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经济最为活跃的热点地区之一京津地区周边有一个“贫困带”的事儿一经披露，立刻引起了国人注目，更加使得不少经济学人物活跃起来，纷纷剖析缘由，踊跃出谋划策。
　　但是，经济学人所依据的主流经济学理论缺乏预知能力，只会马后炮般的注释经济事件，使得经济学人落得个事后诸葛般的“美”誉。温州经济发展了，有人总结出来一个“温州模式”，深圳发展起来了，有人总结出来一个“深圳速度”。什么珠三角模式、长三角模式、环渤海模式，不一而足，似乎创造一个“模式”出来就创造出来一个经济学流派一般，说得都是头头是道，有鼻子有眼。
　　想当年，邓总设计师在南方画出那个“圈”的时候，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中国还是一个启蒙复苏的初期。当深圳以期靠近香港的地理优势发展起来之后、当深圳周边农村也以靠近深圳而迅速城市化之后，经济学人就开始说话了，说这叫做“中心城市的辐射效应”、“大树底下好乘凉”、“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港吃港”。
　　但是，同样是大城市群，京津周边居然能存在一个水平近乎西海固地区般的贫困带！这时，“大树底下好乘凉”的辐射效应理论不见了，转而变成了“大树底下不长草”，并说这叫做“中心城市的财富虹吸”。
　　人类所具有的最大财富是什么？是智慧，是创造力。大城市将优秀的人才吸纳进去，形成高强度的创造力中心，想不发达都难。这样一看，虹吸理论似乎也无可挑剔。
　　那么，大树底下究竟是乘凉处所还是荒芜之地？中心城市究竟是财富辐射还是财富虹吸？经济学人的左右逢源让老百姓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经济学人在发挥经国济民的良知的时候，不要总是事后诸葛般地将既成事实解释为合理了事。如果是这样的话，存在就是合理的存在主义哲学已经足够用了，经济学可以休矣。

　　先放下这个“大树效用”问题不谈，插几句热门话题。
　　节约还是浪费，都是对某种事物现象的一个评判，也就是一种“价值判断”。表面看来，节约和浪费是完全相反的两种价值判断。但是，《西方经济学的终结》一书中说道，但凡价值判断，其实都是好坏不分的，可以平滑地互相过渡，没有截然的界线（P343）。参照书中的好坏不分之例，我们不妨在此对“节约”和“浪费”进行一个“平滑过渡”的演示：
    节约——节欲——清心寡欲——无所事事——虚度时光——浪费
　　你瞧，不需要绕多大的弯儿，“节约”和“浪费”这两个表面上看起来是反义词的词汇就平滑地联系在一起了。这种正反同面、左右同侧的“麦比乌兹环”现象，在语言学上是十分常见的（《西方经济学的终结》，P343)。这就给各执一词的辩论双方留下了巨大的周旋空间，同时也存在着共同的连接点，因此，凡事“求同存异”是完全可能的，关键是要不要一个求同存异的态度。处在麦比乌兹环独立面上的蚂蚁，其实是处在同一个面上，只要不固执己见，相互走动一下，就可以知道这一点，但是，如果它们各自固守在自己的位置上，不愿意变幻视角，就只能看到对方是对立面而无法知道对方其实和自己是在同一面上的。

　　我们再说回城市周边究竟是该富还是该穷的问题。
　　其实，虹吸也好，辐射也罢，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是从流体扩散的思路来看问题，即梯度分布思想。这样一来，我们就知道，两种理论的差别不应该导致不同的结论，仅仅是财富流的流动方向问题，一个是财富由外向里梯度递增，一个是财富由里向外梯度递减，但无论递增还是递减，作为城市周边地区，都应该处在中心城市和边远农村的过度地带里，也就是财富浓度的过渡地带里，都应该财富浓于外围淡于中心的地区。
　　那么，为何在京津地区周边会出现一个和其它大都市地区不同的贫困带呢？
　　我想有两点。第一，我们坚持一个逻辑，即梯度思路。京津地区周边的贫困带，其实是属于一个边缘地区，尽管它是京津周边，但是不属于京津管辖，对于管辖它的河北省来说，它就是一个边远地区。而一个省市，都有多个而不是一个经济中心增长点，而这个贫困带恰恰处在多个中心区域的夹缝之中，即对哪一个中心来说它都是边缘。第二，不论财富流是由里向外还是由外向里，都是一个流动形式，如果有地理的、人为的因素阻滞了这种流动，使得财富流可以不经过某个渠道而在中心和外界之间流动，则被绕过的地区就是死水一潭。
　　辐射和虹吸的理论都将流动默认简化为周边均匀的，但是事实上“财富地势”多是不均衡的，财富之水只会向某一边的“洼地”流动。珠三角也不是周边均等发展的，也有洼地现象——珠三角的南角是财富高地，西北角的洼地效应就远比东北角大得多，中山、佛山一带远比惠州、汕头发达。同样，京津地区的贫困带并没有形成一个封闭的“周”边，京津地区不存在隔离京津和外围的一个“隔离环”，因此京津都市和外界不是割断的，财富流依然存在。　　有人惊呼，大都市不可以以财富孤岛的形式存在下去，其实这么说有点乖张了，从来都没有财富“孤岛”，何出此言？至于担心由于贫困的存在会对京津的安全造成威胁，甚至2008奥运会也会受到影响，则更是自做虚惊。在深圳还是穷困的小村镇的时候，香港就是大都市了，因为它有着通过水路和外界交流的地理优势和集聚财富的社会制度机制。
　　不论是边远地区还是城市周边，都不应该有贫困区域存在。贫困是一个大问题，都应该是政府认真对待的问题。政府应该检讨除了地理上的因素之外，还有没有人为的政策性的因素导致贫困地区的出现。附和京津处于安全孤岛地位的夸张论调，有点容易误导人们认为远离都市的贫困是理所当然、是可以容忍和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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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何建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