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经济改革事业是从农村开始的，二十多年以前一些有胆有识的人冒着风险开始了土地承包制，这一举措冲破了农业合作化以来吃大锅饭的被动局面，使被束缚的农业生产力得到了解放。

　　而我国的医疗改革事业则是从城市着手进入的。十多年以前一些有头有脸的人，冒着风险开始了各种医疗卫生改革措施，使原本并不十分发达的中国医疗事业一下子走向了市场。商品经济的手段与陈旧的卫生行政体制相结合，生出了一个不伦不类的怪胎。没有人怀疑医疗事业的本质是救死扶伤，也没有人怀疑商人的真理是追求利润，如果把他们进行单独的衡量，救死扶伤也好、追求利润也好，原本并无过错，但是如果把这二者嫁接在一起，则必然产生一种冲突，正是这种冲突困惑着我们的医疗改革事业，并且渐渐地走入了无法自我解脱的怪圈。

　　设计者最先想到的是“双轨制”，人为地划分价格界线，规定超过界线的不得报销。所谓报销是一种福利手段，因为个体的情况不同报销的比例也有所不同。另一方面，医院是要划分成等级的，不同等级的医院费用有所不同，制药商和药品供应商也是要分出高下的，同一药品由于厂家不同，包装有异，价格自然也就贵贱参差。加上市场经济中混杂的不良现象，红包的大小，良心的好坏，如此这般，竟如千头万绪，最终制度设计者不得不承认我国的医疗改革事业面临困境。

　　然而几乎所有的人冷落了另外一个事实，把土地分产到户不难做到，农民可以按照自己的经验在分配给自己的土地上收获他们的辛勤。但是有些需要社会承担的义务，却无法划分到每个农民的户下。学校不好分，于是教育部门将大量村办教师转为正式教师，把教学设施和力量集中起来，有的千方百计向学生家长乱收费，有的挖空心思拖欠教师的工资。“再苦不能苦了孩子，再穷不能穷了教育”，于是在忠于教育事业和善良传统的信条下，农村的教育工作尽管面临无数困境，仍然艰难的维持着，抱着希望等待着“希望”的到来。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就更加困难，药品无法分下去，医生难以整上来。

　　几十年以前，农村曾经有过一大批“赤脚医生”，所谓“赤脚”是标明了农民的身份，所谓“医生”是想说这些人具备一些简单的医疗常识。如此半农半医，素质难以把握，尽管也为当时的村民提供了很多医疗的方便，但用科学的眼光审视，自然无法适应今天的新时代。于是原来活跃在村村寨寨的“赤脚医生”们，只留下个“赤脚”的身份，“医生”二字被扫荡殆尽。可惜“赤脚”的下田了，穿鞋的又不肯来，使农村的医疗事业同样陷入困境。

　　如果说在城市中有人生了病，将面临很多困难，排队挂号，交押金，求大夫，没有钱的可能看不起病或者看不好病。生活在农村的人生了病又怎么样呢？他们将面临的可能是一场灾难，甚至是一场灭顶之灾。即便是有一定经济能力的人，也要跑到几十里甚至几百里以外的城市中求医问药，有些急症病人最终未能活着赶到医院。遇到家庭经济有困难的，千方百计赶到医院又能如何呢？只有长叹息。因此有不少农村重症病人甚至放弃了救治。有诗为证：“生命诚可贵，药品价更高，若为生活故，有病不敢瞧”。在农村如果家里有了病人，又是久治不愈的，那就只好全家一起脱富致贫。于是那句口号在这儿就变成了：“再苦只能苦了病人，再穷只好穷了医院。”

　　数以千万计的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他们看病的问题更为制度设计者始料未及。尽管城市里近年开设了一些私人医院，但多以高档著称，显然是为了那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提供服务的。只有在城乡结合部偷偷摸摸设立的一些小诊所，才是农民工们求医问药的去处。这些所谓的小诊所又绝大部分属于没有医疗资质，没有医生证明，甚至连卫生许可证都没有的三无诊所。但是这里有价格便宜能够临时治疗一下的药品，而这些又是农民工所期待的。大部分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年龄多在18岁至40岁之间，但是再强壮的身体也会生病，这一部分人的医疗卫生问题，似乎同样被我们冷落了。

　　一个社会的医疗保健体系，主要依赖政府根据社会的发展进行统筹兼顾，简单的行政命令或者简单的市场行为，都不能解决我们社会运行中所面临的医疗体制改革中遇到的问题。在医疗机构日趋多元化的今天，不论是何种体制下的医疗机构，都不能忘记救死扶伤的根本方向。人的社会地位或者经济地位，并不必然平等，但是人的生命权利是绝对平等的，因此在医生的面前或者医疗机构的面前，所有的不幸生病的人们只有一个称号———“患者”。而所有的患者都等待着我们去救治，去伸出救死扶伤的援助之手。

　　我想起小时候唱过的一首童谣：“大和尚有病二和尚瞧，三和尚抓药四和尚熬，五和尚挖坑六和尚埋，小和尚一旁苦起来，轮我有病找谁抬。”我们的社会应当建立一种公平的机制，不仅仅是耕者有其田，而应当是老有所养，病有所医。

(责任编辑：崔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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