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着五千年的深厚文化底蕴，我们的文化市场却充斥着美国大片、日本动画、韩国电视剧，许多传统民间文化一再沦为被抢救的对象。不仅经济可以亡国，文化同样可以亡国。

　　来源/中国工商杂志

　　——关于浙江文化产业发展情况的调查

　　文/陈建萍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日益加深的今天，人们越发感到，企业竞争的最高境界是文化竞争。6月21～30日，全国政协无党派人士32名委员在浙江展开了为期10天的“文化产业发展情况”视察活动。之所以选择浙江，缘于它是我国仅有的两个文化体制改革综合试点省份之一。一路行来，委员们深刻感受到文化活动与经济发展的密不可分，也实际体会到中共十六大做出发展文化产业决策的深远意义。

　　产业之路为文化找到出口

　　文化产业是个新兴产业，其概念的提出不足十年光景。直到2003年国家统计局牵头成立文化产业统计研究课题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并于今年下发《文化及相关产业指标体系框架》文件，原来一直混淆不清的文化产业内涵才最终明确。据悉，我国文化产业的分布结构大体如下：一是核心文化产业，主要包括文化艺术、广播影视、新闻出版三大门类，属于我国传统意义上的文化产业；二是改革开放后新兴的文化产业，如网络文化、休闲娱乐、文化旅游、广告及会展等“外围层”文化产业，其从业人员已超出传统文化产业近1倍，创造的价值已接近传统文化产业；三是从事文化用品、设备及相关文化产品生产、销售的“相关层”文化产业，其发展规模在整个文化产业中占据了一半。

　　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文化产业堪称可怜。据文化部提供的资料显示，美国的文化娱乐业年收入4000亿美元，占GDP的五分之一，为美国第二大产业。日本2001年度文化产业总值约100万亿日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8.3%，成为仅次于制造业的第二大支柱产业。而据国家统计局测算，截至2003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有从业人员1274万人，占城镇从业人员的5.0%；实现增加值3577亿元，占GDP的3.1%。

　　随团视察的文化部官员指出，我国文化产业还处于培育发展的初级阶段，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还很小；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很大，就业人数偏低，市场机制不完善，发展速度和效益都需要有一个较大的提高。

　　视察团副团长中有著名美学家、全国政协常委叶朗，他是国内最早提出文化产业的学者之一。从一个著述丰厚的学人变身为文化产业的积极鼓吹者，叶朗先生有着长期和深刻的思考。

　　众所周知，文化产业是公认的未来最具爆发力的朝阳产业，是各国都在不惜血本争夺的市场。目前，在世界最发达国家的GDP中，80％以上来源于服务业，其中以知识和信息为基础的文化产业及相关的服务业扮演了主要角色。另一组数字是，全世界的文化产品中，欧美在世界上占有量达到86％以上，而发展中国家文化产品的占有量却只有百分之几。叶朗说，文化方面发展的极大不平衡和它的经济发展强势有很大关系，文化产业的发达并不表示西方文化本身就很强大，而是他们把文化“产业化”，是立足于经济之上。

　　我国发展文化产业潜力巨大。据悉，近两年我国城乡居民文化消费总量（包括娱乐、教育、文化消费）将增长到7000亿元以上。巨大的文化消费潜在市场引起国际文化产业巨头的关注，他们把进入中国市场作为其重要战略目标，加紧推销其文化产品。叶朗指出，为防止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出现美国文化（美国的价值观、审美观）一统天下的局面，构筑国家文化安全体系具有必要性，而发展文化产业乃是构筑国家文化安全体系的一个重要环节。

　　叶朗并不主张对一切文化产业化，他发起过对于昆曲的保护，并提出“对经典的扶持就是要保持经典的品位。这不应该靠市场，而要靠国家。”但在文化具有越来越大经济价值的今天，文化单位亟待形成“造血机制”。“只有在发展文化艺术等精神产品方面采取产业化和市场化的途径，才能加大传播我国民族优秀文化的力度，才能在国际文化产业中占有和我们泱泱大国相称的地位。”他说。

　　文化产业成为民企最后晚餐

　　随着国家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文化产业，民营资本逐渐成为我国发展文化产业不可缺少的力量。在民营经济大省浙江，委员们更是看到了民间资本在文化产业各个门类都有所突破。国内第一家民营企业控股国有电影院，第一家民营影视拍摄基地，第一家国有出版集团引进社会资本实现产权多元化……民资所到之地，带去的不仅是资金，更对当前文化体制中积习已久的弊端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时至今日，还有些人对文化进入市场存在种种顾虑。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只讲文化事业，不讲文化产业。而现在我们所讲的文化建设，既包括公益性的文化事业又包括经营性的文化产业。现实情况是，一方面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时，人们的文化消费能力不断增强；另一方面，政府财力有限，如果完全依靠国家财政办文化，不可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气象局研究员徐一鸣指出，只有在全面繁荣文化事业的同时，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才能真正增强我国文化的总体实力。

　　在视察团走过的5个城市中，不仅有争奇斗妍的杭州动画世界、宁波的百里文化长廊，还有气势恢宏的横店影视基地、投资10亿的台州市体育中心。这些成果的取得受益于政府通过政策引导和投资机制的构建，吸引更广泛的社会资金投入文化产业。譬如，耗费近亿的宁波游泳健身中心以公开招标形式，将经营管理权委托给美国西格集团，每年以100万元为基数、年递增15%上缴管理费；原来政府每年需补贴上百万，现在则可坐收百万以上。

　　于是，老百姓看到了停演近20年的地方剧台州乱弹；听到了企业无偿赞助举办的“利时之约”百场音乐会；作为全国岛屿最多的省份，海岛居民也由于民间职业剧团的出现不时感受文化的魅力。于是，政府可以从原来大包大揽办文化的困境中抽身出来，集中财力对属于公益性文化如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等加大投入。据介绍，浙江博物馆2004年元旦起在全国省级博物馆中率先向社会公众常年免费开放，当年参观人数就达到105万人次，而此前的两年观众人数总和才20万人次。

　　有资料显示，美国400家最富有的公司有72家是文化企业。纵观我国文化市场，至今还没有形成大型的、有一定规模的文化产业企业。目前形成的文化产业集团都是受到行政保护的，以垄断性资源为投资资本，是区域化、部门化的集团，资金、人才和市场的运作水平都比较低。在今后的国际化竞争中，我们将面临巨大的挑战。

　　有专家指出，从历史看，我国文化产业的理论研讨的起步与欧洲、日本、韩国相比并不晚。欧洲、日本和韩国90年代中期先后致力于发展文化产业。1995年，日本文化政策推进会议在其重要报告《新文化立国：关于振兴文化的几个重要策略》中，确立了日本在未来21世纪的文化立国方略。其后，韩国也提出，知识密集型和高附加值的文化产业是最适合韩国的产业；政府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政策，将文化产业培育成21世纪在韩国经济中起先导作用的国家基干产业。

　　先知先觉的浙江民企非常看好文化产业的巨大潜力，广厦集团董事局主席楼忠福感慨“做什么都比不上做文化”，“文化产业是我们最后的晚餐！”其下属的浙江广厦文化传媒集团斥资十多亿元与浙江广电集团等签订经营性资产重组合作意向书，将联合发展影视业、印刷业、演艺业。然而，由于受限于我们长期把许多文化的经营部门当作事业单位来看待，既没有采取合理的市场化战略，也没有引进竞争机制，一些文化领域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有些从事文化产业的人依然存在着吃大锅饭的思想。民间资本进入文化领域的渠道并不畅通。

　　此外，人才的严重匮乏也是阻碍文化产业集团化发展的瓶颈。视察团副团长、全国政协常委甘子钊指出，只有实施人才兴文战略，建立一支有文化、懂经济、会管理的文化产业人才队伍，才能迎来文化产业发展的春天。同时，委员们欣喜地看到，杭州市安排了专项经费，建立文化人才库，建设人才公寓，对引进高层次特殊人才给予特殊政策，使杭州不仅成为创业者的天堂，更成为文化人的天堂。

　　政府嬗变：从管脚下到管天下

　　从去年开始，杭州在全国率先推行“公益文化产品政府采购制”，学生只要花上几元钱就可以听上高品位的音乐会，市民不花钱就能在自家门口欣赏上滑稽戏。喊了多年政府要从“办文化”向“管文化”、“小文化”向“大文化”、“管脚下”向“管天下”的转变，正在浙江省一步步变成现实。

　　发展文化产业归根结底是要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目前发展文化产业的最大障碍，是文化管理体制的不顺。比如，在文化产业发展上，文化、广电、体育、工商、计划等部门都是“婆婆”，又都职责不尽清楚，造成政策不一，管理多头。

　　作为文化体制改革综合试点省份，浙江省全面推行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先行一步的杭州市是目前全国惟一一个将文化、广电和新闻出版三局合并的副省级城市。由文化、广电、新闻出版三局合并组建而成的杭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今年１月刚刚成立，其下属的行政执法总队也统一了原来各自为政的３个执法机构的力量。

　　全国政协委员、文化部原副部长艾青春认为，政府还要发挥政策杠杆作用，引导社会资金进入文化事业，尝试“公益文化社会办”的路子。宁波市对于公益性的群文团队出台了“群众点团点剧目，政府服务采购，群众享受”的“万场电影千场戏”运作模式。业内人士评价说，“以前的公益性演出活动，全由政府拨款，花的钱不少，可总也突破不了‘经费紧张、事业难办、水平难上’的困境。现在政府采购公益性文化项目，可实现群众、文化团体、企业‘三赢’局面。”湖州市将排定的全年文化活动项目通过媒体公示向企业推介，在首次公益性文化项目签约仪式上，万场电影下农村、中外经典声乐作品音乐会等12个文化项目分别由8家企业签下。温州市推出的中国民间艺术精品博览会等52个公益文化项目，在当地企业中反响强烈，有的企业还特意提前上门来“预订”。

　　全国政协委员、交通部公路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张元方指出，文化产业像其他产业一样，在发展过程中，不能仅凭市场调节，必须有职能部门的管理和引导。政府要做的就是充分发挥政策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职能，积极探索以市场化运作方式发展文化产业的途径，营造有利于文化产业发展的人文环境、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

　　在宁波市的视察中，委员们看到，他们不仅编制了《宁波市文化建设“四个一批”规划》、《宁波市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和《宁波市旅游发展规划》，还着手编制《宁波市域大型文化场馆统一布局专项规划》、《宁波市竞技体育设施专项规划》。如此详尽的文化产业建设指导，避免了时常出现的一哄而上、重复建设的弊端。

　　文化产业现已成为社会各个方面关注的热点，许多地方把发展文化产业纳入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专家提醒，如果缺乏具有各自城市鲜明特征的产业定位，往往会引起区域性文化产业同质化竞争，不利于国内文化产业健康有序发展和应对国外文化企业的激烈竞争。全国政协人资环委副主任、全国政协常委张洽指出，必须根据经济发展的不同水准和地区文化资源的差异，制订不同的文化产业规划；还应根据各个历史时期的经济社会因素，制订中长期规划和近期计划；并在制订发展规划的基础上提出具体的行动方案和工作安排。

　　视察团成员还提出，支持文化产业发展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还要从财政、税务、信贷、土地等各方面加大对文化产业的扶持力度。譬如，杭州市建立了3000万元的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以资助、贴息等方式对文化产业单位和项目加以扶持。在杭州国家动画产业基地，滨江区财政对在中央台播出的二维动画片给予每分钟1000元奖励，该区很快涌现出几十家民营动漫游戏企业。视察团建议尽快建立国家级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重点扶持发展具有示范性、导向性的文化产业项目，不断提升我国文化产业的科技含量和国际竞争力。

　　转型之痛：呼唤社会公平

　　7月6日，北京气温再次高达38℃，与滚滚热浪一同扑面的是全国政协十届十次常委会上关于社会公平的讨论。此次常委会开设了4个专题，社会公平专题集聚了130名委员。穿梭于两个小组会场聆听发言，记者感受到委员们居安思危的凝重和踊跃献策的激情。

　　社会不公成为当前挑战

　　一般而言，社会公平主要体现在社保、教育和卫生领域。社会不公成为与会委员讨论最热烈的话题之一。

　　“有人说过，教育是穷人除造反外惟一翻身的途径。现在，教育不平衡已经超过经济不平衡。”长期关注教育问题的苏州市副市长朱永新常委扔出了“重磅炮弹”。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任玉岭走访了不少欠发达地区的学校，“有的教室竟连一块玻璃都没有。有的学校虽然可以让学生寄宿，但23个人挤在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房间里，睡在一个通铺上。”全国政协常委、致公党中央吴明熹则痛心地说，“‘不上学永远穷，上了学马上穷’成为许多贫困家庭境地的真实写照。”

　　“许多群众反映，‘头痛感冒，一年收入全花掉’，‘救护车一响，一头猪白养’。致使很多群众‘小病拖，大病挨，重病才往医院抬’。‘长病吃药’被群众喻为压在头上的‘新三座大山’之一，不少农村群众因病致贫。”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李赣骝用“顺口溜”表达了群众对“看病难”、“看病贵”的不满。据卫生部第三次卫生服务调查，目前50%以上的城市人口、87%以上的农村人口无任何医疗保障；在农村，约 40～60%的人因病致贫、返贫，中西部地区因无钱治病而死亡的比例高达60～80%。

　　两年深入革命老区30多个县、30多个乡、30多个村和上百户贫困农民家庭调查研究的李永海委员在发言中提到，“一些革命老区的百姓伤心地说，‘革命战争年代我们献人头，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献木头，现在我们吃苦头，将来我们没盼头。’”被喻为社会安全网和减震器的社会保障体系也是漏洞重重。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李奇生常委告诉记者，譬如社会保险存在“不该保的病保了，该保的病没保”的矛盾，面临“效益好的单位不愿参加，困难企业又参加不进去”的尴尬，无法体现大数法则下的保障功能。

　　据世行分析，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之大已超过东亚与东欧各国，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在短短15年内收入差距扩大得如此之快。委员们表示，我国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在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贫富悬殊、城乡差距、两极分化、利益冲突、社会不公等，这是摆在我们面前最急迫和最突出的挑战。

　　分配不公导致社会不公

　　委员们在讨论中认为，造成我国现阶段存在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既有劳动者个人的因素，也有体制和政策方面的原因，但总的看，主要是分配不公造成的。

　　石油工人出身的陕西省政协原主席安启元常委直言不讳：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拉越大，一些电力、电信业、航空运输业等靠了垄断经营的优势，获取比其他行业平均工资高得多的收入。从历史同期看，行业间平均劳动报酬最高与最低之比2004年同期已达到4.25倍，这还不包括工资外的福利收入。

　　通常所说的分配不公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个是指居民间货币收入和实物收入上的差异；另一个是指人们心理感受上的分配不公，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当前存在的公款吃喝、权钱交易等权利消费行为的不满。如我国公款吃喝一年要花2000亿元以上，公车消费一年1000亿元，公费旅游300亿美元，这也是现阶段我国贫富差距拉大之所以引起人们如此关注的主要渊源。

　　还有一系列数字让人感到无奈。以基本可比的社会保障、教育、卫生三项社会发展为例，三项合计占GDP的比例，我国2003年为7%左右，远低于美、法的16%和30%，甚至低于伊朗、南非等国。同时，这一较少投入在配置上又不合理。权力与财富向城市集中，农民在就业、教育、社保等方面成为二元结构的牺牲者。

　　党中央和国务院并非不重视社会公平问题，近些年采取了清欠农民工工资、粮食直补、减免农业税等举措。全国政协常委、农工民主党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委彭钊指出，我国贫富差距拉大与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体制转轨期密切相关。由于处身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时期，新体制的完善特别是分配制度的完善还需要一个过程，难免出现一定的贫富差距。委员们同时提醒，当代中国社会的分配不公，比任何东西都更容易失掉人心。中国社会的公平诉求已经到了不容忽视的时刻。

　　没有社会公平就没有和谐社会

　　社会公平，就是在平等的规则下，人人享有同等的机遇和权利，以达到最终资源分配上的公平。委员们指出，经济发展决不能以牺牲社会公平为代价。不过，强调社会公平，只能保证机会均等；而不能强调收入均等，收入的差距只能依靠国民收入再次分配去解决。

　　吴明熹常委提出，要将维护教育公平确立为国家教育政策的基本价值取向。在义务教育阶段，牢牢树立公平优先效率的观念；在非义务教育阶段，坚持公平和效率并重的方针。同时，增加国家财政对教育的投入，加大调整教育资源内部分配、城乡分配、区域分配、校际分配的力度；逐步调整各级政府对义务教育经费负担的比例，建立由中央、省、地、县四级对教育经费的保障供给机制。

　　李奇生常委表示，由于社会保障改革之初主要是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配套措施，没有把终极目标定位在为全社会劳动者提供保障上；时至今日，必须对其重新审视，努力实现“应保尽保”，养老、医疗和工伤保险应列入优先实现全覆盖的项目。另外，全国有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城镇低保人口、鳏寡孤独等三类贫困人口5250万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4%左右。湖北省政协副主席胡永继提出，要对“不救不活”的所有城乡对象实行救助；进一步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救助的投入力度，逐步从单纯的生活救助拓展到就医、就学、司法等方面的配套救助，这是加快发展、解决贫困问题的治本之策。

　　李赣骝常委则对加快卫生体制改革提出建议：要加快医药分开改革的步伐；要改变现有按行政管辖设置医院的计划经济办院模式，组织实施区域卫生规划，重新整合医疗资源；要改革医院投融资体制，多渠道筹措办院经费，抑制医疗市场的垄断，多层次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医疗卫生需求。“这是解决医疗卫生系统存在问题的关键和治本措施。”他说。

　　没有社会公正，社会和谐就无从谈起。委员们纷纷指出，我们仍然要高度重视效率，同时要把公平放在突出的位置；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依法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稳步前进。

　　厉以宁：求解低收入群体增收

　　7月6日上午，当主持人宣布社会公平专题第二小组讨论开始时，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名誉副主席厉以宁第一个抢先报名。他告诉记者，身为贵州毕节实验区第四届专家组组长，关心低收入群体增加收入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农民增收：体制、科技两件宝

　　怎样才能使低收入农民增加收入呢？厉以宁断言，减轻农民负担是必要的，但在政府采取的各项措施中，农业中体制创新和技术创新无疑是影响面广、涉及的人数多和成效持久的措施。

　　厉以宁说，沿海省份和内地出现了农民自愿建立的新的合作组织，它们或者称做专业协会、专业合作社，或者称做公司、经济联合体。这种新生事物之所以受到农民广泛欢迎，源于它可带来三大好处。一是随着“公司+农户”产业化经营形式的普及，农民在与农业龙头企业打交道时处于弱势地位，容易受到打白条、卡等级等不公正待遇，农民于是自发联合起来，以利于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二是经受市场经济熏陶的农民不仅要分享生产领域的收益，还希望分享流通领域的利润，不少专业协会拥有自己的车队、仓库、营销员等。三是有成为技术创新成果进入农村的中介组织，一些新品种、新技术通过各式专业协会得到普遍推广。厉以宁说，专业协会的出现是体制创新的产物，浙江一些地方出现用股份制形式修建农田水利设施，也与体制创新不可分割。

　　厉以宁还说，山东实行的科技特派员制度效果非常好。它不同于“科技下乡”的地方是，科技人员同农民组成利益共同体，不仅农民在采用科技创新成果之后可以大幅度提高收入，而且科技人员的收入也能迅速上升，真正实现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我们要鼓励科技人员下到农村，发挥他们的专长。”厉以宁呼吁。

　　市民增收：救助、学习两不误

　　怎样增加城镇低收入者的收入？厉以宁说，首先要了解为什么这些人不易摆脱低收入的困境。大体有三个原因：一是缺少就业机会；二是缺少适应就业岗位的能力；三是即使就业了，但由于能力有限，无法取得较多的收入。

　　厉以宁认为，城镇的社区服务、环境保护、环境卫生、园林建设等可以吸引较多的就业人员，在这方面应采取更灵活的方式管理。

　　他举例说，广西将下岗职工吸纳到环保、园林、环卫等单位，赢来了三方叫好。一是就业人满意：既有财政拨付的最低生活保障费，又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新的就业岗位，收入还增加了一倍，年轻人找对象也不再犯愁。二是就业单位满意：只需花原来一半的工资就可聘请到踏实肯干的员工。三是广大居民满意：草绿了，树多了，城市环境美化了，生活质量也提高了。

　　厉以宁同时提醒：人力资本是一个人能否就业的条件；而人力资本存量则是就业以后能否被提升或者能否更换工作岗位，取得较多收入的条件。就业前，政府应当对低收入者进行技术培训，就业后低收入者应继续学习并为自行创业准备条件；只有终身学习，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

　　最后，针对近期社会讨论热烈的最高收入与最低收入相差倍数问题，厉以宁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们不能光看数字，更要注重收入分配的结构问题。”他说，收入分配有三种不同模式：金字塔型、橄榄型和哑铃型，三种模式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不一样。美国、西欧等发达国家多是橄榄型，即中间阶层大。这种类型的社会结构即使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相差倍数很大，也不易引发社会动荡。而其余两种收入分配模式，则易导致社会不稳定。“所以，我们更应该讨论的是如何扩大中间阶层，而不是局限于贫富差距。”厉以宁如此强调。

　　萧灼基：构建和谐社会要调整五大关系

　　素有“萧股市”之称的全国政协常委萧灼基开始研究社会分配问题，今年“两会”他提交了《提高低收入者收入 逐步缩小收入差距》大会发言，此次常委会他则提交了《改变畸轻畸重状况 协调经济与社会发展》大会发言。不过，身为著名经济学家，他的着眼点仍是经济，“一些重要关系存在着畸轻畸重的现象，这种情况不但影响社会稳定，而且影响经济增长的后劲”。

　　经济学家总爱用数字说话，萧灼基也不例外，“从1979～2004年我国年均GDP增长9.4%，但是在GDP增长的同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了。反映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从1982年的0.28上升到2003年的0.45，已超过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萧灼基承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有合理的因素；但还有大量的不合理因素，例如行业垄断、非规范竞争、走私贩毒以及权钱交易等。他认为，“在缩小收入差距中，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是最关键的措施。政府财政要向弱势群体倾斜，向农民倾斜，向低收入者倾斜。”

　　我国作为一个资本不足的国家，改革开放以来，对于资本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十分重视，无论对外国资本或本国非公经济，都给予一系列优惠条件。另一方面，我国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却在下降，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已从15%下降至12%。去年珠三角出现的“民工荒”主要是工资过低，而资本回报率较高，由此引发劳资纠纷日益增多。萧灼基提出，要认真研究劳动要素的报酬标准，研究劳动要素与资本要素的收益比例，提高职工平均工资水平。如此还可提高消费率，推动内需。

　　与政府大量投资土地、厂房、道路、设备、能源、材料等物质基础相比，我国人力资本投资相对不足。萧灼基说，人力资本投资所形成的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更需加以重视。以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支出为例，目前发达国家教育经费平均占GDP6.2%，发展中国家平均为4%，而我国一般在3%左右。萧灼基建议，政府要加大教育经费支出，要鼓励企业投入，要动员各种社会力量加大教育投入。

　　SARS让中国政府惊觉公共卫生领域的欠账，萧灼基由此也罗列了翔实的数据。我国公共卫生经费投入长期只占GDP0.4%～0.5%之间，最高年份仅占0.9%。卫生经费增长率低于GDP增长率，而且城乡分配很不公平。据统计，城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40%，而医疗卫生资源却占全国80%。每年城乡居民因病、损伤和早亡造成的经济损失，相当于GDP的8.2%；因病和损伤所消耗的医疗费相当于GDP的6.4%。萧灼基说，我们仍需完善城市公共设施，改善投资环境；同时，国家也需在收入增加的基础上加大公共卫生支出。建议卫生经费增长率快于GDP增长率，让人人都享有初级卫生保健。

　　在看到我国扶贫工作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萧灼基不忘提醒，我国当前贫困情况还相当严重。如果按照我国现行的贫困标准，农村仍有贫困人口2610万人，城镇仍有低保人口2200万人。如果按照联合国标准，每人每天收入低于1美元即为赤贫，则我国赤贫的数量达到2.1亿人。萧灼基说，“我们需要雪中送炭的人员很多，有限的资源不应该本末倒置用于锦上添花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而应该用于急需的扶贫工程。这才是坚持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

(责任编辑：李淑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