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亿吨的钢产量不是光荣的事！”基于这一认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台了新的《钢铁产业政策》。在这场“去光荣化”的钢铁新路上，各种钢铁企业的未来是什么？

　　“中国钢铁产业将面临重大变革了。”李新创心情兴奋而又复杂地对《商务周刊》说。8月1日，这位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刚风尘仆仆地考察钢铁企业情况归来。

　　他位于北京东四西大街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的办公室明亮而拥挤，宽大的办公桌上堆满了文件。这位技术工作出身的钢铁专家还有一个身份：《钢铁产业发展政策》起草小组组长。

　　7月20日，《钢铁产业发展政策》正式颁布。这是中国继《汽车产业发展政策》之后的第二个产业政策，这一政策被认为可以改变中国钢铁产业格局。

　　此时，在中国的“钢城”鞍山，“合并步伐将加快。”鞍钢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付吉会说道。风传多年的中国第二大钢铁企业鞍山钢铁集团公司与中国生产钢铁历史最长的本溪钢铁集团公司的重组，方案终于获得国务院通过，有消息说新公司将在近两个月正式挂牌。原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会长吴溪淳对重组前景表示乐观：“鞍本合并后，产能将超过宝钢，并有可能成为全球排名第三或第四位的钢铁巨人。”

　　与此同时，继米塔尔、阿塞勒这全球前两大钢铁公司进入中国之后，德国钢铁老大蒂森克虏伯集团也正在积极筹组中国公司。该集团驻华首席代表、中国德国商会主席魏文思介绍，他们正筹划整合自己在中国的20多家合资企业，进军中国高端钢铁市场。

　　这个夏天，中国的钢铁行业已经开始在高举高打中“燃烧”了。

　　钢铁企业的盛世危言

　　中国钢铁行业保持有许多“世界之最”的记录。自1996年钢产量首次超过1亿吨大关并跃居世界第一位以后，中国钢产量已经连续9年居世界第一位，是世界上最大的钢铁生产国、最大的钢铁消费国、最大的钢铁净进口国和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刚刚过去的2004年，中国的粗钢产量达到2.72亿吨，占全球10.5亿吨钢产量的25.8％，是日本、美国、俄罗斯三国钢产量的总和。

　　李新创的同事，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高级工程师王丽娟介绍，由于中国正处在加快工业化和城镇化阶段，对钢铁产品的需求还将继续增加，同时，由于钢材消费强度正在加大，中国的钢铁行业正进入难得的发展时期。

　　她认为，钢铁产量进入饱和点有三个标志：实现工业化；人均GDP达到3500－6000美元；产业结构发生根本变化，第三产业比重超过50％。而在到达饱和点之前，钢铁业会一直快速发展。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预计，2010年，我国钢铁市场的需求量将从现在的2亿多吨增加到3.3亿－3.4亿吨，每年需新增产能2000万吨。这些乐观的数据都显示了这样一个结论，王丽娟说：“未来十年将是钢铁业的黄金十年。”

　　然而，此次钢铁产业政策的出台却并非为了锦上添花，情况恰恰相反。鞍钢集团总经理刘深有感触地说：“如果你了解到目前在建的钢铁项目总规模达1亿多吨、占现有产能的近60%，投资额是正常年份的4-5倍，你就会深刻理解这次宏观调控正在避免一场灾难的发生。”

　　刘口中所指的灾难，是指钢铁企业未来的发展而言。尽管我国是钢铁生产大国，但却不是生产强国，用国家发改委工业司司长刘铁男的话来说，“如此高的产量，很多产品照样生产不出来，几亿的钢产量不是光荣的事！”

　　7月中旬，来自国家发改委经济运行局的消息显示，钢铁行业近几年投资过快增长带来的风险已经逐步体现，其中最突出的是四个矛盾：

　　其一，一方面产能扩张过快，而另一方面需求增幅下降。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投资增速回落3.2个百分点，钢铁产量却不断刷新，上半年钢材产量同比增长25.9％，而国内钢材表观消费量经过连续三年20％以上的高增长后，回落到上半年的15.7％，钢铁行业产能扩张的风险和压力加大。

　　其二，钢铁产品出口过快增长，但资源、能源、运力已经逐渐跟不上需求。

　　其三，钢铁的生产成本逐步上升，但价格却大起大落。根据发改委有关人士介绍，今年以来，铁矿石和煤电油运价格的上涨加大了钢铁企业生产成本。一季度钢铁企业通过涨价向下游行业转移了成本，但这不仅给下游行业带来巨大的成本压力，也对全国的物价水平产生了压力；二季度以来钢材价格深度下跌，一些品种跌进成本区，不少企业亏损。

　　而在发改委看来最为严重的矛盾，则是钢铁总量和产业结构的矛盾。尽管我国钢铁总量规模庞大，但集中度却很低。中小钢厂无论在资源、能源利用上和环境保护上的能力都相当低下。进口钢材中板材占86％左右，说明我国钢铁工业的产业结构层次仍较低。

　　“原材料的大幅上涨情况已经很突出。”海通证券分析师俞谷声介绍。5月，在全球三大铁矿石巨头联手成功将铁矿石价格提高71.5%后，其中收获颇丰的澳大利亚必和必拓(BHP)公司胃口再次大开，它计划越过71.5%的基准增幅红线，将铁矿石价格提价100%。

　　兰格钢铁信息研究中心首席分析师马忠普认为，国内外铁矿石涨价引发各行业价格上涨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和导火索，根源是一些重要生产资料价格的高位攀升，已经严重脱离了我国目前经济发展阶段的价格结构体系。这表明，一个时期以来钢材价格的不断高位攀升，不仅影响钢铁行业，也在挑战中国经济运行的承受能力。

　　另一方面，降低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的过热增长是国家宏观调控的核心之一。从7月1日起，钢铁企业销售给国内加工出口企业用于生产出口产品的国产钢材，被重新征收17%增值税。此前，政府已经取消钢坯、钢锭出口退税，同时降低了钢材出口退税率，对焦炭进口也采取了许可制度。据测算，这一系列措施实施之后，钢铁行业利润将减少10%。

　　紧接着出台的《钢铁产业发展政策》，目的已然非常明确：解决投资过热、布局不合理、局部地区重复建设、产品品种质量差、环境污染严重等不符合产业发展方向的问题。

　　产业政策可能是清场政策

　　作为主要起草人，李新创明确向《商务周刊》表示，产业政策出台之后，新建企业门槛将抬高。产业政策中明确规定，钢铁产业的发展应立足于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即可，因此在很多章节中都对新建企业的审批进行了限制，比如原则上不再单独建设新的钢铁联合企业、独立炼铁厂、炼钢厂；不提倡建设独立的轧钢厂，必须依托有条件的现有企业，结合兼并、搬迁；新增生产能力要和淘汰落后相结合；原则上不再大幅度扩大钢铁生产能力。对于已经存在的钢铁企业要想跨地区投资建设钢铁联合企业项目，政策中也有明确门槛：普钢企业上年的钢产量必须达到500万吨及以上，特钢企业产量要达到50万吨以上。这实际上已经吹响了钢铁企业兼并重组的号角。

　　《钢铁产业发展政策》中对集中度的规定是让很多中小企业担心的一条。政策提出，到2010年，钢铁冶炼企业数量要有较大幅度的减少，国内排名前十位的钢铁企业集团钢产量占全国产量的比例要达到50%以上；2020年达到70%以上。到2010年，要形成两个3000万吨级，若干个千万吨级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特大型企业集团。

　　“对于民营企业而言，这一政策门槛太高，关住的几乎全是民营企业，这才是一场真正的灾难。”河北唐山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民营钢厂总经理告诉《商务周刊》。

　　透过新鲜出炉的钢铁产业政策，我们不难看出这样一种未来的趋势：产业政策一方面以控制钢铁总量为目标，关住了民营企业挤进来的大门；而在门里面，则利用行政力量推动存量优化，拉开并购重组大幕，中小产能的钢厂将可能被收购或者淘汰。

　　“先关起大门，然后再优化重组，大部分民营企业所谓的落后产能可能在短期内面临倒闭的风险；而相应的，国有控股的集中度将提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部部长郭励弘总结说。

　　对于外资钢铁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规则，政策中规定，境外钢铁企业投资中国境内钢铁工业，必须具有钢铁自主知识产权技术，并且上年的普通钢产量必须达到1000万吨以上或高合金特殊钢产量达到100万吨；境外企业投资境内钢铁行业，必须结合境内现有钢铁企业的改造和搬迁实施，不布新点。这一规定，顷刻间让很多境外大型钢铁集团进军中国的计划破碎。6月，米塔尔钢铁集团收购湖南华菱管线国有股一事出现变数就初露端倪：这一世界第二大钢铁集团由协议中拟订的并列第一大股东身份退居次席，华菱管线原第一大股东华菱集团保持地位不变。

　　“温州打火机”式的钢铁生产前途不明

　　“这一次的钢铁产业政策完全错误，它没有依靠市场调节，而是把过去的零散的行政命令变为法制化，规则化了。”经济学家袁钢明是性情中人，说到动情处声调不禁提高。

　　袁钢明身材高大，走在路上，甚至坐着说话时，汗水很快就从额头渗出。这位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这个夏天冒着酷暑考察钢铁企业。三年前，他就开始关注中国的钢铁行业，走访了河北、江苏等地的很多钢铁企业。

　　“市场上钢铁价格下落幅度太大，大得超过了原先的预期。”袁钢明不久前刚从唐山考察回来，他描述说：“一些企业开始恐慌，感到前途迷惘。”

　　但尽管这是一项对民营企业不利的政策，除了抱怨和迷茫，袁钢明也听到了让人振作的声音：“一部分民营钢铁企业的人对我说，这一关他们能过去，‘以前我们还要面临极大的政策风险，政策出台之后，我们就有了依据。没有政策上的风险，门槛哪怕高些，我们也能想到办法’。”

　　袁钢明在近两年的考察中有一个特点：“我专门拣好的民营钢铁企业考察。”出于对民营钢铁企业竞争力的了解，袁钢明相信企业告诉他的这些让人振作的话。“一部分民营企业的效率很高。”袁钢明说，“这就是他们能活下去的原因。”

　　他对于自己看到的江苏华西钢铁有限公司印象深刻。“去年我到江苏去时，还什么都没有。今年再去，就看到它已经平地而起。”江苏历来出轧钢厂，华西钢铁的前身也是轧钢厂，在市场需求的推动下，华西钢铁很快建成了一家200万吨的钢铁厂。让袁印象深刻的还有华西使用的基础设施和设备。“他们都是国家级设计院所做的设计，它的设备目前在国内都属于最先进的。”而且，这样“兵贵神速”的钢铁厂，袁钢明见到了很多个，以至于他得出结论：“在新一轮的竞争中，国有企业完全经受不住民营企业的快速反应。”

　　袁钢明一方面惊叹于“民营钢厂的效率太高了”，另一方面则痛心于国有大钢铁企业的反应速度慢得惊人。他以宝钢为例，“他们不跟市场走，而是走战略道路，自己提出的理由之一是钢铁行业投资建新的高炉可行性研究需要5－10个月，审批需要5－10个月，订购设备一年半，建设一年半，投产之后5年已经过去了。没有办法跟着市场走”。

　　袁钢明说：“他们这种思想对国家钢铁发展的影响极大，很多国有钢铁企业也为此延误了一些市场时机。”

　　他指出，民营钢厂的竞争力还来自对成本的控制上。他看到的民营钢厂，很多都没有办公室的，管理人员的办公条件很简陋，“但是在宝钢，他们的办公室几乎达到了五星级标准，其他很多老牌的国有企业，在行政支出上也无法和民营企业比较”。

　　袁钢明在唐山一家国有钢铁厂考察时了解到，该厂一个1990年代后期建成的车间，仅基建就花了几亿元。而在这个国有钢铁厂的旁边，就坐落着中国最大的中宽带生产企业——民营的邯郸纵横钢铁有限公司，“这一座两年前建成的钢铁厂每100万吨生产能力的投资仅为1个多亿。”袁钢明说，“而此时，这家国有钢铁厂还在抱怨地方政府为什么允许民营钢铁厂进入。”

　　民营钢铁厂屡遭抱怨，也在于一部分民营钢铁厂对当地环境造成污染，但袁钢明通过调查认为，实际情况并非能一概而论。

　　河北省南部的武安市铁矿石储量5.5亿吨，是全国四大富矿基地之一，在这里的东山钢铁厂，袁钢明看到一个令他吃惊的情况。这家民营钢铁厂的厂房是全封闭建筑，可以把废气、废尘、废渣等物资回收再循环使用。同时在新上项目过程中，这家钢厂将其治污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施工，投产。比如一项红泥回收工程耗资2800万元，其中购买专利技术使用权投入近80万元，而在投产后每天回收红泥按照市场价格合计36000元左右，一年就回收了1000多万元。红泥的主要成分是氧化铁，又被用作炼铁的原料，由此实现了良性经济循环。

　　“这样的企业没有名气，可是我见到一个是一个。”袁钢明说，“因为上级老检查他们，为了使得自己安全，他们必须样样指标都达标。”

　　袁钢明还在同样民营的河北建龙钢铁厂看到另一个让他吃惊的生产情况——在那里，很多都是300立方米左右的小高炉。实际上，有关政策规定了小高炉的最低生产能力，并且一年一淘汰。“在这样的情况下，一般国有企业都会配合政策规定，建得更高些。而很多民营钢铁厂却甘愿当年就被淘汰，按照最低生产能力修建，因为小高炉能够当年收回成本”。袁钢明得知，这些300立方米的小高炉生产效率非常高，比普通高炉高出近1/3，“日本的钢铁专家去参观了以后，称自己看到了以前想也没有想过的生产效率”。小高炉的另一个好处是，市场热的时候可以很快建成投产，市场冷下来就可以立刻停产，同时技术改造非常快。而大高炉哪怕在市场低迷的时候，也不得不一直保持生产。

　　在建龙，通过技术改造，转炉的每一分钟都计算得非常精细。“就如温州的打火机，每个都计算到几厘钱。现在炼钢也达到这个程度，精确到一分钟以内如何提高效率。”袁钢明认为，国家提倡的大高炉确有好处，但小高炉也是欧美钢铁企业生产的一个趋势。

　　“我们的产业政策非常细致地规定了钢铁厂的各项指标，但有一个却被忽略了，那就是效率如何达标？”袁钢明摇摇头，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又点着头说到：“在我的观察中，部分民营企业竞争力极强，不会因为产业政策就垮掉。”

(责任编辑：任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