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李佐军博士

　　《商务周刊》：目前的重化工业发展似乎与此轮经济过热关系深刻，您怎么看这两者之间的联系？

　　李佐军：事实上，当前我们一系列宏观经济的现象都跟我们进入重化工业阶段直接相关。这里有几个现象：第一，GDP的增长比较快，这与我们进入重化工业阶段有非常直接的关系。因为重化工业基本上都是投资比较大、对GDP的贡献比较大的一些行业。一般重化工业大发展，整个GDP就抬起来了，这是有数据支撑的；

　　第二，我们现在出现了非常明显的投资增长和消费增长不同步，整个国民经济出现的这个不协调现象也与我们进入重化工业阶段有关。重化工业往往投资大，投资周期也比较长，很多重化工业产品不是最终的消费品，所以它造成了投资增长快，但消费增长相对比较缓慢；

　　第三，就业增长和GDP的增长不同步。现在GDP增长得很快，但就业形势很严峻，这也与重化工业阶段有关，因为重化工业很多是资金和技术密集型的，而非劳动密集型的；

　　第四，煤电油运的紧张局面，也与进入重化工业阶段有关。因为重化工业的大发展，对煤电油运需求大，造成一些紧张局面。

　　第五，当前农民的劳动力转移遇到了一些障碍。原先比较轻的制造业，如轻纺工业，相对来说要求的就业素质较低，农民找工作容易。现在重化工业技术含量较高，需要有一定技能的蓝领工人，农民工的供给与需求出现了矛盾。

　　《商务周刊》：为什么近年来会出现重化工业的快速发展？

　　李佐军：首先我们先理解一下什么叫重化工业。重化工业按照一般的理解，学术上称资本品工业，我们以前的老说法叫生产资料工业，一般包括机械、冶金、电力、石化和建材等行业，像汽车就是机械行业中一个很具体的行业，包括在重化工业里头。

　　我认为，重化工业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的特定历史阶段是必要的。有这么几方面的原因是必须要强调的。

　　首先是消费结构升级。为什么要发展重化工业？因为消费的需求，尤其是中国消费结构升级到现在这样一个阶段，就产生了对钢铁、汽车这些重化工业产品的需求；

　　第二，中国正在大规模推进城市化和基础设施建设，它们对重化工业的产品产生了巨大的需求；

　　第三个方面就是产业发展的需求。例如，从产业角度来说，轻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特别是消费品工业、生活资料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需要制造生产消费品工业的机械、生产资料，也就是需要装备制造业的大发展，而装备制造业一般属于重化工业。同样，农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农业机械化、现代化，也是需要重化工业来给它提供装备。服务业也是。像餐饮这样的生活性服务业，金融、物流、信息这样的生产性现代服务业发展，很大程度上也是建立在制造业、重化工业发展的基础之上。

　　更直接地讲，重化工业发展了，对现代服务业产生大的需求，才能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所以说，轻工业、农业、服务业，尤其是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和重化工业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

　　重化工业阶段不可逾越

　　《商务周刊》：您是如何做出中国进入重化工业阶段这么一个判断？判断的依据是什么？

　　李佐军：根据我个人的研究，主要是基于三个方面做出这个判断。一个依据是对英国、美国、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这些已经实现工业化国家的历史的研究，发现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它们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都经历了一个重化工业快速发展的时期，比重提高，速度加快，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增加。这是做了一个历史分析。

　　另一方面的依据是对2000年以来中国的经济结构尤其是工业内部结构的研究，包括重工业与轻工业之间的关系，其发展速度和比重，从重工业、轻工业在整个工业中和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变化，发现最近三四年来，我们重工业的比重在不断提高，速度在加快，这是一个现实的正在发生的趋势。

　　第三个方面的依据是从理论的角度。很多的经济学家研究指出，在工业化的一定阶段，至少在工业部门内部，刚开始轻工业发展比较快，后来逐步到重工业的比例提高。在工业化完成后期阶段之后，服务业确实逐步取得优势地位，但在那个过程之前，就工业内部来说，重工业相对于轻工业，有比重不断上升这样一个趋势。

　　而针对中国的情况，我认为中国已经进入重化工业阶段，我提出了七大理由。

　　首先，中国的工业化已经进入中后期阶段，即进入重化工业（或资本品工业）比重不断上升的阶段。霍夫曼（1931）、张培刚（1949）、盐谷佑一（1956）、钱纳里（1960）、钱纳里和泰勒（1968）等人根据先行工业化国家的历史经验所进行的实证分析，都支持这一判断。至于为什么会呈现上述趋势，撒克（1985）等人对此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重化工业比重上升的动力来自于消费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等。我国目前的人均GDP已超过1000美元。根据钱纳里（1975）模型，我国的工业化开始进入中后期阶段；

　　其次，我国的消费结构正在升级，部分居民已进入“大额消费阶段”，对重化工业产品产生了巨大需求。虽然我国人均收入仍处于较低水平，但由于我国不同区域和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较大，其中收入较高的地区和群体已开始进入“大额消费阶段”，开始大规模消费万元级和10万元级的耐用消费品如汽车、住房等。而汽车是直接的重化工业产品，住房是由钢铁、建材等重化工业产品建成的；

　　再次，中国正在迈向世界制造业中心，为重化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支持。制造业有相当一部分为重化工业，因此向世界制造业中心迈进的过程也就是重化工业大发展的过程。国际产业向中国转移也为重化工业发展提供了支持。加入WTO后，我国重化工业加快了对外开放的步伐，外商投资重化工业越来越多，虽然这会对我国重化工企业形成巨大的竞争压力，但也带动了国家重化工业的发展；

　　第四，市场机制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开始发挥主导作用，民营资本开始进入重化工业，为重化工业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民营企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已逐步积累起了进入重化工业的“门槛资本”，开始进入以前由国有大中型企业一统天下的重化工业。比如李书福的吉利集团投资汽车行业，沈文荣的沙钢集团，刘永行的包头稀铝，以及唐山建龙集团与上海复星集团共同投资宁波钢铁等。与改革开放前重化工业发展靠政府计划强制推动明显不同，这一次重化工业重新大发展，是在市场机制已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开始发挥主导作用的背景下推动的，因而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具有可持续性；

　　第五，城镇化速度明显加快，为重化工业发展提供了空间聚集条件。改革开放后，我国城镇化速度明显加快，尤其1998年以来，全国总人口年均增加923万人，远不及1978—1998年间的年均增加1425.1万人。而1998年以来城镇人口年均增加2151万人，比1978—1998年间年均增加的1218.2万人多了近一倍。城镇化率1998年以来年均上升1.43个百分点，比1978—1998年间年均上升0.77个百分点，也高了近一倍。城镇化速度加快与重化工业重新大发展是相互支持的：一方面重化工业发展为城镇化提供了产业支撑，另一方面城镇化为重化工业发展提供了空间支撑，因为重化工业发展离不开城镇化提供的聚集效益和规模经济。重化工业对专业化分工要求很高，而提高专业化分工水平的一个主要途径是产业聚集，城镇是产业聚集的空间依托，而且只有城镇才能较好地解决重化工业企业的生产服务需求；

　　第六，基础设施建设和新技术革命对重化工业发展也形成了支撑。重化工业所需原材料和能源较多，对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的依赖性较大。过去几年，我国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总共发行了6600亿元的长期建设国债，形成了3.2万多亿元的国债投资规模，建成了一大批交通、能源、通讯、水利等基础设施，为近年和今后一段时期重化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支撑。同时，重化工业大多是技术密集型产业，对技术进步有很强的依赖性。以网络化和信息化为标志的新技术革命正在全世界蓬勃展开，我国基本抓住了这次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机遇，在部分高新技术产业方面已取得了显著进步，这也为重化工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此外，农业生产的进步和粮食问题的基本解决，也为重化工业重新大发展提供了支持。

　　《商务周刊》：在您看来，现在所谈的重化工业发展与上世纪50年代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有何不同？

　　李佐军：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认为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市场基础不同。上世纪50年代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是在当时中国的消费水平还比较低的情况下，消费结构没升级的情况下，通过政府强行推动的。而这一次的重化工业大发展是在我们的人民生活水平已经达到小康水平，尤其一部分地区像沿海大中城市很多的居民消费结构在快速升级，在这么一个基础上出现的重化工业大发展与上世纪50年代没有市场基础的强行推动完全不同；

　　第二，我们现在基本上是市场经济，那个时候是计划经济，这是内部市场环境的不同；

　　第三，开放的环境不同。当时我们是在封闭的环境下发展经济，闭关锁国，现在我们加入WTO，在国际的大市场环境之中，在国际的分工体系之内发展重化工业；

　　第四，技术背景不一样。现在的信息化社会，与20世纪50年代的技术背景相差很远；

　　当然最核心的一点还是需求不一样，目前是有市场需求的，既然是有市场需求支撑的，那就有内在的必然性，它是可以持续的。而20世纪50年代的重工业优先是政府强力推动的，主要是在工业内部自我循环的，它是不能持续的。而这也是后来为什么1980年代我们进行大调整、强力发展轻工业和发展农业的原因所在。

　　重化工业发展带来的挑战

　　《商务周刊》：但是，重化工业发展不仅带给我们更快的增长，带来的问题也相当突出。

　　李佐军：的确，重化工业阶段给我们带来很多挑战。比如煤电油运造成的紧张局面，环境方面的挑战，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带来的就业难题以及投资和消费的不同步造成宏观经济大起大落。重化工业的大发展，有利于我们工业结构的升级，有利于我们GDP的增长，有利于整个经济的发展，但它同时也带来很大挑战，我们得正视它。

　　就我的观点，进入重化工业的阶段，不是简单地说要去倡导它，而是确实发生了这个情况，这是一种实证分析的结果，不是价值判断，不是说应该去大力发展，而是我们事实上进入了这么一个阶段，我们得去正视它。不能说因为重化工业有问题，就去否定这个阶段，说它没必要，就想跳过去。重化工业阶段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内在的过程，它有需求基础。但是它确实带来了不少问题，我们正确的态度是正视这个阶段，并努力解决其中的问题。

　　《商务周刊》：这个过程中政府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李佐军：在重化工业发展中，政府该干什么，市场又该干什么，这确实是一个问题。现在很多学者在讨论过程中，把重化工业的发展看成是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推动的，但实际上重化工业的发展主要还是市场推动的。包括下一步它的发展，我们也要充分相信市场的力量，也就是相信企业，相信企业的选择。

　　在政府确定的约束条件下，例如已经制定的法律、法规、规划以及环境标准、资源利用标准、安全生产标准和技术标准等约束条件下，各个企业去发展重化工业也好，发展轻工业也好，发展现代高新技术产业也好，发展信息化产业也好，都是它的自由。如果政府把这种规则或约束条件建立得比较好，重化工业出现大发展，那都是正常的。

　　事实上，一些经济学家担心的恰恰是因为我们前面那些约束条件还没搞好，规则还没建立起来，环境保护标准、资源利用标准、安全标准、技术标准还很欠缺。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因为我们学者提出要大力发展重化工业，地方政府一窝蜂地要大上项目，这可能就会引起一些不利的后果。

　　所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相信市场的力量，但是另一个方面政府一定要引导。政府的引导主要在制定法律、法规、标准和政策上。在当前规则、标准、政策不完善的情况下，我们确实尤其要警惕地方政府主导重化工业的发展。

　　《商务周刊》：目前对发展重化工业，官产学界有许多疑虑，比如认为发展重化工业与发展服务业有矛盾，与信息化战略相左，对中国现在已经恶化的资源状况和环境状况造成巨大的压力，这些问题如何理解？

　　李佐军：其实，这也是关于发展重化工业引起的焦点问题，我就几个焦点问题谈一下个人粗浅的看法。

　　首先就是重化工业发展与服务业发展的关系。有观点指出，强调重化工业的发展就不强调服务业的发展了，或者强调服务业发展就否定重化工业的发展，这是不对的。产业都是相互需求、相互支持的，产业的相互融合、关联和集群化，使得产业之间呈现出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很难说某个产业就是单独的重化工业或单独的服务业。

　　比如在汽车产业内就有很多的服务业，包括汽车金融、汽车销售。同一个汽车企业里面，既有制造业，又有服务业，已不可能截然分开了。不管是钢铁产业、汽车产业或建材产业，在强调重化工业发展的同时，也就是同时在强调发展服务业，绝对不能把二者割裂开来。重化工业的发展和服务业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尤其是我们现在强调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绝对要和制造业、重化工业的发展相互支持，没有重化工业和制造业的发展，现代服务业就失去了需求，这是毫无疑问的；

　　第二，重化工业和信息化及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关系。这之间也存在把它割裂开来的问题，严格来说信息化不是一个产业，而是一种手段，高新技术也不是产业，也是手段。信息化和高新技术可以武装所有的产业，包括农业、轻工业、重化工业，所以重化工业的发展，与信息化的推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是并行不悖的。

　　实际上重化工业的发展，恰恰是有利于信息化的推进，恰恰是有利于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很多高新技术产业就是在重化工业里尤其是制造业里面不断培育出来的，必须落到企业和产业中来，没有一个独立于制造业、独立于重化工业、独立于其他产业的信息化和高新技术；

　　第三，重化工业与效率的关系。重化工业并不是说效率一定低，我们现在把重化工业跟增长方式放在一块来谈，好像发展重化工业跟整个经济增长方式是相悖的。这不一定。重化工业的发展只要是通过市场的方式来发展，通过有效率的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合资企业或者股份制企业来发展，一样效率会很高，一样可以节约成本和节约资源的。

　　因为这些企业要生存、要有竞争力，就必须降低成本、降低消耗、获得最大的投入产出回报。如果要是政府来投资，国有企业来发展重化工业，效率可能难以保障。所以，效率只能说是跟某种体制或跟某种企业相关联的。重化工业是个中性的概念，与效率没有直接的关系，里面有效率高的，也有效率低的。如果重化工业大发展，说明它有效率，它能够维持生存，它能够持续，如果没有效率它是不能够大发展的，这是一个经济学的基本原则；

　　第四，有一种看法认为重化工业是高能耗、高污染。这也不见得。当然确实有一部分行业如石化的资源消耗比较高，污染比较重。但现在我们只要能把资源利用和污染评估的标准等建立起来，不见得重化工业就一定是高污染高消耗的。

　　从产业本身来说，每一个产业都有高污染、高消耗的，当然也可能相对来说重化工业比例是高一点，但是不能绝对地去否定它。它消耗一些资源，主要是有市场需求，能产生更大的价值，这个资源的消耗是有价值的。如果这个资源一定要把它放到其他行业去，其他行业产生不了重化工业这么高的附加值和效益，那这个资源照样是没有得到优化配置；

　　第五，重化工业与新型工业化的关系。新型工业化是一个大概念，包括资源的问题、环境的问题、效率的问题、人力资本充分发挥的问题、技术进步的问题等等。新型工业化有句话表达就是，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

　　这个关系跟刚才分析是一样的，就是重化工业与新型工业化也不是截然冲突的。新型工业化实际上最主要还是政府来制定什么标准的问题，如何引导的问题。新型工业化在某种意义上不是产业的问题而是政府的问题，就是我们政府制定高的环境标准、能耗标准、技术标准、人力资源发挥标准、效率标准，政府做好了这些标准后，如果高于标准增加成本，那么就没有效益，则这个产业就发展不起来，这跟重化工业没关系。

　　反过来说，在标准没建立起来的情况下，地方政府让企业来一窝蜂地发展重化工业，那确实要造成一些资源和环境的紧张，这个责任主要还是在政府。

　　警惕地方政府主导重化工业发展

　　《商务周刊》：与中央政府的发展政策相比，重化工业发展与地方政府行为的关系似乎更密切，甚至有观点认为重化工业发展主要是地方政府在主导。

　　李佐军：多种迹象表明，中国经济正悄然步入新的重化工业阶段。重化工业在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上升，汽车、钢铁、石化等重化工业发展速度加快，重化工业的前向产业（如房地产等）和后向产业（如能源、原材料和交通运输等）发展速度加快。

　　在这种新的形势下，一些地方政府很敏锐地感觉到了新的趋势，于是纷纷提出要发展重化工业，如上海市和北京市都强调要发展以汽车产业为代表的现代制造业，深圳市也提出了“工业适度重型化”的思路，浙江省一些地区提出要向重化工业升级，东北三省则利用“老工业基地改造”的机遇，要重振重化工业的雄风。

　　地方政府对新的经济发展趋势和机遇做出及时反应是好事，这反映出很多地方政府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积极心态。但我们也要清醒地意识到，地方政府过分热衷直接介入重化工业的发展是有风险的，必须在新的问题产生之前及时提醒：警惕地方政府主导重化工业发展。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老师所担忧的，中国各地不可一窝蜂发展重化工业。

　　之所以要强调警惕地方政府主导重化工业发展，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首先，政府是“垄断组织”和“特权组织”。政府是独此一家，且拥有行政权力，政府直接介入某类产业发展会破坏市场竞争秩序，如对重化工业实行倾斜政策，必定会损害其他产业的公平竞争权利，支持国有大企业发展重化工业，也必定会损害民营企业或中小企业的平等待遇；

　　其次，政府是“权责不对称组织”。政府常常是权力大责任小，或权力“硬”责任“软”（即富有弹性），政府代理人的私人利益或成本常常与社会利益或成本不对称。因此，由政府及其代理人来主导重化工业发展，很可能会出现好大喜功、超前发展、过度投资、不顾未来后果的情况。比如政府可能利用自身的权力，组织国有银行的贷款，圈占大片土地，不顾市场需求搞重化工业的大项目甚至超级项目；

　　再次，政府也是“经济人”。根据公共选择理论，政府及其代理人并不总是公正地代表全社会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他们也有自身利益，也会利用各种机会和条件追求自身权益的最大化。比如利用审批、规划、投资和管理重化工业项目的权力和机会进行“寻租”，控制资源，谋取自身利益。布坎南早就说过，对处在代表国家行事地位上的人，如果要适当地设计出能制约赋予他们的权力和他们在那些权力范围中的行为的法律，我们就一定要把他们看成是以他们自己的权利最大限度地在追逐财富的人。

　　既然不能由政府来主导重化工业发展，那应由谁来主导呢？应由市场和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来主导。各级政府的主要职责是界定和保护产权、制定合约或规则、维护市场竞争秩序、提供环保等公共品、提供各种信息服务等。某个地区要不要发展重化工业，发展何种重化工业，发展重化工业到多大规模，持续多长时间，如何协调重化工业和其他产业之间的关系等等问题，都应由市场和企业说了算。

　　但我还是认为，此次重化工业突如其来，主要还是市场在引导。地方政府可能是起了一些作用，因为它在追求政绩，追求GDP，重化工业相对来说GDP的贡献比较大。所以说要警惕地方政府主导重化工业的发展，但也绝对不能过分高估了地方政府在重化工业发展中的作用。

　　对于地方政府的行为，我们主要还是希望中央政府怎么来制定约束地方政府行为的一些规则、措施和政策，实际上也就是制定一些标准，让地方政府来执行，要把激励搞对。

　　因此，在重化工业阶段要做好如下几件事：一是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抑制各级政府直接介入重化工业发展的冲动；二是抓紧落实《行政许可法》和《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减少各级政府直接干预产业发展的手段和途径；三是进一步放宽重化工业领域民间投资的进入标准，鼓励民营企业发展重化工业，鼓励民营企业兼并收购国有重化工业企业；四是学术界和舆论界既要宣传重化工业给我们带来的机遇，更要宣传重化工业可能给我们带来的挑战和风险，减少企业投资重化工业的盲目性。

　　谨慎对待“重化工业热”

　　□文林毅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从2003年我国经济开始的新一轮快速增长，主要是依靠在如钢铁、化工、重型机械等重化工业领域的大规模投资。一些人认为，这种在重化工业投资的经济增长模式，标志着中国进入了新一轮经济增长的上扬期。

　　但我认为，中国经济近两年来加速重工业化，并不像许多人以为的那样，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了某个阶段，产业升级自然带来的结果。产业结构当然会不断升级，但这一轮重工业化应该讲还是有点走进了岔路。

　　在我看来，目前这一轮“重工业热”不符合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国劳动力过剩，应当更关注劳动密集型而不是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现在的情况却是，没有比较优势的重化工业得到政府银行支持，许多有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却无法取得银行贷款。据统计，重工业每1亿人民币的投资可创造5000个就业机会，轻工业同样的投入却能创造出3倍的就业岗位。而且重工业需要的是专业技术产业工人，无法吸纳中国数以亿计教育水平较低的农村劳动力。

　　中国的现实是劳动力便宜，资本昂贵，现阶段大力发展没有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结果很可能是银行坏账大量增加。而资本密集型大企业容易取得贷款也说明，目前以四大国有银行为主的银行体系不利于鼓励劳动密集型企业发展，中国更多地需要中小型银行给这些中小企业服务。

　　的确，这几年中国经济在国际上可谓是一枝独秀，2003年我国经济增长率达到了9.4%，2004年在9.7%，今年上半年也达到了9.5%。对外贸易连续两年超过30%的增长，贸易额在全世界排名第三。面对快速的经济增长和蓬勃发展的国际贸易，我们应如何定位中国经济在国际上的角色？是继续利用我国劳动力便宜的竞争优势推动经济发展，还是走战略转型路线？在探讨这个问题时，历史的经验是值得注意的。

　　改革开放前我国推行的资金密集型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就是一种典型的赶超战略。不过，几乎所有实行赶超战略的国家或地区都没有达到赶超的目标；相反，一些没有采取赶超战略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却取得了快速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或赶上发达国家的成绩。日本和紧随其后的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香港等被誉为“东亚奇迹”的发展经验是最为显著的例子。

　　关于东亚奇迹，学术界存在种种不同的解释。我认为最关键的原因是，东亚这些国家和地区实际遵行了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在它们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都比较好地发挥了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它们的劳动力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稀缺，就以发展具备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后来随着经济发展，资本逐渐积累，人均资本拥有量提高，要素禀赋结构得以提升，才逐渐把产业结构提升到资本、技术密集型乃至信息密集型产业。

　　形形色色的赶超战略的鼓吹者和实践者，都把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差异看作是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的根本差别，都把提升一个经济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视为发展经济和赶超发达经济的同义语。为了提升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执行赶超战略的国家或地区不得不高度动员有限的资源，人为地扶持和优先发展一两个资本密集型产业。

　　问题在于，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总体水平的升级，都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内生的变量，换句话说，是一个经济中要素禀赋结构变化的结果。要素禀赋结构是指一个经济中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的相对份额。在任何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初期阶段，要素禀赋结构的特征是资本的严重缺乏，在此要素禀赋条件下，为了推行资本密集型产业优先发展的战略，所能做到的仅仅是把有限的资本倾斜地配置到少数几个产业上，其他产业则将得不到最起码的资本。

　　在发展战略上，国家主要并不是选择什么样的角色，而是创造市场环境的问题。按照比较优势来做的前提就是要准确定位，但是如果政府想扶持一些在竞争市场中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则必定会有行政保护。其结果，所扶持的产业，固然在扭曲价格和国家保护政策下可以建立起来，但在保护下必然缺乏竞争力；而受压抑的产业因为得不到足够的资本，也难以形成有效的竞争力，因而导致整个经济缺乏竞争力，综合国力的提高只能落空。而且，违背比较优势所形成的畸形产业结构与劳动力丰富的要素禀赋形成矛盾，大大抑制了对劳动力的吸收，形成资源利用的二元性质使广大农民不能均等地分享经济发展的好处，相当大规模的人口处于贫困之中。

　　经济发展的真实涵义，不是少数几个资本密集型产业“鹤立鸡群”式的发展，而是所有产业的资本密集程度的提高。而只有要素禀赋结构的提高，才可以达到这个目标。因此，一个处于落后地位的经济所要寻求的发展，应该是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或人均资本占有量的增加。当要素禀赋结构的水平提高了，资本变为相对丰富而便宜，劳动力变为相对稀缺而昂贵，以便宜的资本来替代昂贵的劳动就是经济的自然要求，整体的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的升级就成为水到渠成之事。

　　要素禀赋结构的提高，即增加资本在要素禀赋结构中的相对丰富的程度。资本来自于积累，而社会资本的积累水平取决于经济剩余的规模，后者又依赖于生产活动的绩效。积累的水平还决定于储蓄倾向，储蓄倾向越高，社会资本的增加就会越多，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也就越快。按比较优势来选择技术、发展产业，换句话说，实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是提升要素禀赋结构的最佳途径。

　　当一个国家劳动力资源相对丰裕，该国的比较优势就在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果这个国家遵循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产业，由于生产过程中使用较多廉价的劳动力，节约昂贵的资本，其产品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低，因而具有竞争力，利润可以作为资本积累的剩余量也就较大；而当资本相对丰富、劳动力相对稀缺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就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资本密集型为主的产业就能创造出最多的剩余。

　　要使企业在做技术和产业选择时都能够对比较优势做出正确的反应，需要有一个能够充分反映各种生产要素相对稀缺程度的价格结构。即在劳动力相对丰富的条件下，劳动力价格应该相对便宜；反之，当资本变得相对丰裕时，资本的价格就应该相应变为相对便宜。只有在充分竞争的市场中，要素的相对价格才有可能准确反映要素的相对稀缺性。

　　充分竞争的市场机制不仅有利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按比较优势来选择技术、发展产业，还能取得最大的经济剩余。而且，发展中国家资本最稀缺，按市场供给和需求决定的资本价格，即利率会相对高，因此，储蓄的倾向也会高。所以，按照要素禀赋结构发展，总体产业结构的升级也会最快。

　　在中国这样一个劳动力相对丰富的发展中国家，推行比较优势战略还能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使劳动者得到充分就业，工资水平随着劳动力由相当丰富变为相对稀缺而不断提高，广大的劳动者因而可以从经济的增长中不断受益。因此，与发展重化工业的赶超战略相比，比较优势战略更能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推行比较优势战略，政府的首要任务是维持市场的充分竞争，因为价格信号能够准确反映要素的相对稀缺性。

　　除此之外，一个发展中经济体如果能按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将会相当迅速，从而要求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必须相应做出迅速的调整。为此，政府还能以制订恰当的产业政策的方式来促进经济的发展。

　　首先，现实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产业与技术可供选择。当产业结构因要素禀赋的变动而需升级时，无论是企业家还是政府，都需要有关于哪些技术或产业最能充分利用新的比较优势、新的产业的市场潜力有多大、可能存在的竞争对手等一系列信息。然而，信息是一种准公共品。任何企业固然可以出钱出力去获取这种信息，但信息一旦取得，其传播成本接近于零，最佳的社会方案应该是让所有企业知晓。此外，信息的收集、传输和处理过程具有规模经济，因此，自然而然地，政府应该充当这个集信息收集、处理和分布的职能于一身的角色；并把处理过的信息以产业政策的形式公布于社会，作为个别企业选择产业和技术时的参考。

　　其次，产业结构的升级，所需的相关变动的范围十分广泛。由于资金的限制和风险的存在，单个的企业不会在所有领域进行投资，而有时这种投资活动的不配套会导致结构升级的失败。例如，要从以农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升级到以轻加工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教育、交通运输、商业流通、基础设施及进出口活动等都要有所变化；而从轻加工业升级为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也同样需要有相应大范围的调整。单个企业是不能胜任这种协调职能的，政府的作用就在于通过决定朝哪个方向努力，对需要采取的行动进行分析，提供引导和支持，帮助单个企业就其自身的状况和经济发展前景做出最有利的投资决策，实现社会上各个企业投资活动之间的协调。

　　最后，对那些遵循政府产业政策的企业来说，作为创新者，与任何创新者一样，他们的创新活动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如果成功了，其他企业可以随之跟进，超额利润很快消失；如果失败，表明这个社会的比较优势尚未达到如此高的阶段，或是选择的技术方向、市场需求的判断不正确，其他企业得以避免重蹈覆辙。因此，无论成功还是失败，创新企业的活动对其他企业来说都有价值，如果政府不能给予创新企业提供一定的外部性补偿，产业和技术升级的速度将比社会最优的速度慢。

　　上述所说的产业政策与赶超战略下的产业政策有个根本的不同点：赶超战略所要发展的产业和这个国家的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是相背离的，而上述所说的产业政策所要发展的产业，则与变化中的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是一致的。

　　19世纪后期德国依靠“铁与血”的政策，实现了国家现代化的经验，常常被作为政府以产业政策促进经济发展的成功典型。这种政策之所以成功，正在于当时德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为英国的60%，比法国还略高，所以，它所要发展的产业是符合其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的。20世纪50年代日本成功地推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也在于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达美国的1／4，而且日本当时发展的重工业是劳动力相对密集的造船、炼铜等产业。

　　二战后，中国、印度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失败，原因在于当时这些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及发达国家的数十分之一，所要发展的产业不符合其比较优势。在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中，韩国比中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遭受更大的打击，原因也在于韩国政府70年代起大力扶持超大规模的企业集团，过早地发展一些尚无比较优势的汽车制造业、计算机芯片等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结果。

　　总之，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所创造的东亚奇迹表明，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是一种更为成功的经济发展道路。虽然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可能是不自觉地遵循了这条道路，并没有提出比较优势战略之说，但把它们所走的这条道路总结为比较优势战略，有助于我们准确地理解它们的成功经验和谨慎对待当前的重化工业发展热潮。

　　企业家与官员眼中的新型工业化与重工业化

　　东方希望集团董事长 刘永行

　　我们应该做一点更大的事情，再做轻工业是不可能了，随着中国逐步成为全世界制造中心，中国对原材料需求越来越大、对装备水平要求越来越高，中国的重工业化趋势是必然的。我们与中铝共同面对的是一个中国重工业化的大机遇，是世界重工业向中国大转移的机遇，当然，只要竞争起来，受益的最终是国家。现在，重工业转向中国的日子到了。如果中国拒绝的话，则会转东南亚……比如说建铝厂或钢厂，国外花1美元的成本，在中国1元人民币就够了，质量完全一样。民营资本进入重工业，相对于国有企业，特点是用后者一半的时间，用后者一半的投入即可完成同样的事情。

　　内蒙古鄂尔多斯集团董事长 王林祥

　　中国的重型化阶段不可逾越。关于如何看待重型化目前带来的能源紧缺等负面效应，我认为任何思路都会有相应的负面效益，关键是你要看清楚，它现在究竟处于什么阶段，我们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我们不可能一步到位地吃成胖子，这些是必然的。

　　我们要走什么样的路，关键是要看我们的优势建立于什么基础。目前不是我们要不要发展重型化的问题，而是我们需不需要重化工的问题。我们的重型化阶段不可绕过，如果跳过的话我们只有两个选择，一是买国外的重化工业产品，成就别人的重工业之路；另一个就是我们继续滞留在目前的水平上，不考虑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的需求。

　　需要就必然产生供给，这是市场经济的规律。去年28个省市电荒告急，难道不是说明了我们的需求吗？为什么没有一股脑儿地上彩电，没有人上冰箱呢？之所以大家选择重型化产业一哄而上，根本原因在于市场需求强大。如果中央相关部门在经济研究、预期和规划上不是过于失衡、过于缺乏的话，怎么可能会出现如此大面积的电荒？这对2003年、2004年中国经济增长造成的损失，应该由谁来承担？

　　政府应该采取宏观调控的方式，但是究竟应该怎么调，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们应该反思为什么这次涉及这么多的产业，从2001年末进入建设，随后两年一下子就热了起来，紧接着就马上叫停！我们应该反思为什么我们做宏观调控，不是调控在事先，而是在事后？对于政府和企业来讲，双方都遭受巨额损失。

　　要改变目前重型化发展带来的种种弊端，首先是要制定严格的市场准入条件，针对每一个行业。比如你要建电厂，用市场准入来要求你的相应产能、要求你的单位耗电指数、要求你排放二氧化硫的标准……我相信这样一来有90%的企业都不会再盲目上马了。正是因为没有预先的市场准入制度，当市场对某种产品或物资需求紧俏时，大家才盲目上马，不考虑当地资源的供给、不考虑当地的环境、不考虑煤电运营的瓶颈制约，都忙着上。这不是重化工带来的问题，我认为还是一个体制问题，主要是当地的政绩驱动，上一个大项目，GDP增长多少，带动多少税收等，怎样规避地方政府的这种心态，我认为这才是中央政府应该高度关注的。

　　地方政府要根据自己的优势做出选择，但是实践中地方政府可能会有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但市场经济是有优胜劣汰法则的，所以我们要在市场准入机制下，对所有的参与主体都要公平对待，尤其是对国企和民企要一视同仁。但是我认为市场准入绝不等于行政审批，行政审批已经被证明基本上是一种腐败经济，有审批就会有人搞平衡。如果我们在之前就制定出了明确的市场准入条件的话，让这个准入条件来判断你能不能做，这样对大家都是平等的。

　　另外也要考虑到我们国家经济所处的阶段，不能矫枉过正了。比如我们现在上马的硅铁项目，好多发达国家都在搞，挪威、日本和美国都在搞，我也做过大量的考察，可以说我们已经完全达到了他们的各项要求，因为我说要搞第二个世界第一，我肯定要高起点高标准。但是我们自己内部的审批竟然比那些发达国家还严格得多。如果这样的话，我认为就不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了。

　　唐山建龙钢铁董事长 张志祥

　　有的专家讲重型化发展过快，产生了社会的不协调，比如能源紧张、运输紧张等多方面压力，其实换一个角度也就是说，重化工业的发展有很多的要求，比如对运输、资源、环境的要求有很多的制约。重化工业发展需要条件，这些条件要有不断完善的过程，也要有一个成长的过程。一个板块发展太快了，很多条件没跟上的话，就产生了这种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或者是经济发展的矛盾，但是在市场经济的调节之下，肯定它会逐步、自发地配套、完善起来，但这显然需要时间，这也肯定不是通过计划手段可以完全解决的。

　　过去重化工业比较少，现在多了，需求大了，对企业来讲空间也大了，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所有制企业都在参与其中的投资，民企也好，国企也好，外资也好，都在寻找自己的机会，我觉得不存在民企大量挺进重化工业这种情形吧。

　　过去民企在管理、人才、资金等方面都没有参与重化工业的能力，因为我们起步很晚。但现在民企已经有了大量的积累，已经有了能力，所以他们开始选择进入重化工业，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事。

　　重型化过程中引发的各种不协调反应，其实也是很正常的。我们不可能那么理想地要求市场。首先不要把这种不协调看得太重了，这个东西最终要依靠市场来解决，今天这个受到制约了，这方面的成本加大了，别人的投资肯定也会有所选择，总的来说这种不平衡其实只是一种短暂的不平衡。

　　我不否认当前的矛盾确实比较突出。一些国外企业、机构他们开始关心中国有13亿人口，每增长一步对全世界会产生的影响，比如说假如我们每人都有汽车、都能享受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准，我们的产业能力如果全部发挥出来的话，那将非常惊人，对能源的消耗、对环境的影响等，这确实很可怕。这可能也引起国内一些人的担忧。现在重化工业肯定要发展，但是选择什么样的方式，规避一些负面的问题，的确需要我们去思考。

　　内蒙古自治区主席 杨晶

　　重化工业产业关联度大，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高，对地方经济发展带动力非常强。做强做大重化工业，是内蒙古在全国产业分工中争取有利位置的机会。

　　我国的工业增长已经明显由重化工业主导，而内蒙古资源丰富，又有装备制造业基础，发展重工业正是其优势所在。自治区要积极引进大企业、大集团参与内蒙古的重化工业发展，要鼓励和优先扶持区内大企业发展重化工。2005年，自治区还将建设一批有特色的大型重化工业项目。

　　江苏省常州市委书记 范燕青

　　我市市区与长江接壤，这是苏锡常三市中我们所具有的独特优势，拥有宝贵的长江岸线和开阔的纵深腹地，具备承载重化工业和基础工业的能力与潜力。要实现我市吸引外资的重大突破、产业结构的重大调整和发展空间的重大拓展，关键就在于通过沿江开发，尽快释放沿江地带的巨大潜能。

　　其次，从近年来国际资本和国际产业转向看，发达国家的基础产业尤其是重化工如制造业等，向外转移势头很猛。这些产业都具有投资大、用地多、吞吐量和用水量大等特点，沿江是发展的最好地方。像我们这样靠近出海口、产业配套基础好、适宜大进大出大物流的沿江城市，必定是这些产业的首选之地。

　　所以，我市要有序形成重化工产业板块。要依托港口码头和长江黄金水道优势，鼓励发展大运量、大耗水、大进大出的能源、化工、制药等行业，力争形成全国重要的重化工生产基地。要加快沿江相关乡镇资源整合，全力推进滨江化工区和国家级环保产业园的开发建设，重点发展石油化工、医药与精细化工以及环保等主导产业，广泛接纳其他地区化工企业的迁移。

(责任编辑：任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