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以来，“余斌受贿案”成为众多媒体和网络聚焦的一个公共话题。这位被判刑3年、缓刑5年的湖南临湘市副市长，因将收受的“贿款”用于扶贫，而广受民众同情。余斌其人，也因此备受争议。

　　他是一个贪官或是一个特殊环境下的“清官”？他该定罪或者是应该受到认可？这两个对立的判断从来没有像面对余斌这样，显得如此两难。

　　尽管在法律意义上，他确实受贿了，事实摆在那里，当事人“供认不讳”，法律也作出了终审判决，但是，针锋相对的争论却没有停息。并且，这种争论并不只是某种情感对立，而依据同样的法律，专家们也陷入了余斌应该判受贿罪或者无罪的纠缠。

　　没有人会觉得这是余斌个人的事情，没有人会把它当成一个孤例来看待。一个县级市的副市长的罪与非罪，迅速吸引了全国的视线，引起如此广泛的争议。背后的问题是这样的：余斌是中国广大基层干部中的一个，如果以余斌的高度来对中国基层干部的廉洁度和道德水平划线，有多少人在他之上？有多少人在他之下？

　　如果余斌似的干部应该出局或者判刑，有多少人更应该出局或判刑？这恐怕不是一个令人鼓舞的推论。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使余斌案如此令人不能释怀。

　　■本刊记者 何三畏 发自临湘

　　余斌案是地方政治生态的缩影吗？

　　余斌，前湖南省临湘市（县级）副市长。2004年7月9日被“组织谈话”，16日被刑拘，7月29日被批捕。从时间看，在这个阶段，余斌案的效率是比较高的。然后经过一审再审，到2005年7月26日，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了二审判决：余斌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并处没收财产6万元。依法追缴余斌受贿所得9.5万元及10万元非法所得。

　　余斌案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所谓“贿款扶贫”（其实这样概括是不准确的）而因此获得轻判。检方指控他收受贿赂共计人民币22.5万元。法院确认的是9.5万元，其余10万元乃“非法所得”。而余斌举出他共有15万在公务活动中消耗了，其中包括对下级部门和民众个人的扶贫济困。法院认定了其中一部分，余斌因此获得轻判。

　　判决的过程并不顺利。一审判决后，当事人不服，检察机关也“不服”，认为轻判提起抗诉。二审法院经过漫长的再审程序维持了原判。据了解，二审判决书搁置了20多天后才送达，被人解读为有些“迟疑”。

　　余斌自己认为，法院和检察机关对他的案情认识有分歧。“虽然我得罪了人，但还是有些领导相信我是一个清官，认为不应该把我一下彻底搞下去。”

　　余斌不认为他有罪。他只承认他的行为是违法的，但不足以治罪。

　　他一直在体制内申诉他的愿望，愿意见外地的媒体，是二审判决以后。本刊记者看到过他写于去年11月的申诉信，这是一个叫做《我是这样一个“贪官”》的打印稿，收件人姓名的位置留空着虚线，显然是用于寄给多位领导而需要临时填写的。

　　这封信一方面从法律上辩白判决过重，同时也从为官的现实逻辑，说明他做得并不坏，解决了现实问题，特别是不贪。他认为他“收受朋友的礼金用于社会，用于公益事业”不应获罪，他“坚持改革，坚持原则损害了少数人的利益”。“我的亲戚好友也认为我不懂官场‘潜规则’，比福建的黄金高还不如”（当时黄金高的媒体形象还没有变成今天的样子）。

　　信中列举了许多他“破坏官场潜规则”的事实。包括接任教育局长后，把原教育局服务公司每年30万的承包费提高到280万，损害了部分人的利益；做市纪委副书记、监察局长的时候，他的一位亲戚是一个乡长，春节期间，“给时任市委、政府每个领导送了5000元，这件事被我知道了，我硬是从各位领导手里把5000元现金要了回来。”但是，在原信的稿子上，这几行却又被划去了，似乎显出他面对潜规则时内心的犹豫。

　　余斌肯定地说，他没有用公款送过礼，“除非个人之间正常的人情往来”。临湘某领导升迁到上级单位的重要职位去了，据说他“连电话祝贺都没有一个”。为什么？“我认同嘛！”

　　有记者问他，你把“非法所得”用于公务或资助穷人，是不是争取民心，为自己升迁拉票。余斌立即反问，你说下面的人对你好有什么用？我当副市长还不是上面任命的。

　　另外，有关材料说，一个朋友送他钱，是因为他“打牌一直运气不好，输了不少钱”。赌博显然违背有关纪律。但另一方面， “谁敢赢副市长的钱？”他说，“怎么不敢，都是跟在一起工作的人打，输了就输了。”

　　总而言之，余斌到底“会做官”吗？他的弟弟余琦从国有企业出来，长期在深圳等地做生意，也不免往来于当地政界。在余琦的口气里，仿佛他比他哥哥更懂官场，“余斌不会做官”，他说。

　　当记者用同样的问题问余斌，得到的回答是肯定的：“谁说我不会做官，我会做官”！

　　“但你目前已经不是一个官，而是一个罪犯。”

　　他沉吟一下，说，“我太自信了。”

　　余斌在副市长任上只做了1年零8个月。

　　余斌出生在临湘，又在临湘做官，从乡党委书记，市纪委副书记兼监察局长，到教育局长，最后一个职位是副市长。当地很多人认识他。记者随机调查和采访他工作过的单位，没有人说他贪，比较一致的说法是他的工作能力强，解决了不少实际问题。余斌自己对此感到自信，他爱对记者说：你们到我工作过的单位去调查！

　　当然，媒体的调查能力是很有限度的，一般的记者只能采访到普通群众，而群众的眼睛既雪亮也可能片面，应该说更加真实的余斌有待继续发现。

　　而余斌案注定还拖着长长的余响。最近，余斌的形象越来越模糊了。

　　8月12日，市检察院借《检查日报》之笔，曝出余斌扶贫是背后有高人指点。

　　在这篇报道发表的第二天，调查过余斌案的中央电视台记者石扉客在《南方都市报》评论了这篇报道，并呼吁“公平的司法对待、不藏私心的媒体报道”。

　　无论如何，余斌已经成为一个官场符号，在一定意义上是可以脱离具体的语境来讨论的。从这个角度说，即便是出现一种分析认为他是否因为“不会做官”，“不遵守潜规则”而出局，也并不意味着是针对当地政治环境的批评和否定。

　　把官做到“不廉洁也不腐败”

　　太多的东西居于灰色地带了，包括腐败和廉洁，也没有清晰的边界。

　　余斌并不是生活在一个多么特殊的小气候下，他个人也并不特殊，他有一些个性，但他并没有人们所误读的那种反叛。直到他被二审判决后接受记者采访，他也显出一个受过党组织多年训练的干部的原则性。

　　甚至接受“非法所得”用于公务等个人化的处置，也不是他的发明。他说，“我在纪委任职时，遇到干部把受贿的钱用于扶贫的行为，我只是批评，但不处理。心里甚至还会认为这是个好同志。” 因为“大量的矛盾聚集在经济利益上，而要解决问题，必须动用经济手段。”这是一种现实。

　　现在没有发现余斌在纪委任上“动用过这样的经济手段”，余斌解释那是因为纪委没有经济矛盾需要他去化解。但此前此后在其它职位上，他需要钱去摆平矛盾。另外，他认为有的人送的钱也来得太容易，现行的投标方式使工程利润空间太大，悖入悖出，收受他们的“礼金”几乎是取之有道：“尽管有所考虑，但没有挣扎”。

　　法院认定余斌第一次收钱是在2001年6月份。建设项目正在招标的时候，有建筑公司经理送来1万元，希望能够在承接工程上提供帮助。余斌在拒绝了一次后，收下了这笔钱。

　　当时是否有扶贫的主观意图，除了余斌无人知晓。收钱的过程也在黑暗中进行，后来余斌把这笔钱放在了家里或者办公室，没有上交纪委、检察院或者本单位的纪检部门。

　　法院判决书上称，“余收下并答应为其帮忙”。

　　在中标之后，送钱人又分4次送了7.5万元。

　　检察院官员认为：“行贿整个过程已经完成了，钱最后怎样支配是你自己的事情。”

　　然后是他把收来的钱用他的方式散出去。所谓用于公务，就是他出差不去单位报销，管理的部门需要钱拿出一点，其中有600元是资助了贫困者个人。从现有的证据看，他在做教委主任时还在拿他的非法所得向个别财政困难的乡“扶贫”。

　　余斌的妻子已经应某杂志之约，写生活中的余斌。但现在她还在情绪阶段，她严厉地抨击余斌：别的官都是把家建在岳阳，哪有你这样当上副市长就把我从岳阳调回来，还从此星期天也没有了。别人哪个没有私房，你看你住的什么房。你对家里毫无贡献，你没有拿过一分钱回家等等。

　　余斌真的“不爱财”以至于此？“我对钱的态度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不必刻意追求”；弟弟在外地做生意，妻子在银行工作，工资收入超过他的数倍，对于这个大家庭来说，经济状况不错；所有这些，如果都是真的，就能解释他不贪污吗？

　　余斌自己可不认为自己有多么廉洁。他举起手上正在抽着的香烟说，我一个月就一千多块钱，能抽得起这样的烟吗？我坐着公家的车，连修车费都是公家的，吃饭几乎都不要钱，你说这叫廉洁吗？再说我有什么必要贪呢，我要钱做什么用？

　　可是，他为什么要受贿呢？

　　他受贿了，但他坚定地认为自己在官场上算是比较干净的。他一再表示，他根本不知道他有罪，他甚至一点预感都没有，“谈话”之前，组织上在当地已经有过一个月的调查，余斌也知道，但他没有想到是查他的问题。

　　“谈话”开始他也一点不在意。他说，他是把包括“朋友之间的正常往来”通通交待了。而作为一个做过县纪委副书记兼监察局长的人，如果他觉得那些都是犯罪的话，他完全可以不说，“零口供”就什么事也没有，他要说，并且把所有“朋友之间的正常交往”都说了，正是因为觉得没有问题，是向组织交心，表明自己廉洁。

　　余斌对自己的评价是，我不廉洁，但我不贪污。

　　“法律不懂余斌”，

　　还是余斌不懂法

　　从来，“贪污受贿”是一个连读词，就是为了贪污，哪里有“受贿为公”的道理？余斌的悖论超出了人们对官员道德的设定。争议如火如荼。除了网络和大众传媒，《人民日报》在8月4日、8月9日、8月12日各有一篇评论。可见余斌牵动的是全社会的神经。

　　从现实出发，余斌不仅“可以理解”，或者值得“同情地理解”，甚至成了官场的“孤胆英雄”，获得“佐罗”之誉。持如此意见的多是普通网民。他们有“清官情结”，他们听不进法律的道理，他们认可官员的“次道德”。而从法律的角度，也是两个余斌：有人认为他犯罪了，受贿从收受时刻起即已经完成，与后来的用途无关；有人认为他不应该治罪，受贿罪的要件之一是“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而没有证据表明余斌为他人非法谋利。更有人认为，余斌做了那么多年官，才收这么点，简直是个好官。所有的争议在互联网上得到清晰的呈现。

　　但是，所有看法较余斌自己的看法都比较远。他见到本刊记者首先说的就是，他是学法律的，他认为他违法了，没有犯罪。

　　余斌到底犯罪没有，从法律真实的角度，已经有解答了，那就是二审判决。而在“新闻真实”的角度，却经得起一再的争议。

　　从现实政治的角度，可以给余斌找出多种理由的辩护。首先，一个官员可不可以做到不受贿？这需要付出什么代价？他将寸步难行不能行走于官场吗？记者就此求证过余斌，这是个一言难尽的问题！然后是收了，交给纪委，存进廉政账号。可是，余斌是纪委出来的，这轮不到别人去教他。廉政账号以其惊世骇俗的性质，也是世界上最不透明的“公共账号”。

　　再就是余斌似的处置方式，收下来，还能用到“正道”上去——谁知道收多少用了多少，这是一个“良心问题”。而官员也是人，都有自己的正常交往，国家没有规定公务员收受多少礼金应该报告税务机关啊。例如，法院认为余斌的某10万元为“非法所得”，不予量刑定罪，但予以追缴，而余斌认为不是。

　　余斌还有一个悖论是，如果他提供的贿款或礼金用于公务和扶贫的证据都是真实的，应该是15万多，而法庭认定的受贿金额为9.5万，这就成为余斌“私款公用”了。难道余斌这样“仗义疏财”？

　　总之，为什么交给纪委或存进廉政账号不算受贿，或者在某个时刻前做了这样的处理不算犯罪，而余斌似的处置就是犯罪？余斌还有一个自我辩护就是他没有财权，一年只有一万元的报销，还包括汽车的消耗，根本不够。

　　从现实出发和依据法律，仿佛是使用了不同的话语系统，说不到一块去。“现实派”说这样的“好官”不该判；“法律派”说应该治罪，甚至判轻了。这显示了现实与法律的分裂。事实上，我国法律对贪污受贿的判处向现实妥协由来已久并且非常明显。例如，刑法规定贪污受贿10万元以上，情节严重的可以判处死刑，但这个死亡线显然太低，够得着的案例太多，于是在具体的判例中掌握了“涨价的原则”。在余斌案中，同样看得到这样的意味。

　　法律易碎，好官难求。好官情结是注定要落空的。凭什么一个人要把非法收入用于正道？这是靠不住的。对余个人也许值得个别考量，但整个社会的法律秩序却需要尊严。

　　不过，无论官场潜规则之于余斌如何，在中国的环境下，做过官就是一种资源。余斌的案子结束后，好几家外地企业向他发出高薪邀请。余斌的弟弟也认为，他哥哥为人聪明能干，做生意会成功。但余斌还在临湘“守望”。他既无可奈何也保持着克制。即便在目前的处境下，说到最矛盾或者最动情处，也不对特定的官场说过头话，只说他还“有话说”，等到有一天，组织上找他时，他才说。

　　而目前他只是受了法律判决，还没有党纪处理。他还拿着公薪呢。

(责任编辑：单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