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财经日报》：和谐社会具体到深圳，就是“和谐深圳”的提出，深圳为此还将推出和谐指数等，使和谐社会的理念具备了具体可感、可量化的指标体系。您对此如何评价？您认为，这种做法能够在全国推广吗?

　　高尚全（国家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数量化的指标系统在社会评价领域得到了日益广泛的应用。我认为，深圳推出和谐指数也未尝不可。有两个要求：第一，指标设计要合理、科学，能反映成绩和差距；第二，数据要真实，有代表性，能全面反映社会各个群体的真实情况，特别是反映社会公平、收入分配和困难群体的情况。

　　陈岸明（珠海市委副秘书长、市政策研究室主任）：这种提法很好，把比较虚的东西进行量化意义非常大，和谐社会成为对地方领导考核的一个重要指标，量化的指数将为政绩考核提供评价。我认为，在全国推广的意义也很大，但是对于统计手段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深圳如能将考核指标率先制定出来，对全国来说也具有借鉴意义。

　　迟福林：这无疑是一次积极的探索。“和谐社会”的建立从一开始提出便引起社会的广泛探讨，在一些具体指数的探讨上也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或者有一些指数通过实践证明不一定能够推广，但至少是在建立“和谐社会”某些方面的积极探索。

　　我认为其中至关重要的是“以人为本”，应将“以人为本”作为建设和谐社会的重点。深圳目前突出的优势是聚集了全国一大批各方面的人才，成为全国中高层人才的集聚地，这是深圳的突出优势。

　　郑剑飞：为和谐社会更量化而推出和谐指数，不论它最终是否得以推广，这本身就体现了特区的先行先试功能，这种探索也就体现出特区价值。当然特区本身有一定义务先行先试，不断总结经验，再上升到全国层面去。深圳先推出和谐指数，把衡量和谐社会的指标向各地区、各部门量化后，这本身也体现出一种前进的方向。也许最初这些指标可能不很完善，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完善。

　　郭万达：我认为，和谐主要用经济来衡量，这里面有经济、文化的差异，每个地方的参考指数不一样，要先看中国有没有一个和谐指数。深圳具体的指标还未公布，是否在全国推广还不好说，因为深圳人均GDP7000美元，可以与人均5000~7000美元的城市划为一类，但不能和人均GDP1000美元的地区相比。

　　李善同：没看到它的内容，没法评论。各地方发展水平不一样，具体量化的指标不一样，必须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来说。比如上海和贵州两地的指标肯定不一样。

(责任编辑：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