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克林顿，两个星期前走了一趟为期四天的访贫问苦之旅，途径阿帕拉契亚、密西西比三角洲、黑山和洛杉矶犹太区等地，令人联想起过去三十年约翰·林登和罗伯特·肯尼迪相似的旅程。

　　三十多年来，美国的脱贫问题，还不至于里根总统所说的“我们向贫困宣战，但贫困战胜了我们”那么毫无建树，毕竟，贫困线以下的黑人人口，从1990年的30%下降到27%，而黑人的失业率也从1985年的15%下降到9%，但是，看到一些地区贫困代代相传，不能不令人感到沮丧。贫困的根源到底在哪里？

　　经济制度和政策的因素无疑是首要的。对比那些地理位置、物产资源、人口素质、历史进程和文化传统都非常相似的地区，就不难发现，这些地区所实行的经济制度和政策，对经济繁荣起了关键的作用。南朝鲜和北朝鲜的比较、西德和东德的比较、非洲原殖民地国家独立前后的比较，都能提供如同物理实验一样有力的证据。

　　然而，狭义的经济制度和政策，并不能够解释所有的贫困现象。在美国，同样生活在自由神像之下，来自中国、日本和朝鲜等东南亚的移民，普遍都能够迅速适应环境，逐步提高生活水准，而墨西哥和中美洲的移民则相形见拙。东南亚裔人的教育程度早在很多年以前就已经超过了全国的平均水平，但西班牙裔人的高中辍学率却长期在30%左右徘徊。此外，许多黑人社区、犹太人区和印第安人保留区，经济状况也同样积重难返，毫无起色。

　　因此，只有扩充“经济制度”的涵义，将文化和习俗包括进来，从广义上理解经济制度，才能寻找这些群落持续贫困的原因。

　　在这个年代，文化相对主义在知识分子当中相当流行，它认为，各种不同的文化都是平等的，这有这的好，那有那的好，不同类型的文化，都是不可比的。这种观点，貌似持平客观，但实际上抹杀了文化之间的优劣、竞争和进步。

　　F.哈可特说得漂亮：“我相信健全的物质主义的一切成果——好的伙食、干燥的住宅、干净的脚、热水、洗澡、休假、骏马、畅谈、戏剧、……每个人都应该享受它们。没有尝到这些东西的滋味而死去的人可能象圣人那样优雅，象诗人那样精神丰富，但是，那都是由于没有这些东西他们也能如此，而不是没有这些东西使得他们如此。”

　　事实上，文化并非建基于无形。文化跟成文的法律和制度一样，都是针对生活中的问题而创造出来的解决方案。既然人类面临共同的问题，诸如匮乏、自私、竞争、疾病、失业、通胀等，那么就能够从解决问题的效果上比较不同的文化。

　　住在阿帕拉契亚的主要是来自苏格兰和爱尔兰贫困地区的白人，他们倾向暴力、厌恶工作、蔑视教育，这与来自英格兰东部居住在麻省的白人文化大相径庭，他们重视教养、崇尚平和、善于沟通。犹太人和日本人的孩子，可以满腔热忱地徒步到老远的地方上学，但墨西哥人和黑人的家庭，对读书则往往兴趣索然。那些强调个人的深思熟虑和坚忍不拔可以改善命运的文化群落，哪怕起点低，也往往能取得显著的进步；而那些强调宿命论、鄙视商业和教育、封闭排外的文化群落，贫困则挥之不去。

(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