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讨薪不成而连杀四人的农民工王彬余，最终被地方法院处以死刑。这个善良的杀人犯，最终只有一个简单而朴素的心愿：希望社会上的人“不要瞧不起我们农民工”。（9月5日《新京报》）

　　也许过不了几天，王斌余就会被人们淡忘，但是王案引发的社会思考：社会，尤其是强势人群，该怎样对待穷人？当引起社会性的关注。

　　通常，社会评价对于农民工的否定往往大于肯定。在城市的深层意识里，农民工正日渐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的代名词。他们对城市的贡献很容易被忽略，为什么呢？因为人们觉得那就是他们该干的，吃苦受累是他们天生的宿命，因此，靠下苦力是不会博得城市对他们的尊敬的。而他们中的少数人干的坏事就很容易引起社会的特别关注，黄、赌、毒，杀人越货，坑蒙拐骗，他们往往是第一怀疑对象。这样的群体，很难激起社会的保护欲望。虽然保护弱势群体的呼声日高，农民工的整体处境却没有明显改善，不上塔吊很难讨薪成功，连总理发话也不能一直管用。一个“讨”字道出了农民工的生存处境是多么艰难。

　　难怪熊德明回去养猪了。在一个整体漠视、歧视穷人的社会里，在一个讲求效率优先的社会里，替农民工代言是那么好代的吗？尽管农民工也知道借助媒体的影响力，尽管有良知的社会舆论也在努力为他们争取权益，但贫富差距拉大，城乡隔阂日益严重，仍使农民工的命运难以走强。在强大的城市歧视和生活压力面前，农民工的心理失衡问题也在日益显现，犯罪也因此增加，因而农民工更被视为洪水猛兽，在城市的眼里代表了一股反社会力量，或者说不稳定因素。

　　农民工被妖魔化当然有政府责任在。但我们也应看到，随着政府权利的削弱，单单指望政府全面改善农民工的处境已不太可能。而种种关于农民工权益保护的法规，也在漠视和歧视的大环境下，难以完全发挥作用。所以，王斌余的杀人也就不奇怪了。他无疑是给社会提了个醒：如果不能善待穷人，社会就将面临不稳定。如果漠视穷人的存在，社会就将得到报应。

　　由此引出了一些边缘思考：中国的富人一向吝施，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大多有一种糊涂认识：认为财富是个人奋斗或者是政策惠顾的结果，而甚少想到其实这更多是社会合作，尤其是穷人为之牺牲的结果。不信你问十个富人，有九个都会历数个人奋斗或者感谢政策，而不会感谢社会，更不会感谢穷人。向穷人施善的中国富人们，大多是出于一种社会性的需要，而甚少悲悯情怀，更别说真正出于知恩图报的心理。如此缺乏反哺之心，使中国社会的贫富矛盾更加突出和激化。

　　其实谁都明白，在市场经济过程中，贫富之间产生一定的分化是不可避免的结果，而贫富分化往往最易引发社会问题。那这种现象怎样才能得到缓和呢？我想除了政府的努力，社会尤其是富人也应该给予穷人关照，而这种关照往往会带来双赢的结果：富人关照穷人也就是关照自己。因为只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才是创富的根本，保障王斌余们的权利也就是保护富人自身的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民工不是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漠视农民工，逼得农民工要“玩命”，才是最大的不稳定因素。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