼斯”。

　　到20世纪30年代，上海已经发展为集航运、外贸、金融、工业、信息中心为一体的多功能经济中心。据1933年的统计，上海工厂数占当时全国12个大城市工厂总数的36％，资本额占全国12个大城市总数的60％。这些工厂的生产净值占全国总值的66％。其中，外国对上海的投资更加集中：1931年，外国人对上海投资总额达11.1亿美元，占外国在华投资总额的34％。

　　学术界将上海的成功归结为“民国经济政策的典型短期成果”：它受益的既包括民国的金融财政政策，也包括实业政策。一个数据是，民国支撑实业发展的资金90％来源于上海金融界。

　　中国抗战史学会的学者们介绍说，1937年7月至1945年间，资委会预算内投资近12亿元，这些资金在后方各省兴建了一百多家企业。

　　战争开始后的1937年8月9日，四行联合贴放委员会在上海成立，统一核定各类放款。这个机构成立的目的在于支持后方工农业生产，这被视为从经济层面上展开全面抗战的一个明显信号。战后，这项政策的后遗症开始出现，它最终导致大量的国家资本进入产业。

　　那时候，国民政府更看重的是由1935年启动的法币政策导致的抗战格局。国民政府于1937年8月15日公布《非常时期金融稳定法》，封锁储备金的支付，宣布支付期限为无限期。针对日本联银采取外汇掠夺政策引起法币汇率动摇这一情况，国民政府取消了无限制供应外汇的法币发行基本原则，并实施限制汇款及返还的法令。

　　金融政策的强制执行最终使国民政府获得了部分可以用来抵抗的资本。

　　上海的战事从8月13日开始，很快结束。此后一年，民国经济政策辐射到的重点城市几乎全线陷落。至此，民国经济政策几乎无法实施。

　　战时政策：工业重心

　　西迁南京于1937年12月13日被攻破。在南京的十年间，蒋介石曾特别注重武装力量的现代化。但直到1935年，为了发展重工业才成立了国家资源委员会，该委员会于1936年开始一项发展工业的五年计划，总投资为27120万元，从1936年开始，用五年时间建立冶金、燃料、机械、电器、化工等30余家工厂，使国防必需的战略物资基本做到自给。

　　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五年计划实际上只执行了三年，从1936年7月到1939年3月，国库只投资了2820万元，原计划的30余个工厂，实际动工的有21个，真正完成的只有3个。这些工厂由于在战争期间不断内迁，也没有发挥其战略作用。

　　与共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于1937年9月终于形成，民国政府的领导结构全部更新。国民政府于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立即把关键性的工业企业搬迁到内地。军事工业，特别是南京、武汉、广东和山西的兵工厂，构成了1937年8月开始的重要工业内迁的主体。这些企业大多是国民党五年计划的产物。

　　一些著名的私营企业家也将工厂迁离日本人的行军路线——1937年8月10日，政府开始拨款给国家资源委员会，以帮助私人企业转移出上海。146家企业以及15000吨的设备，随同2500名工人，从上海转移至武汉。

　　对于上海，这座以“金融中心”而闻名的城市，失去了这个产业基础，它的金融企业面临的是灭顶之灾。事后所统计的，在上海失陷之后，著名的山西银行商人队伍几乎全部覆灭。

　　而当时的武汉，更大的转移正在筹划。它于1938年10月16日陷落。从武汉转移出来的企业最终的目的地是重庆，共有623家私营工厂被搬迁，其中的3／4最后恢复生产。武汉的两家大型钢铁厂，包括汉阳钢厂，是这次转运的主要部分。同时转移的还有42000名技术工人，其中12000人获得政府财政的资助。

　　这些企业的内迁深刻影响了中国西部省份的经济。当时，内地省份是与世隔绝的，但战争最终改变了这一切———在日本人被打跑后，很多企业留在当地，很多工人成了未来的工人阶级的一员。

　　这时，蒋介石的亲密战友汪精卫开始选择另外的道路。汪精卫于1939年5月正式投靠日本，成立了伪国民政府。但仅从地域覆盖上来看，这个时期汪精卫采取的经济措施，更直观地影响着当时中国的经济走向。

　　1943年2月12日，改组后的汪伪全国经济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了《战时经济政策纲领》，企图统一货币发行权，强化中央储备银行，以确保金融对其它经济部门的支配。但是由于汪伪政府实施的是配合日本大东亚战争的卖国政策，其财政赤字愈来愈大。

　　为了弥补赤字，汪伪只好借助于滥发纸币。1943年4月军票停发后，中储券发行量迅速膨胀，至1945年8月，其发行额已达4l，993亿元。通货数量的剧增，引起物价不断上涨，进而刺激通货更加膨胀。这种恶性循环使汪伪经济陷于崩溃的境地。

　　而在边远的陕西，毛泽东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开始了政经一体化试验：建立“三三制”政权，实行减租减息，开展大生产运动和经济文化建设，开展武装斗争。共产党最终获得了成功。

　　战后中国：官僚资本主导经济的覆灭

　　战争于1945年8月14日正式结束。

　　在这场为时八年的战争中，日本侵占了中国2753254平方公里的国土，970余座城市(全国城市为1200个)，沦陷区人口2.57亿(全国人口为4.5亿)。

　　在抗日战争中(1937到1945年)，全国有2100万人被打死打伤，1000余万人被残害致死，直接经济损失达62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亿美元。

　　国民政府在1945年8月声称，它对这个国家的所有大城市、全部工业基地以及估计约为4.5亿人口的3／4以上拥有领导权。

　　蒋介石毫不客气地接受了日本战时在中国的所有投资：据统计，日本在中国企业投资，1930年为8.9亿美元；1936年为16.29亿美元，其中东北为13.24亿美元，关内为3.05亿美元；1944年日本在华投资到达最高峰时总额达到61.63亿美元，其中东北为52.79亿美元，关内为8.84亿美元。国民政府把接收的敌产归为国有，使资本国家化，进一步充实了国家资本的力量。

　　抗战胜利时，国家资本在国内生产领域中已经占据相当优势，而收缴日资归为国有则奠定了最终的基石。从产量计，国家资本控制着全国煤的33％，钢铁的90％，石油和有色金属的100％，电力的67％，水泥的45％，占有纱锭的37％，织布机的60％，当然铁路和银行更是完全掌握，真正形成了国家资本主义。

　　统计显示，1948年上半年国家资本的产业已经占全国产业资本总额的80％以上，而在1936年之前占70％－80％的是外国资本。

　　这时，一个更加危险的局面正在来临：国民政府廉价地置换法币，攫夺民众的财产，这种由货币政策导致的经济不稳定造成对政府的不信任：1948年8月19日的批发物价指数同抗战时期相比，则重庆与上海的物价分别上涨1777倍和13884倍，远远超过抗战时期物价上涨速度。

　　经过八年抗战，共产党确信，通过动员广大基层民众，是完全有可能迎来中国的伟大复兴，而且，这有利于中国在未来世界中的地位。

　　因而，这场战争最终导致中国的对外政策必须面对两种倾向：一方面是和先进工业资本主义国家的合作。这些国家在漫长的战争中，为中国提供了大量的援助，并让掌权者看到，一个先进的工业模式是如何改变局势的；另一方面，由于苏、美两个强国的成长，世界范围内的民主联盟正在消失。

　　无论是哪种情况，中国的相对地位都会受到损害。毛泽东深刻地认识到，这将最终导致由国外扶植的官僚资本出现。他曾在《论联合政府》中明确区分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并指出：旧中国的官僚资本就是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资本。

　　正如毛泽东所确信的，这不是民众需要的中国———因而在后来，他提出的口号就是“打倒三座大山”。

　　学术界公认，国民党治下的1927－1937年，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极盛时期，而在战争中，他们又通过战时体制蜕变成最终的官僚资本主义———这些人，主导了战后经济走势。的确，正是因为对国民党政权的支持，赋予了这个阶级买办或者官僚的特性。

　　学术界认为，战争改变了这一切。这符合日本挑起这场大战的初衷。但日本人之前并没有想到，早在1935年，陕北的窑洞，美国记者斯诺和毛泽东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已经深刻意识到日本在未来战争中的失败命运。在这个名为《论持久战》的小册子里，毛泽东将这场战争分为“防御、相持和反攻”三个部分，并准确预言这个战争的结局——最终，他和共产党赢得了整个中国。

　　而在1937年7月7日的那个夏夜，国民革命军第29军219团3营11连的申仲明排长成为全面抗战开始后第一个牺牲的军官。事后解密的资料证实，他是一名共产党员。

(责任编辑：田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