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国际关系的转换主要是以战争的方式实现的，世界打了两次大战、一场冷战。进入21世纪，纽约发生了“9•11”事件，爆发了伊拉克战争，这两大事件又使冷战后的国际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悄然形成“一强多元世界”新格局。与此同时，国际经济关系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即：经济全球化受阻，区域经济合作进程加快，中国因素上升，日、欧因素相对下降。世界因中国的繁荣而受益，但中国的和平崛起因打破美日欧主导的世界经济格局和平衡，遭受到日益增强的质疑和责难。
    在这种格局下，如何继续保持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并保证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等政策目标的实现，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目前，世界的GDP为30多万亿美元。我国GDP虽已达到1.4万亿美元，但只占世界GDP的4%。要真正富强起来，还需要争取长时期的和平，作长时期的努力，实行灵活务实的经济政策。所谓“灵活”，就是要根据国际经济走势和国内经济运行先导性指标的变化，对有关经济政策进行适时调整；所谓“务实”，就是以国家利益为核心，在充分考虑中国的基础、实力以及政策调整后的承受力的基础上，对国家经济政策进行适度调整。
    第一，把扩大内需作为今后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抓手。现在美日欧把压制中国经济作为战略的重点，阿根廷、哥伦比亚、墨西哥、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家针对中国的贸易摩擦也开始成为新的热点，我国具有成本优势的纺织品、鞋类、家用电器等产业的出口形势越来越严峻。为应对经济增长高度依赖出口的危险，扩展我们在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中的回旋余地，必须采取果断措施来提振国内消费，开拓国内市场。事实上，我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和发展中国家，在由温饱向小康、进而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各方面的需求潜力十分巨大。我们有必要也有条件把经济发展建立在主要依靠国内市场的基础上。这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项根本性的方针。坚持这个方针，也是主动适应当前国际经济形势发展变化的需要。当然，实现内需的真正扩大还需要一系列政策保障，如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减轻消费类和个人所得税负，发展消费信贷（包括建立个人征信制度）等。短期来看，可通过继续通过控制需求和控制供给结合的办法，进一步防止房地产价格的过快上涨，从而降低人们对房地产价格继续大幅上升的预期，把被住房消费和投资“挤出”的其他消费需求重新释放出来；也可以通过增加政府开支中的消费类开支，如增加公务员工资，对农村和低收入阶层实施转移支付的办法，直接刺激消费需求。另外，由于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消费需求因为农民的低收入而被长期压抑，因此，切实提高农民的收入成为今后一段时期，扩大内需的关键所在。
    第二，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产业政策的重要指针。长期以来，我们主要依靠大规模投资来拉动经济的增长，所需要的技术也主要是依靠从国外引进。随着我国已经进入加入WTO的“后过渡期”，这种增长模式面临的矛盾越来越大。由于过渡期保护措施取消和新一轮谈判进一步开放市场，国内产业面临的挑战和压力加大。特别是关键技术受制于人的部分高新技术产品和关键制造设备、因关税进一步下调和进口配额许可证取消而受到国外低价产品压力的部分农产品和汽车及其零配件产业、产能增长过快而未摆脱粗放经营的钢铁产业、被外国视为反倾销重点的纺织品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等受到的压力更大。而随着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对知识产权的控制，对我们习惯的技术征收高昂专利使用费，对新的技术要么不卖，要么要价奇高，中国拿来主义的技术引进政策已经非常困难了。在这种情况下，单纯依靠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差不多走到了尽头，如何依靠自主创新推动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的问题历史性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为此，我们的产业政策要由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全面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今后一段时间制定产业政策的重要指针。特别是要充分发挥产业政策的导向作用，在政策、资金上对具有自主创新潜力的信息技术、新材料和生物技术等战略产业和节能降耗产业予以大力支持。
    第三，把调整经济结构和促进社会公平作为财税政策的基本目标。前几年一度走红的扩张型财政政策既给中国造成了投资过热和通货膨胀压力，也使得消费和投资比例不合理及城乡差距、东西部差距加大等经济结构失衡和分配不公的问题日益凸现。为解决上述问题，有必要及时推行以公共财政取向和税收公平为原则的稳健的财政政策。如，积极推进增值税改革力度，加快向生产型和消费型转型；通过内外资两税并轨，改变中国外贸长期以来的结构性扭曲状况。据了解，国家发改委已经将财税体制改革作为今后改革的重点，要稳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发改委主任马凯指出，今年下半年要继续完善税收体制，统一各类企业税收制度，扩大增值税由生产型改为消费型试点范围，改进个人所得税，逐步实行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扩大资源税的征收范围，适时开征物业税，创造条件逐步统一城乡税制。为了把财税政策用好、用活，国家要密切跟踪有关政策推出后的市场反应，及时总结经验，适时进行微调。
    第四，以美联储对美元的利率调整为参照出其不意地调整人民币利率。近年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过快、内需疲惫，与银行信贷资金的易于获得性以及利率和资金成本过低不无关系。所以，适当调高利率有利于维护国内经济的稳定发展局面。当然，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们考虑加息不能只看国内因素，还要看国际因素，特别是美国。值得注意的是，美联储（FED）已于8月9日将联邦基金利率从3.25%上调至3.5%，达到4年来最高点，并成为2004年6月份以来连续第10次加息。这次加息过后，美国货币政策仍然宽松，加上潜在生产力增长强劲，美联储继续加息的可能性依然很大。美联储的加息行为无疑为我国的利率调整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在这种情况下，适当的提高人民币利率有利于缩小与美元的利差，防止美元游资进来套利。至于何时调整人民币利率、调整幅度多大，还有待我们做进一步深入研究。一个可行的策略是仿照人民币汇率改革的经验，出其不意地宣布调整结果，并小幅提高，分步实施。
    第五，独立自主地把人民币的汇率改革推向深处。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了一条让全球震动的消息：经国务院批准，自7月21日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的重要决策。这次汇率政策调整既是人民币改革的内在需求，也是对国际市场压力的积极回应，充分体现了我国经济政策的务实性和灵活性。遗憾的是，一些国家的政府和行业组织对这次人民币汇率改革并不满足，甚至不惜走到前台要求人民币进一步升值，美国的部分国会议员还借口我国操纵汇率，要求对所有中国产品加征惩罚性关税。对于这些声音我们没有必要过于较真，因为是否进一步调高人民币汇率首先要看我们的国家利益。这次人民币汇率改革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为了减少汇率调整过程中的冲击，需要推进其他配套政策的改革，加快外汇市场的发展，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提供更多的外汇避险工具，减少企业和金融机构因汇率波动可能带来的风险。
    第六，以高超的政治智慧促进对外经贸良性发展。当前，我国对外经贸总体发展态势良好，但其中也存在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如贸易顺差大幅增加、高耗能和资源性产品出口增势较猛、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升温等等。特别是在企业的海外拓展方面，开始遭遇国外政治势力的阻挠。由于美国的政治干预，海尔和中海油先后放弃了在美国的并购计划，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遭遇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挫折。而中海油收购优尼科的计划，由于触及了美国“国家安全”的神经，在美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上的反对声音，甚至要取消或更改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多年来行之有效的程序。在总结这两个收购计划的经验和教训时，我们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事实，这就是面对外国的政治干预，中国政府在促进对外经贸良性发展方面应该有更大的作为。目前来看，政府除了进一步加快制定和完善对外经济合作的总体规划，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制定和完善对外经济合作在金融、保险、外汇、海关、检验检疫等方面的便利化政策和措施以外，还应该积极通过政治、外交方面的努力，为中国企业大规模走出去营造良好的政治环境。一方面，可以通过积极的政府间战略对话，大力宣传中国和平崛起对世界稳定发展的机遇，消除国家间的隔阂与猜忌；另一方面也要通过主动参与国际事务，树立负责人大国的形象。此外，在中国企业海外拓展遇到重大损失时，政府还应该积极斡旋，据理力争，为企业争取尽可能多的合法权益。
    （作者王国进系经济学博士、管理学博士后，本文原载《上海证券报》2005年8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